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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提到天才是伪学者的另一特点。他爱提天才，因为这个辞语的铿锵之声可使他不去寻探它的内在含义。文学是由天才所著，小说家是天才，既是天才，就可分门别类。他真的这样做了。他所说的一切也许正确，但却一无用处，因为他只是在书边打转而未进入书中。他不是没念过这些书就是念的不得法。书是必须读的——虽得花一段长时间——这是探索其内容的唯一方法。有些野蛮部落“吃”书，但是对西方世界来说，“读”是唯一的消化方法。读者必须独自坐下来与作者奋斗。伪学者则不会这样做。他只会把一本书与历史、作者生平、书中的事件，特别是与某种潮流相提并论。只要一用上“潮流”这两个字，他的精神就来了，他的读者却意兴阑珊，在这时候，他们多半拿出铅笔在笔记上记上一笔，以为“潮流”最是轻便可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年代分段讨论小说的原因。躺在我们面前的时光河道相当曲折崎岖，使我们无法予以考虑。就我们有限的能力而言，另一个意象则较为切合：那就是我们将所有的小说家看成是同时在写他们的作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他们的性质目标不一，但他们都手握着笔，从事创作工作。让我们从他们的肩膀上望过去，看看他们在写什么？他们所写的可能已祛除了现在为害我们，有时也为害他们的年代鬼影。“时间与人的争斗真是无止无息啊！”麦尔维尔叫道。这种争斗不但表现于人的生命与死亡之中，也存在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道途之上。让我们借着想象所有的小说家同时在一间圆屋中写作来避免它的侵害。除非看到他的作品，我不会提到作者的姓名，因为姓名与时光相连，也与日期、闲言废语及一切我们已弃而不用的事物相连。
作家们都相映成对，我们见到的第一对，就如下文：
Ⅰ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上帝饶恕我，我的内心太烦躁不安了！我期望——然而我不知道什么期望才是没有罪的。我期望上帝乐于宠召我——在世上我已一无所宠——这是个什么世界——在这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我们所企求的善总是面目暧昧，结果使我们不知道应该期望些什么！一半的人类在制造痛苦，使另一半的人以及自己都生活在痛苦中。
Ⅱ我恨的是我自己——当我想到人为了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必须不断地向别人索取之时，而且那时他不一定快乐。人这样做只是为了欺骗自己，使自己满足地闭嘴——而这种满足，充其量，也极其微小。人的邪恶面永远存在着，永远带给人新的焦虑不安。求取不会——永远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快乐。给予才是唯一安全可靠之路，它起码不会欺蒙你。
显而易见的，坐在这里的两位小说家是从同一个角度去看世界的。第一位是撒母耳。李察生，第二位是亨利。詹姆士。两人都是人类心灵的关怀者而非心理学专家，两人对痛苦都非常敏感且崇尚自我牺牲，两人都缺少悲剧感——虽然他们朝此方向努力过。他们均禀赋着一种高贵的品性，而他们写得多好！——在丰饶的词藻之中，没有一字不精当合适。他们相隔一百五十年，可是除时间外，在其他方面他们岂不紧紧相邻？我们能不从他们的邻近性中有所领悟吗？当我这样说时，我自然知道亨利。詹姆士已经开始对别人把他和有如商店老板的人相提并论而颇感不悦——不！不是不悦而是惊讶——不，甚至不是惊讶而是心有所感。我也听说李察生对非英国本土出生的作家的情操都表怀疑。这只是他们这间表面上的区别；甚至不是区别，而是另一种相通之点。我们让他俩和睦地坐到一边而转到另一对身上。
