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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向先生提出过要在他家当寄食学生的请求，先生说：“只有后面堆杂物的屋子亮一些，你来看看。”他把我带到那儿。我一见那屋里满是垃圾，连草席都没有，是个名副其实的杂物间，便泄气了，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当时我如果坚持要住进去，先生也一定会帮我打扫干净并铺上草席的，然而，当时竟没有那样的勇气。
那时和先生要好的教授同事中有狩野亨吉、奥太一郎、山川信次郎等人。漱石先生作的小说《台风》中的一个模特儿便是奥氏，他很有威信。
学校里教的是《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由》①和《织工马南传》②。松山中学时代的教学方法是采用非常仔细的逐字串讲，不过，我却更喜欢与之相反的以达意为主的教学方法。上课时，先生只是流畅地朗读，随后问：“怎么样，理解吗？”与此同时，就文中的某一节在黑板上写出各种例证。有一次考试时，我背出几段先生引用过的霍玛的诗句，将它引用到答卷上，结果成绩使我大大得意了一番。
①英国散文家德·昆西（1785—1859）的作品。
②英国女作家爱略特（1819一1880）的小说。
先生走进教室，先从西装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不带链子的镀镍表，轻轻放在桌子的一角，而后开始讲课。当他神采飞扬地讲解复杂难懂的课文时有个习惯动作，就是老伸出食指斜摁自己的鼻梁。碰上学生中有爱刨根问底钻牛角尖的，先生便以一句话来使之语塞：“这事你问写的人便可明白！”当时，我的一些同学都十分害怕先生，然而，他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丝毫不令人可怕的、最和蔼可亲的老师。
每天上午七时至八时课外讲座时间，先生主要为文科的学生们讲《奥塞罗》①。记得那是冬季，从二楼的窗口望去，先生紧裹着黑大衣像游泳那样急急跨进学校大门时，教室里顿时腾起了“啊，来了，来了”的声音。先生的大衣穿得齐齐整整，风度翩翩，很是潇洒。但是，先生在自己家里身穿黑色和服短外褂那副冷漠端坐着的姿态，总使我觉得他具有水户流浪武士那样的古风。
①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156——1616）的四大悲剧之一。
暑假里，先生给在家乡探亲的我寄来的明信片上，以洗练的水墨画着一个伸腿仰面朝天午睡的人，明信片上附着一首俳句诗，诗里好像有什么“狸猫的午睡”之类的句子。先生活脱是狸猫般的脸上长着他特有的胡子。看来，当时先生有着午睡的习惯。
高中毕业升入大学之际，承蒙先生的介绍，我到上根岸莺横町拜访了卧病的正冈子规。子规向我介绍了夏目漱石先生在寻找工作及其他方面许多孤军奋斗的故事。实际上，子规和先生是相互敬畏的最亲密的朋友，可是，当我问先生时，他便笑着说：“子规这人是个凡事认为自己高明的狂妄之徒呀！”话似含嘲讽，我却从中体察到他们互敬互谅的诤友情谊。
先生出洋留学时我去横滨送行，他乘的是洛伊德公司的普鲁森号轮。和先生同行的芳贺矢一和藤代祯辅一边挥动帽子，一边愉快地向来送行的人话别。唯有先生一个人倚在离他们不远的船舷边，一动不动地俯视着码头。轮船启动时，我看到夫人用手绢捂住了脸。不久，一张寄自神户的明信片到了我的手中，上面写着俳句“海上秋风吹学子”。
先生留学期间我因病休学一年，在故乡的海岸边疗养。我不堪寂寞，给先生写了冗长的信寄往伦敦，而后，企望着先生的来信。这以后病愈再到东京，不久，我妻子死了。我在本乡第五街公寓中居住时，先生回国了。我去新桥站（今汐留）相迎，只见先生跨下火车，急切地把手伸向女儿，托着下颚抬起她的头久久地凝视着，许久许久才放开手，露出了他特有的微笑。
