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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底下的真正的海洋，海市蜃楼般的风景就会立刻无影无踪：它既不是正午的灼热，也非晚餐后的美妙和波浪轻摇。几乎从水平方向而至的光线，只把涌向它们那个方向的海浪照亮，海浪的另一面则一片黑暗。膨胀的海水于是现出鲜明浓重的暗影，如同脱胎于一种金属。一切透明的景象全部消失。
于是，通过一个很自然，却又始终无法觉察和迅疾的过渡，夜色取代了暮色，一切均不复原来的样子。天空，在临近地平线的地方，是一团漆黑，高处则呈土黄色，最高处是一片蔚蓝，被白日结束逼得四处逃窜的云朵业已呈现支离破碎之状，很快就只剩下了干瘪的病态的道道黑影，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支架，演出结束，灯光熄灭，立刻显现出其可悲、脆弱和临时搭就的本来面貌，它们所制造的幻象，并非出自它们本身，只不过是利用灯光和视角所造成的错觉而已。不久之前，云间还是那样活跃鲜明，每时每刻变化无穷，此时则被固定在一个痛苦而无法改变的模式里，将和渐渐黑暗下去的天空融为一体。
（赵坚 译）
教授的尊严
作者：费曼
费曼（1918——），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纽约。193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他提出的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与人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物理学讲义》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特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现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妨碍，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累赘了。然后又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所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像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我总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这些事总想自己作。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哪个旅馆”？
“在伊萨卡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去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用车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们正走在校园附近。
我们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筑，由一扇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有双层床。那时已是晚上了，我们想问问是否可以睡在那里，门是开着的。但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个小伙子说：“过来，我们就睡在这儿吧！”
我认为那样不太好，看来不是很光明正大。别人已铺好床，完全可能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们出去了。又走了一会，在一盏路灯下，看见从草坪上收集起来的一堆树叶——当时是秋天。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树叶上，就睡在这儿！”我试了一下，树叶相当软，我来回走得太累了，要是这堆树叶不正好是在路灯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烦。回想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人们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这回他们又该说了，瞧瞧康奈尔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授。他们认为，由于我做的某些蠢事，已经名声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严一些，这才勉强地打消了睡在树叶堆里的念头。
我们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座大楼前，这是校园内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我们进去了，门厅里有两个长靠椅。那小伙子说，“我就睡在这里！”于是蜷缩进入长靠椅上。
我不想引起麻烦，在楼底层我见到一个看门人，问他我能否睡在长靠椅上，他说：“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来，找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然后开始尽可能快地四处查找我的第一节课在什么时候开。我跑到物理系：“我的第一节课是什么时间？我错过了吗？”
那里的人说：“你一点也不用着急。8天内课程不会开始。”
这使我大为震惊：“嗯，您为什么告诉我提前一星期到这里？”
“我想在上课以前，你会乐意认识一下周围环境，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学生俱乐部，以便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场所，有许多学生在里面转来转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办公桌前，说：“我是新来的，要找一间房。”
那小伙子说：“朋友，伊萨卡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事实上，居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不论您相不相信，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睡在这个门廊的长靠椅上。”
我看看周围，果然就是那个门厅！我转向他说：“嗯，我就是那个教授，这个教授并不想再这样来一次。”
作为一个新教授，在康奈尔的头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时是可笑的。我到那儿几天以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对我解释，在学期末我们本来不接受学生，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当申请者是非常、非常好时，我们也可以破例。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请我审阅。
他问我：“嗯，您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他是第一流的，我们应当接受他。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让他来这儿。”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吗？”
“看不看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大声地说。
“绝对不会，先生！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想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新教授。”吉布斯喜欢我不假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没有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我说什么最好小心一些。”我还没像那样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截了当，而我说的就是进入我脑子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另一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他想和我谈论哲学。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印象不深，但记得他要我参加某种类型的教授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反犹太人的组织，他们认为纳粹并不是那么坏。他努力向我说明有许许多多犹太人如何做出这样那样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说完了，才对他说：“您知道，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是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出去了，这使我开始对康奈尔大学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在我妻子死后，我得重新开始生活，于是需要与一些姑娘接触。那时盛行社交舞会，康奈尔也经常举行舞会，让人们彼此交往，特别给新生或其他回校的人以很大方便。
我记得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情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没有跳过舞，甚至没有社交。所以我参加这次舞会，要尽可能地跳好，我想那是相当成功的。你可能常会说起，某人什么时候和你跳舞，以及他们觉得十分满意。
跳舞时，我和一个姑娘谈了一会；她问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也问了关于她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再想和那个姑娘跳舞时，找到了她：
“您是否还愿意跳一次舞？”
“不，对不起，我需要换换空气。”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间。”——就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了，而且同一排的两三个姑娘都如此。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吗？
我又和一个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问题：“你是学生，还是研究生？”（这里许多学生由于曾经在军队里呆过，显得比较老。）
“不，我是一个教授。”
“啊？什么教授？”
“理论物理。”
“我想，您莫非还研究过原子弹。”
“是的，战争期间我在洛斯·阿拉莫斯。”
她说：“您是一个该死的骗子。”——然后走开了。
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对每个姑娘所说的都是未经思考的，愚蠢的实话，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非常清楚，正是当我样样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礼貌，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姑娘们却一个一个地避开了我。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死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