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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高招迭出，高潮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渐认定戴是对手，
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10
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
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
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
又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歉疚和
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
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
组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蒋之逼迫而成
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
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
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
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风说，过几天再来看看。
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
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
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
接着指使毛人凤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
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
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
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 年3 月17 日，保密局在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
世1 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
“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
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
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
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
军统大斗法
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被证实后，军
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首领，郑介
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角，均想把军统置
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
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
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
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
作非常卖力气，他最大的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做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
地一步步得到了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
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
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
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
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
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的人事、
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 年以后，蒋介石也
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
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
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
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
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3 派
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
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1 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
唐两人各争1 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4 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1 辆给
蒋介石外，3 人各得1 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1 辆，剩下2 辆。郑、毛两人便
各要1 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
奸的所有好车中挑1 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
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
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3 人
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
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
1 座洋房、1 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
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
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
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
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做法非常厌恶，或在
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
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决
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
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
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 派
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
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
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
则是想由目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
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
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军统”名号将不复存在“军统”。
“军统”为蒋介石的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它是以“军方”黄埔系为基础的。
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年8 月。这个系
统的特务，实际上早在蒋介石上台执政之时即已开始了活动。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他的侍从副官胡
靖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在上海纠集了一批黄埔军
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侦查组”，为蒋介石收集政治、军事情报材料。戴笠原是
黄埔军校六期的肄业生，参加了胡靖安的“侦查组”工作。
1928 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胡靖安奉命赴德国留学，“侦查组”的工作
即由戴笠接替，名义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尉联络参谋。戴笠组织了一批流氓、
帮会分子和亡命之徒，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以“学生”的名义把收集的情报呈
送到“校长”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批给戴笠特别活动经费，允许以“总司令部侦查
组”名义招榄人员进行活动。1932 年3 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
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
郑介民任助理干事，于4 月1 日正式成立。
1934 年4 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
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 年4 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
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
为第二处。1933 年8 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
简称的“军统”（第一处扩大成为“中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
戴笠任副局长（少将级， 1940 年后升任局长），实际负责。 军统局的规模异常庞大，内勤组织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是在各大城
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组”。其基本组织为“组”
及直属情报员。所有内外勤特务都是终身职务，不得中途退出。军统局迁到重庆后，
基本工作人员激增至4 万余人；在边远的伊犁、拉萨以及一些国外重要城市，都设
有机构；控制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
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警大队”；还控制了江南
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公开的武装部队。
1942 年，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发生了联系。1943 年4 月，中美
双方签订协议，合作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5 月1 日在重庆郊区磁器口
杨家山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美海军参谋部梅乐斯中校为副主任。
中美合作所拥有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及武器，有数百名美国特务来到中国进行活
动，在各地举办了十几个“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调集了四五万人接受训练，形
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队伍。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结束，所有器材、
人事移交军统局。
“军统”系统的特务，一直把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作为自己的首要
任务。在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围剿”时，它曾派遣大批特务潜入革命根据
地，刺探情报和进行抢劫、暗杀等活动；抗战开始后，又派遣特务混入八路军和新
四军中，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进行造谣破坏和窃取情报活动。
“军统”还组织了极其凶恶的所谓“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政治绑架和暗杀勾
当。他们嗜血成性，残酷毒辣。被他们秘密绑架和凶残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是难以数计的。1933 年6 月，他们在上海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
企图以此来镇慑宋庆龄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1月，他们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
主张抗日的《申报》负责人史量才，举国为之震惊。抗战开始后，满怀抗战热忱的
爱国将领杨虎城，刚从海外回到祖国，就被戴笠囚禁起来。经过12 年的辗转折磨，
他和秘书宋绮云两家6 口全被杀害在中美合作所内。1940 年3 月，他们在成都搜
捕了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和罗世文等10 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无结果后，
除将车、罗二人关押在集中营外，其余的人均被投入坑内活埋； 1946 年，又把车、
罗杀害在中美合作所内，并焚尸灭迹。
“军统”为了大量囚禁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在重庆望龙门设
立临时看守所（特务称之为“小学”），在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设立秘密监
狱（特务称之为“中学”），更在贵州省息烽县境内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集中营
（特务称之为“大学”）；此外，还在江西省的上饶县设有东南最大的上饶集中营。
特务们在这些杀人的魔窟里，对所谓“政治犯”施以种种非刑，并用美国新式器械
横加折磨，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特务也是蒋介石翦除异己力量的一支别动队。1933 年11 月，李济深等在福
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