先生刚回国，借住在矢来街他夫人娘家中根氏宅邸，我去他家时，恰逢一口装满书籍的木箱运到，一个名叫土屋的人打开箱子取出书来。当时有幸见识到英国美术馆收藏的许多名画的照片，先生要我从中挑上两三张好的。于是，我得到了雷诺兹①的少女像和牟利罗②的《圣母的诞生》等名作。先生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束人造白玫瑰花，我问那是什么，回答说是人家送的。那天在先生家着实美餐了一顿寿司③。当时我竟一点没有发觉，后来才听人说，先生夹寿司卷时我也吃寿司卷，先生吃鸡蛋，我也去取鸡蛋，先生剩下虾子，我也留下虾子不食。先生逝世后发表的笔记中所说的“T君吃寿司之方法”恐怕就是这时候的事吧。
①雷诺兹（172——1792），英国肖像画家。
②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写实主义画家。
③日本特有的一种点心，用醋、盐调味过的米饭拌上或卷上鱼肉、蔬菜、海苔制成。
自从先生定居千驮木之后，我一如既往，总是三天两日地去玩。那时先生是英国文学课的教师、俳句家，门庭还不算热闹；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他添了不少麻烦的。有时虽然先生说了“今天很忙，你请先回去吧！”而我，总是海阔天空地聊些道听途说的事久久坐着不想离开。先生在工作，我就在一旁看《斯图迪》杂志上的画。那时，先生很喜欢透纳④的画，经常谈论有关这个画家的各种趣闻。有一次先生不知从哪儿得到一点稿费，立刻去买了一套水彩画笔具、写生册和象牙订书刀，高兴地拿给我看，他用那套笔具画了明信片送给要好的朋友。小说《我是猫》出版后，与桥口五叶和大家捕给子女士也互赠过明信片。象牙订书刀后刀刃出现缺口时，先生便用小刀削好使之恢复原样。他常说，“要跟上时代”，经常把象牙刀放在脸颊和鼻子上磨擦，油脂渗进去使它变成了鳖甲色。书斋的墙上挂着一个不知名的黄檗宗和尚写的半幅字书，案边放着一把天狗鹅毛扇，用黑墨水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总搁在书桌上，铃木三重吉画的影法师侧面像也贴在墙上。还有不知是谁送的瓶装柑桂酒，先生喜欢它的形状和颜色，并邀我喝，“这是有杉树叶味道的酒呀。”青绿色的羊羹是先生爱吃的。我们一起去小吃店时，他常征询：“要青豆汤么？”
④透纳（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
《我是猫》这部作品的发表使先生一鸣惊人。与《子规》同人杂志有关的人召开的文章研讨会常常在先生家召开，先生读完《猫》文后紧接着朗读的总是高浜虎子。我曾经听到先生十分难堪、拘谨地朗读自己的作品。
我在学校翻阅哲学家杂志时看到名叫莱威宁·哈顿的一篇论述《上吊的力学》的稀奇的论文，便告诉了先生。先生说：“这很有趣，借我看看。”于是我去图书馆借了给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后来在（我是猫）一书中成了寒月君的讲演再现出来。先生在高中时是数学的高手，他对这类论文具有一读就懂的素养，我想，这在文学家中恐怕还是个特例吧。
先生同我和高浜、坂本、寒川诸氏同去神田连雀街的鸡肉店进午餐后，在须田街一带漫步时，寒川氏谈起一个怪记者投水自杀的场面，后来也变为《我是猫》中的一节，成了寒月君的一个行迹。
我常和先生一起去上野音乐学校听每月一次的“明治音乐演奏会”，演出的曲目中有时有一种由青蛙叫声和开香槟酒瓶盖相混杂的标题音乐，这种音乐实在怪得出奇，当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轻松地漫步在精养轩前的时候，先生“咕一咕一咕”地学着蛙鸣，又滑稽地笑起来。我觉得，先生那时处处显现出年轻人特有的书生气。
我的白色法兰绒围巾用成灰色了，先生就说，脏了，让女佣去洗。看起来，先生具有东京人那种时髦的气派，对各种服装有特别的嗜好，外出时总穿得板板正正。他曾对我说：“哎，我新做了一套衣服，欣赏欣赏吧。”关于服装，先生给我的分数是不及格。我的棉法兰绒内衣从外套袖口中露出二寸来长，常常遭到先生的戏滤。我还是个生来迂执的人，先生搬家时我也没去帮忙，这一点也一直被先生挂在嘴上。先生还曾笑着说：“T君送给我的家乡土产干松鱼只有一瓶。”对于以孩子般的心情集于门下的年轻人来说，先生总是用慈父的宽容来对待我们的一切缺点和过失的，不过，他的社交技巧的背后隐藏着的对敌意和谋算的敏感，我们通过先生的作品也能了然。
