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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察总局”： 1946 年3 月1 日，在南京成立的“交通警察总局”，由
吉章简任局长。吉章简与戴笠不和。一说，戴笠正是争夺不到“交通警察总局”局
长和“上海警察局”局长，才愤而出巡，以致飞机失事死于戴山。
其成立之初，辖下共有“交通警察”——武装特务25 万人，编为18 个纵队，
准备用来控制解放区的铁路，但未能如愿，全部撤返江南，损失了2 万多人；后来
再度撤到广州时，只剩下12 万人。而最后撤到台湾的不足3 万人，蒋介石就用这
些武装特务来控制着台湾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等城市的警察
局，都在这批武装特务的控制之下。
“警政总署”：国民党“内政部警察司”，在戴笠死前就已扩大为“警政总署”，
由军统局特务一手包办，内设参谋、财政、侦缉、训练等7 大处。
但正式宣告成立的日期却是1946 年8 月15 日。“警政总署”辖下的特务警
察，控制了台湾北部和东部，而在台湾南部方面，常和“交通警察”发生冲突。
戴笠死前亲自在上海、北平、南京、昆明等地举办特务警察训练班，由毛人凤、
毛万里弟兄负责，并由军统局特务专家负责训练，为军统局各地特务机关制造“新
血”。这时的台湾中下级特务，都是由这些训练班培养出来的。
戴笠死前不久，他曾派遣他的十兄弟之一——唐纵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军
统局特务争夺中统局的地盘，就是从此开始的。台湾的“内政部调查统计局”，正
地这两大特务机构的结合体，控制着全台湾居民的生活和思想。而且还在这个机构
下设立了“大陆工作处”（或称“大陆情报处”）。
戴笠的突然死去，是军统局的一大损失。随军统局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头目各
奔前程，另找出路。在旁冷眼观察已久的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所领导中统局取
得了压倒的优势，报了戴笠黄金时代的旧帐。而蒋介石在为戴笠之死痛哭流涕之时，
也插手于军统事务，“实际上有许多时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由蒋介石亲自照顾的”。
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各个特务系统的残部均跑到台湾后，使台湾出现了鼎足三
立的局面：“保密局（军统局）”、“中统局（CC 系）”和“太子系”。
尽管毛人凤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去台后并不得志。由他领导的情治单位对大
陆工作连遭失败，蒋介石颇有不满之意。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把手
伸向了本来由他控制的地盘。
从江西时代起，蒋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己的KGB ，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
“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简称“军统”，是戴笠的禁脔，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蒋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
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了小蒋以登堂入室的机会。
而此时的CC 系面临责难，国民党各派系又把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它的头
上，陈立夫被迫远走美国，陈果夫郁死台中，二陈所领导的中统局随之瓦解；以毛
人凤当家的“军统”，也不复昔日雄风。
蒋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的。“政行会”
是于1949 年8 月20 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的，”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
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政行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
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机构，就像其中一位工作
过的同僚所说：
“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
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
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
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
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1949 年8 月赴美“重整
道德”后，经过一番大整肃，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
“内政部”次长时，已经被蒋经国彻底掌握了。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自恃得宠于蒋介石，是“领袖的
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蒋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
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介石撑腰，还有宋美龄做靠山。蒋经国虽以“总政治部”
名义，抢去“保密局”的业务，但在毛人凤眼里，蒋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
毛怎么会服气呢？蒋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
不可能的，只有用“掺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
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 1939 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
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比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
1949 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炸毁“泽生”轮船，破
获“吴石案”有功于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下，且为人桀
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夫和，形同
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1951 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共贪污170
余条黄金。东窗事发，为毛抓到把柄。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
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便向当时的蒋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的军统高级
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蒋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了，略施手脚，将毛
的签呈，从蒋介石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
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成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
感受如何？不难想象。毛患肺癌去世时，有人曾说是为蒋经国所气死。
由于叶翔之窝里反，蒋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
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则报复打击，绝不宽容。
那位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铭，即被以贪污罪判罪下
狱5 年。
调离“总政治部”后，蒋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坐在
“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局”、“安全局”），间接听
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和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
政方面其他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介石的意思是“我让我的
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蒋经国接管台湾情治系统后，对
大陆派遣特务，破坏渗透，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安全局”（郑介民任局长）
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于是，“警察国家”便更为名副其实了。
新华社1958 年3 月15 日电：
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几年来在31 万多件所谓“颠覆”案件中，在台湾曾经
逮捕130 多万人。这暴露国民党在台湾施行血腥统治的骇人听闻的数字，是蒋介石
集团“立法委员”张九如在“立法院”11 日开会发言时，援引国民党官方的统计
材料。
据法新社报道，张九如还说，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已经在各种机关、学校中设
立了755 个名为“安全室”的特务组织，现在还打算增加209 个。
由此可见“警察国家”就不仅仅只是吴国桢的感慨了！
首获蒋介石赏识
毛人凤死后，台湾的特务系统按理应由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重
新掌管，但此时的蒋介石，对郑介民的“深信不疑”已发生了变化。
郑介民于1897 年农历8 月15 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
地主家庭里，兄弟4 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
名是杰夫。
1930 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
了8 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 10 多岁的
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
足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
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
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
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
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
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
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
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
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
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
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
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
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
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
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
黄珍吾、周复等10 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
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
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
（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
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
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
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
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
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
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的，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
起到了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 年8 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
介石下野去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
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
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
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 年1 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
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
思想情况向蒋做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
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打入桂系一鸣惊人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