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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至于面包所具有的那些适于营养和补益人的身体的性质，无论感官或理性都是不能告诉我们的。视觉或触觉固然可以将物体的真实运动的观念传达给我们，但是有一种奇妙的能力或力量，使运动的物体在连续的位移中一直前进，物体除了把它传达给别的物体以外，从来不会失掉它。对于这种力量，我们是不能形成一点观念的。但是，我们虽然不能知道自然的能力和原则，当我们看到同样的感性性质时，却总是假定它们也具有同样的秘密能力，而且还期待它们产生出与我们过去经验到的结果相似的结果。如果有一件物体摆在我们面前，它的颜色和硬度和我们所吃过的面包相同，我们就会毫不踌躇地重复以前的实验，并且预先断言，它将给我们与以前同样的营养和补益。这一个心理过程或思想过程，我很愿意认识它的基础。从各方面来看，我们都必须承认，在感性性质和秘密力量之间，并没有前面所说的那种联系；因此，心灵通过对于它们本性的任何认识，也不能作出这样一种结论，认为它们中间有恒常的、有规律的联系。至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可以承认，只是提供出关于一定事物以及认识这些事物的一定时间的直接、确定的报告。但是，何以这种经验可以扩张到未来，扩张到以我们认为仅仅在表面上相似的其他事物上面呢？这正是我要想追问的主要问题。我以前吃过的面包固然给了我营养，就是说，一个具有这样一些感性性质的物体，在那个时候。是带有那样的秘密能力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出，别的面包在别的时候也一定对于我有营养，而且相似的感性性质总是一定带着相似的秘密能力呢？这个结论看来决不是必然的。至少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有一种由心灵推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步骤，有一种思想过程和一种推论过程，需要我们加以解释。下列的两个命题决不是一样的：一个命题是：“我曾经见到这样一个事物经常有这样一个结果跟随着”，另一个命题是：“我预先见到别的表面上相似的事物也会有相似的结果跟随着”。我承认一个命题可以从另一个命题里正确地推论出来，而且我知道事实上它经常是这样推论出来的。可是，如果你坚持这个推论是由一串推论作出来的，我希望你将这个推理提示出来。这两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觉的。如果这个结论真是由推理和论证推出的，便需要一个中介，心灵只有通过这个中介才能作出这样的推论。这个中介是什么呢？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
（洪谦 译）
对我的智力的评估
作者：达尔文
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生于英格兰。1831年大学毕业后以自然科学家身份作环球考察，后创立生物进化理论。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首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阐释和发展进化学说，又著有《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
在这里，我已经列举出了我所有的已出版的书，它们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所以我再要讲的话也就不多了。除了现在要讲的一点以外，我还没有发觉自己的思想在30年内有什么变化。只要是精力一般不降低，那当然也就未必会期望有任何的变化。我的父亲享寿83岁，他的思想却依旧同往常一般敏锐，而且他所有的官能都没有显著的衰退。我希望我最好是在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显著枯竭时就与世长辞。我认为，我在探寻正确解释和想出一些实验核对的方法方面，已经比过去略微熟练了些；可是，这大概只是单纯的实践和大量的知识积累的结果罢了。我在清楚而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方面，仍旧像往常一样，很感困难；这种困难使我耗去了极多时间；可是，在这方面也有一种补偿，就是：它使我不得不对每一句文字作长久而且专心的思考，因而就会使我在推断方面，在自己和别人的观察结果方面，看出错误和失察之处。我的思想中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特征，它使我最初在叙述自己的说法和主张时，总是采取错误或拙劣的表达方式。从前，我时常在写作时，要在推敲自己的文句以后，方才下笔写出它们来；过了几年后，我得出了结论，为了节省时间，尽可能迅速地用极其拙劣的笔迹，潦草地写满全页。接着就把它们缩减一半，然后才去仔细考虑，改正它们。这样记写的词句，反而时常要比我事先深思熟虑后可能写出的词句，更加优美些。
上面已经讲了很多我的写作方法；我打算再补充讲一下，我在自己著写的几部书中，曾经把大量时间耗用在一般的材料整理方面。起先，我在两三页稿纸上写出最粗略的提纲，接着把它扩充成几页较长的纲要，用不多的词句，甚至用单词，去充当整个论断或一批事实。我开始以扩展形式写作以前，先把其中每个小标题再扩大一些，而且时常把它们更换成新词。因为在我的几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其他科学家的观察资料，又因为我经常同时研究几个完全不同的专题，所以我就准备好三四十个大纸夹，把它们放置在书橱中贴有标签的搁板上，这样我就可以立刻把各种个别的参考资料或便条存放进有关的书夹中去。我购买了很多图书、在它们的未页上，记写了书中所有与我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事项索引。有时，如果这本书不属于我自己，那么，我就写成一篇单独的摘要；在我的一只大抽屉中，就装满了这些摘要。在开始从事某个论题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先去查看所有简短的索引，编写出一个分类的总索引，以后再选取一个或几个适当的纸夹，因此就可以获得我过去收集到的所有备用资料了。