Ⅰ在强生太太的熟练处理下，丧事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愉快顺利。在他临终前夕，她把已准备好的黑色绸巾、厨梯和一盒锡钉拿了出来。她把房子装饰上黑色的彩球及弯带。气氛务求高雅。她在门环上系上黑纱，并在刻着伽里巴狄的钢牌角上绑上一条大弯带。死者生前所有的那座格莱斯顿先生半身雕像也用黑布包了起来。两只花瓶被掉转身；印有铁瓦里及那不勒斯港明媚山水的一面转朝里面，朝向外面的只是一抹平朴蓝瓷。她早就想为前厅买一块桌布，以蓝紫色的布套来替换现在已经陈旧褪色了的玫瑰花绒布。总之，只要能给这个小家庭增加庄严肃穆气氛的事，她都想到了。
Ⅱ大厅中淡淡地散发着甜糕的气味。我游目四顾，寻找着点心桌。室内光线阴暗，必须等眼睛习惯黑暗后，才能辨识出桌子的方位。桌上放着一块已切好的大蛋糕，切好了的橘子及三明治和甜饼。上面还摆着两个装饰用的玻璃瓶——我这一生从未看见它们真正被使用过——一只装着葡萄酒，另一只装的是草莓酒。站在桌边，我发觉仆人彭伯去克穿着一件黑大衣，帽子的带子有数尺之长。帽带的来回摆动不但引起我的注意且使他有点不好呼吸。他一进门就向我走来，（呼吸中带有草莓酒及面包味）他低声说：“先生，我可以……”
这两件丧事绝非发生在同一天。一件是为波里先生的父亲办的（1920年）；另一件是《大期望》一书中伽格里太太的丧礼（1860年）。但威尔斯和狄更斯却不约而同地从同一观点去描述它，甚至装饰技巧也相同（比较那两只花瓶及两只酒瓶）。他们二人都幽默诙谐且冷眼烛世。纤毫无遗而又义愤填膺地写下这一页。他们都心胸开旷，憎恶虚伪，并时时不忘对虚伪表示愤愤之情；他们是难能可贵的社会改革者；他们从未想到把他们的作品局限于图书馆的高架上。但有时，他们生动的文体表面，会嘎嘎作响，像一张廉价的唱片，不但现出品质的拙劣，而且作者的脸与读者的脸拉得太近。换句话说，他们两人的格调均不高：所谓美，大部分与狄更斯而完完全全与威尔斯绝缘。他们还有其他相同之点——如人物刻画等，以后我们会论及——而最大的不同之处可能是这两位童年时贫寒但天份颇高的作家之间的不同机遇；一个在一百年前而另一个仅在四十年前。在这一方面威尔斯占尽优势，他比他的前辈受过较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训练使他的心智坚稳而能和缓他情感上的过分激烈表现。他虽对社会改良能稍尽绵薄，但就对小说艺术的贡献而言，交的却是白卷。
我们的下一对又如何？
Ⅰ我实在不知道墙上那污点是怎么搞的？我绝不相信那是钉子造成的：它太大太圆。我本可以站起来看清楚。可是，要是我真的站起来，十之八九我也不能确定它是什么玩意，因为一旦事情已发生，人根本就无从知其所以然。啊！生命多神秘，心智多偏窄：人类又多无知！我们能拥有的实在太微不足道——在我们所有的文明之中，生命多么偶然——让我来算算人一生中所失去的事物：开始之时，那些失去之物最是神秘不过——那些猫会咬鼠会噬的东西只是三支蓝的苍白的钉书工具罐而已？然后中鸟的笼子、铁的弯钩、钢的溜冰鞋、煤炭箱、弹子板、手风琴——一切都失落而去，珠宝也是。猫眼石和翡翠玉埋在罗卜根边。一件件地被剥削而去，只有这种失落是实实在在的。我怀疑自己此刻是否有衣可蔽体？围绕着我的家具是真是幻？如果要为生命找个譬喻，那必是：生命只是一种真空管中时速五十里的漂飞而已。
