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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核心价值观，也是过去一些大学校长赢得师生尊重的主要原因。1934年，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当时一些大学设立的大学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等与《大学组织法》相抵触的“土制度”，然北大、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等大学却始终坚持实行这一“民主治校制度”。朱自清先生有一段文字，颇能反映当时的教授对校长的情感：“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好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与师生的情感沟通。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素质是其是否具备人格亲和力，并甘当学校“牧羊人”的角色。因为校长不仅是治校、治学的领导之源、活力之源，同时还是学校师生的情感支持之源。1949年2月，竺可桢六十大寿，学生自治会拟建“可桢图书馆”以祝贺，竺以“人尚健在，何必馆为”坚辞，然学生仍献给竺校长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字，足见他在学生中的人格魅力。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是一位牧羊人式的校长：“每年新生入学，他必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茶会或设宴招待；在校园遇到学生，总要亲切交谈；如有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他会尽力帮助解决……燕大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男婴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是他……”两相比较，“保姆式”的大学校长今天恐怕已经难觅踪影了，且不说普通学生难睹校长尊容，就是身为白丁的“纯教授”想和校长亲近恐怕也是一件难事。
（二）
按时间顺序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校长人群的基本特征，大致可分三个时间段加以比较：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为第一时间段，1978年后到世纪之交为第二时间段，世纪之交后为第三时间段。第一时间段的大学校长主要由解放前即已成名的党外知名教育家、学者，党内知名学者及工农干部等三类人群组成。当时的校长，应该说，治校办学的基本思路，主要是遵循计划经济的统一要求，按原苏联的模式改造旧式大学，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学体制，同时尽可能保护大学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这些人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为减少当时极左思潮对教学科研工作的干扰，大都体现了自身的良知，因而在师生中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们当中的不少办学佳话，“成为特殊年代一段沉重而温馨的传奇”。1978年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大师办学”的传统得到恢复，这段时间的大学校长就治校而言，主要着重于改革过去计划经济和原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模式，试图与先进国家大学的办学理念、模式接轨，同时又具“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为此，不少大学校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两个时间段的大学校长，其治校大环境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太多的非学术性意识形态的干扰，教育理念和治校理想处在难以施展境地的话，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校长接力棒传到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时，应该说，他们展示教育理念的舞台较之他们前辈要宽松许多。这一批大学校长，尤其是知名大学的校长，多由有理工科背景的专家型学者担任，所以他们的治校思想，也往往明显带有“技术理性”的色彩，关注的焦点多是通过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科研项目等具体数字化指标，实现创办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的办学目标。但中国大学改革发展要基于何种问题意识，何谓一流大学的标准，拿什么来创一流大学，清晰独到并取得实效的教育理论似乎还不多见。事实也是这样，中国高等教育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化进程，特别是通过近些年扩张化的发展，从大学的规模、学科门类、学生及教授人数、大楼数量等等，与过去的大学相比，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即是与国外一些大学比也毫不逊色。但问题是，作为高等教育大国，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所在国际上真正具有一流水准的大学，甚至在亚洲，我们的大学排名也不靠前。据《亚洲周刊》2000年对亚洲大学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名。2000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六所国内顶级大学，共计在《Science》、《Nature》发表论文二十七篇，而日本东京大学一家就在这两个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二篇。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2004年7月发表了该所搜集全球三十六种语言的八千多种科技刊物，主要对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至2001年科技论文引用次数的统计分析报告披露，前十七个国家占了全世界科技论文引用率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五，中国列十九位，与其他十三个国家共占论文引用次数少得可怜的百分之二点五；该报告还显示，全世界科技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家目前有四千人，只有十三个中国人，而在这十三人中，大陆仅两人（香港十一人）。另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持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二十九位，科学技术由第十三位降到第二十八位，国际竞争力由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三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针对这份调查报告，认为“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素质严重下滑有关，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中行政干预太多，高校创新受限等因素制约”。