先生写小说《虞美人草》的时候对我说：“我让你看看我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吧。”一天，他带我参观了学校地下室里的实验装置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当时，正好在试验用纹影照片拍摄子弹飞行时前后的气流。先生问：“把这个写到小说里去行吗？”我说：“这恐怕难于表达吧。”“那么，你试着口述一个实验的例子吧。”那时，我说了偶然读到的一个名叫尼克尔斯的学者进行的有关“测定光压”的试验情况。这样听了一遍，先生就完全理解了试验的要领，他写的《野野官》就是描写这种实验情况的，作品相当确切地写了这种只听过未见过的试验。这样的本领在日本文学家中也是罕见的。
不仅如此，先生对科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谈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学科研方法这一大课题时常活跃在先生的脑海中，这点从他的论文、笔记中可以推测到的。不过，到了晚年，他忙于创作，似乎再没有这样从事研究的时间了。
先生在西片街住了一段时间，又迁往早稻田南街。我依然频频登门拜访，星期四是我们约定见面的日子，除此之外，我总是设法找点缘由在周日闯到先生家去打扰他。
我出国期间，先生在修善寺得了那场大病，一度在生死线上仿惶。当时，小宫君寄来画有先生住的旅馆的明信片我是在月沈轩的低级旅馆中收到的。回国后相隔很久再见到先生时，只觉得他和以往的先生有些不同了，他已上了年纪。会学青蛙叫的先生已不复存在了。他乐于画一流水平的南画，这种画是过去水彩画的发展。我试着不客气地给予批评，先生嘴张得大大的，脸上非常难堪。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批评，又重新修改了。先生一面是十足的固执，一面又是老实听取他人忠告的好好先生。我便常常进行随意的，有时甚至是失礼的批评，想来真有点对不住他。有一次，我们许多弟子拉着先生去浅草的月亮公园坐旋转木马，当时，他真有些为难，可是，毕竟按年轻人所要求的那样跨上木马转起圈子来。那时，先生常去逛赤城下的古董店，看中了“三圆的柳里恭”①画，便邀我一起去看货。在位于京桥边的读卖新闻社举办第一次革新画家联合展览会的时候，我看到一幅相当满意的画，我对先生说想豁出钱买下来。他说：“好！让我给你去瞧瞧。”一起去看了以后，他说：“真不错，这是好画，买下来吧！”
①柳里恭（1706——1758）即柳泽淇园，精通儒学、佛典、医药的日本博学者，擅长画元、明风格的花鸟画。
先生晚年嗜好书法，据说泷田樗阴君在周四会面日一大早就闯来，坐着催先生为他写几张，先生也真的写了好多幅，使他如愿。我总觉得自己是随时可以请先生写的，然而，竟没得到一张书画。不知哪一天，先生特地在信中赠我一首写在绢本上的汉诗，除了先生住在千驮木时的名信片外，这便是唯一的纪念品了。后来，先生过世后，又从家属那儿得到他一幅挂画。
先生向宝生新学谣曲，一次他唱的时候，我说先生的曲子是翘舌唱的，先生便说，“你真是个说不出好话的家伙”，这件事一直使他耿耿于怀。
有一次，我和先生在早稻田住处的会客厅谈话时，从走廊上走来一个莫名其妙的醉汉，他衣着粗陋，东张西望地坐到先生跟前，突然以很不敬的口气大声骂将起来。后来才知道他是由M君带来的曾经是赫赫有名的O文士。这个意外的情况使带他来的M君张皇失措，呆呆地不知怎么办，但先生却以极风趣的态度对付醉汉，他毫不逊色地以同样的表情、腔调起劲地与醉汉的僵舌对答，这时，我觉得又看到了那个不肯服输的东京汉。
先生最后一次患重病时，我正好也得了同样的疾病，十分虚弱，我到江户河畔的花店里买了一盆秋海棠前去探望，没获准与先生见面。据说夫人捧着花盆走进病房，先生只说了句“真美啊！”我在厨房与M医师谈话时，突然病房里传来痛苦的呻吟，先生的胃好像又在大量出血。
我们没来得及赶上先生的临终，K君特地跑来送最后的通知。我搭上人力车，摇摇晃晃地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