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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为掩护，率领一个特派小组，配备一部
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
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
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
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
处主任有同学之宜，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
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
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
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
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
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
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 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
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
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
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 年1 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
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
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
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行动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浩以新五军
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
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 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备电台随孙部行动，亦
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
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
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
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
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
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
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并逐步收紧绳
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
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
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
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
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
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
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
无事！”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为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
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
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
人亲自转献蒋介石。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
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古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当马汉三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
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
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
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
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
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
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付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
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
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
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
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
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 年初，马汉三以商人
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
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
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 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
华北、内蒙古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
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
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
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
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
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 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
12 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
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
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
20 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
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
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
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
后再做计议等等。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殴英因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
讨剑，其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
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
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
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
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
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
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于是秘密派
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
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
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好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 年10 月11 日将川岛芳
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 号进行大搜查。这
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
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
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
“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
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
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
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
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
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顾。马汉三到北平后，
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
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
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
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 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
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辕行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
在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
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
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
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
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
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
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
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恩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
“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
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
“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据的。川岛芳子本
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
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
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
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
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
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
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间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
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
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露出去，徒然给对手
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
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
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
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