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洌�7卷对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的研究有相当发展，第7卷第1、2、3分册不久有可能同时出版。其中加进了西欧伟大的社会学家格利高里·布尔和研究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德莫西·布鲁克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本质观的两部分论述。这卷由我的朋友凯内斯·鲁宾逊编辑，他对这个研究课题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虽然我恐怕无法亲眼看到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全部完成，但至少我对它能成功地完成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F．W．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最后，我谨向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尔公学的我的校长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的谢意。
（曾雄才 曹永刚 译）
童年忆旧
作者：波普尔
童年的回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是1902年6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伐伊特区的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智力生涯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经过来说，我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是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的感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一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的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以得到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好恶。我不相信这说法。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的迷人的微笑，她的双目失明的悲剧，两者都使我的心碎了。这真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儿童时，维也纳一盆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味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儿童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建立和管理的一个庞大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是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中的一个人。）
我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是件必定使人大吃一惊的事，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接头。奥地利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靠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那末，奥地利国会看来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国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并且一直到1918年仍被列为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并且现在看来似乎永远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维也纳大学因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而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民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避开一切政党，并且不把自己和他的任何政府混同起来。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仑·基尔凯郭尔给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戒律。
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下熏陶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律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卷巴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尔伯和伯拉姆斯的作品。我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我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家姓施夫，我将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对他的工作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合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并且父亲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那部分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韵文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的：有一天我发现荷拉斯的一些欢快的韵文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伊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列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籍。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籍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3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尔吕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奇遇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尔吕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尔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对我来说她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以及其次学习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3个R①。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儿童的推一要素；有些儿童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①即阅读、写作和记忆。——译者注。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尔吕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岁。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大公爵弗朗茨·斐迪南，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的。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