Ⅱ我父亲每天嚷着要修理门链至少已经十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是未动工。除了我们没有别的家庭能忍受这种门链一个小时。但怪的是父亲对它却是振振有词赞口不绝，而同时对它痛恶之深也世所未见；他总是言行难以一致。不是大厅的门无法打开而是父亲的处世观或原则使它开不了；三滴油一根羽毛，再加上灵巧的一锤，就足可以使他不至让自己的声誉受屈。
人是多么不协调的灵魂：他本有能力治愈自己的伤口，却让它溃烂下去。他的生活与他的知识总是矛盾互见，他竟然把上帝赐给他的瑰宝——理智——用来锐化自己的感情，加重自身的痛苦，使生命更其艰涩悲苦！多可恸，他竟会这样做；难道说他生命中的苦难还不够？他必须自找麻烦地加多一些进去？他与不可避免的邪恶博斗，也向另一种邪恶低头，而这种邪恶所带给他的苦脑，有十分之一原是可以永远移除掉的。这一切都无可厚非，假如在宣狄堂的十里之内能找到三滴油及一把锤子。我们就可把门链修复。
后面这一段是从《屈斯全。宣狄》中节录出来的。另外一段则出自维吉尼亚。吴尔夫之手。她和斯顿都是天机清妙的人。他们以一个小事物作始，尽情发挥之后又以这个小事物为终。他们既能对生命的混乱采取怡然欣赏的态度，又能感觉其中之美。甚至他们的醒世之声也是同一格调——一种大智若愚，宣称自己不知何去何从的隽语。当然他们的价值标准各自不同。斯顿是个滥情主义者，而吴夫夫人却能超然脱俗（也许她的近作《灯塔》除外）。他们的成就不一。可是使用的方法相同，以此达到的特殊效果也一样。那个永未修好的厅门，那个原来是蜗牛的污点；生命就是如此糟乱，啊！意志多脆弱，感情多浮泛——哲学——算了！看看那黑点——听听那扇门声——这就是生存的真象……我们在说什么？
看完这六位小说家的作品，我们是否感到依年代分期别段已没有那么重要了呢？小说的发展是否与大英宪法的发展绝不相似，也与妇女运动风马牛不相及？我后面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十九世纪时就发生过这种把小说与妇女运动强行连在一起的事——这种连接使批评家走入歧途，以为二者是不可分的有机体。他们认为，只要妇女的地位改善，小说亦可随之改善。天大的错误！镜子决不会因为有一件历史性大事件在它前面发生而变得较以前光洁；这种光洁只有给它敷上一层新水银才能得到——换句话说：当它获得新的感性之时。一本小说的成功也在于它的感性明锐，而不是在于它的题材优越。选票虽可导致帝国政府的垮台，但对那些在圆形房间里写作的人来说，只有他们指间之笔才最重要。他们可以决定写一本关于法国或俄国大革命的小说，但他们却难以坚守客观立场，因为记忆、联想以及情感的涌现，蒙蔽了他们的视线，而使他们意欲表现的原意在结尾时隐而不显，与历史稍有出入。就似另有其人在握着他的笔一样。这个“另有其人”自然也是他自己，但却非存于时空、活在乔治四世或五世的那个自己，尽管史学家以为那是同一回事。各个作者所具有的一种共通状态，为了方便，我们可以称之为灵感。提到状态，我们可以这么说：历史向前发展，艺术则恒久不变。
“历史向前发展，艺术则恒久不变”只是一句粗简的格言，且几乎是一句口号。我们虽然不得不采用它，但也不可否认其粗陋性：它包容的只是部分真理。
这句话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了探考人心是否代有不同；举个例子，是否依丽莎白时代狄龙尼所写有关商店与群众的幽默小品和现代的同类在根本上不一样——这类作品的现代作家应是赖昂士或李奇等才智之士。事实上并无不同；他们各具才情，但并非根本上的差异，更不会因狄龙尼生于四百年前而有分别。四千年，一万四千年或能使我们停下来稍加酌量，但四百年在人类生存中算不了一回事，不可能留下任何明显痕迹。所以，这个口号在现阶段并无不当，我们尽可高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