正如我曾经讲过的，在过去二三十年内，我的思想方式在一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我过去一直到30岁，或在超过30岁的时候，曾经对很多种类的诗歌发生了很浓厚的乐趣；其中，有弥尔顿、格雷、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雪莱的诗篇；甚至在中学时代，我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历史剧，已经有了强烈的爱好。我还讲到过，从前我对绘画也有相当的爱好，而且也对音乐非常热爱。可是到现在，很多年来，我竟不能容忍去阅读一行诗句；最近，我尝试去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发现它枯燥乏味，使我难以容忍，以致厌恶万分。我几乎也丧失了对绘画和音乐的兴味。音乐已经不再使我感到快乐，通常反而只会使我过分紧张地去思考自己当时要去干的工作。我对绮丽的风景，还有一点兴致，但是它已经不再像往年那样，引起我极度的狂喜之情了。另一方面，有些长篇小说，它们是幻想的作品，虽然其幻想并不属于很高级的，但在这些年里却使我获得了异常的安慰和快乐，为此我时常赞美所有的长篇小说作家。家中人曾经把很多长篇小说朗诵给我听，只要它们的内容情节一般是好的，或者它们的结局不是悲惨的，我都会感到高兴；应当批准通过一条法律，禁止出版那些结局悲惨的长篇小说。依照我的趣味说来，如果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能使人产生真正的热爱，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作第一流的作品；而且如果主人公是一位姣美的女郎，那就更好了。
我对这种高尚的审美兴趣，丧失得实在奇怪而且可悲；这种丧失也是最令人惊奇的，因为我对于历史、传记、游记（不论其内容是否有任何的科学性事实）和种种专题的论文，仍旧同往常一样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头脑，好像已经变成了某种机器，专门把大量收集来的事实加工研磨，制成一般的法则；但是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必然会引起我头脑中专门激发高尚审美兴趣的那些区域的衰退呢？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具有比我更加高级的或者构造更加良好的头脑，那么，他就不会遭受到这种损失了；如果我今后还要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一定要制订一条守则：至少在每个星期内，要阅读几首诗和倾听几曲音乐；大概采取这种使用脑筋的办法，会因此把我现在已经衰退的那些脑区恢复过来。这些兴趣的丧失，也就等于幸福的丧失，可能会对智力发生损害，而且很可能也对品德有害，因为这种情形会削弱我们天性中的情感部分。
我的著作，在英国销售量很大，而且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外也再版过几次。我曾经听说，一部著作能够在国外获得成功，就是证实它具有永久价值的最良好的检验标准。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正确；可是，如果用这种准则来作判断，那么，我的姓名大概将会再留传下去几年。因此，我觉得，一个人要对那些使自己获得成功的智力性质和条件来作分析，虽然很难获得正确的结论，但是也不妨来试它一试，可能是值得这样干的。
我既没有极其敏捷的理解力，也没有机智；有几位聪明的人士，例如赫胥黎，就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因此，我只是一个很差的评论家。我在初次阅读任何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时，通常总是对它发出赞美，但是在继续作了一番思考以后，马上就会看出它的缺点来。要我遵循一条冗长的抽象思想路线——这种本领，对我是有限度的；因此，我在形而上学和教学方面，从来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有几位评论家曾经批评我说：“哦，他是一位出色的观察者，但是他却没有推理能力！”我认为，这种评语是不正确的，因为《物种起源》一书从开头一直到结尾，恰恰就是一长篇论证，而且它已经使不少有识见的专家信服了。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推理能力，决不会写出这部著作来。我有一点本领，就是推理能力，正好像每一位颇有盛名的律师和医师所具有的这些本领一样；不过我自信，我在这方面的本领并不太高强。
另一方面，我以为对我有利的一种情况是：我具有比一般水平的人更高的本领、能够看出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事物，并且对它们作细致的观察。我在观察和收集事实方面，勤奋努力，真是无以复加的了。尤其重要的是：我热爱自然科学，始终坚定不移，旺盛不衰。可是，我却怀有一种虚荣心，想要博得我的同道自然科学家们的尊敬；这种虚荣心也就强烈地促进了我对自然科学单纯的热爱。我从少年初期开始，就抱有极其强烈的愿望，想去了解或说明自己观察到的事物，也就是说，想把一切事物分门别类，归纳到某些一般的法则中去。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曾经培养出我的一种耐心，使我能够在任何悠长的岁月中，对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顽强地思考。根据我所能作出的判断，我对于别人的指示，并不轻易听信，盲目遵从。我始终不变地努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其范围可使我在一见到事实明显地相反于我深爱的任何假说时，马上就放弃这个假说（而且我对于每个专题，总是忍不住想要建立一个假说）。的确，我只能照此办法去行动，别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因为我记得，凡是我初次建立的假说，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总是使我不得不放弃，或者作重大的修正，只有《珊瑚礁》一书中的假说是个例外。这种情形，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我对混合性科学中的演绎推理方法的极不信任。我认为，富有怀疑态度，这对科学家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不致损失大量时间；然而，我曾经遇见不少人，我相信，他们正是由于（缺乏怀疑态度），不敢去试验和进行观察工作，不管这些工作是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益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现在举出我很早已经知道的一个十分离奇的事例。有一位先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区系植物研究家），他从我国东部郡县写信告诉我道，那一年各地的普通豆科植物种子，即豆子，竟与往年不同，都错误地着生在豆荚的另一侧边上了。我在复信中，请他作更加详尽的报导，因为我不理解他所指的是什么；但是过了很久，却毫无复音。此后，我看到了两张报纸：一张是肯特郡出版的；另一张是约克郡出版的；在它们上面都载有一则新闻，报导这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本年所有豆子，都错误地着生在（豆荚的）另一侧边上。”那时我就想，这种说法，竟流传得这样广泛，一定有某种根据。因此，我就去找自己的园丁，他是肯特郡的老人；我问他，对这种说法，是否听到过什么来历；于是他回答道：“哦，不对，先生！这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