从我国目前大学的管理体制看，的确较严重的存在行政权力大于甚至凌驾于学术权力的怪现象。我们知道，大学的组织内部主要运转着两大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源于学科专业能力，而不是来源于官位和组织。一所真正的大学，其权力运行机制应该是行政权力受学术权力支配，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运转原则，要符合并保障学术权力的尊严和荣誉。而现在的问题是反宾为主，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学术组织意义上的大学了，而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部的延伸。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和准官员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纯教学科研人员、包括白丁教授却成为“弱势群体”；与之对应，各院、系人员按权力级别框架编排在不同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超越学术标准成为大学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虽然行政人员中不乏学术精英，特别是主要领导和一些教育科研部门负责人往往都是学科带头人，但由于校内体制的科层运作模式，这些人也渐渐行政化、官员化起来，他们一般不是作为学科带头人而是作为官员在发号施令。显然，由于行政导向某种程度上成为诱发大学教研人员萌生适者生存的“官念”的源头，使得须耐住寂寞的高深学术研究也异化为进入官场的功利性“学术表演”。这表现在首先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作为这种行政导向体系的必然结果，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的将其自然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奖项、学术荣誉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造就大学出现了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使校园内同样存在社会上的两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不过，行政本位固然是制约我国大学提升办学水平的主要因素，但大学运作本身并非完全没有舞台摆脱其控制。其实，《高等教育法》已明晰大学的基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实现这一组织目标，该法赋予校长可行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自主拟订学校的发展规划、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及任免这些部门负责人的权力；此外，中国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后，公立大学就一直面临着“行政干预太多”的问题。于校长的权力来源看，现在和过去的公立大学校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的，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同样存在如何与任命他们的行政部门保持一致的问题。但在任校长后，其权力运作是向大学理想、学术规律倾斜，向教授、学生负责还是向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是秉持上行下效的教育行政惯性力量，还是基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等多元思维治理学校，则是判断校长把自己视为学者还是官僚的界限。过去的大学校长虽由政府任命，权力却主动下放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治校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虚态度（梅贻琦语），没有因为是政府任命，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现代大学理想的诉求。某种程度上讲，真正对大学理念的运作危害最直接、最大的行政干预源，恐怕主要还是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制度设计及学术行为导向。换言之，保证大学教育、学术研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大学校长对大学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导向，能否体现学理良知和学理精神，以制度化的方式维护学术权力、学术道德的尊严，构建并严格践行符合大学这一学术组织基本理念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把它纳入行政官僚体系。当然，这样做，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具备为了维护大学的宗旨、个性、学术荣誉甘愿挺身而出的教育家品质，同时还要付出责任远大于权力的代价，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是不可能办出一所具本体意识的大学的。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三点九二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曰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点零八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然而，实现民主治校理念的前提，是校长要有放弃自己既得权力待遇的学理同情心，中国大学之所以存在由官本位主导下的办学庸俗化和办学趋同化这两大倾向，主要原因与一些校长缺失这种理念不无关系。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前，已是当时有名的气象专家，而在任浙大十三年校长期间，没有为自己专业捞一点好处。主持南开校政四十四年的张伯苓，尽管拿着当时大学校长中最低的薪金——大洋四十元，却谢绝了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长等职位，硬是一手把南开从第一期的七十余名学生发展到后来达三千多人的全国著名学府。他曾回忆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做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傅任敢先生认为梅贻琦先生治校的突出品格，是“终生一职”，一生只做一件事（校长），决不“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
就此而言，比较过去的大学校长与现在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价值观差异，核心观测点只有一个：是否具备学理同情心，是否愿意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资源，是否只当一个纯校长。眼下基于责任、教育家理念当纯大学校长的人有，但不多见了。作为与时俱进的一种特征，大学校长的行政待遇和权力资源，恐怕才是一些人的考虑重点。如既为部级、厅级官员，又是教授、博导乃至院士，集行政、学术乃至经济权力于一身。也许正是与这种行政力量的惯性思维有关，使得不少大学校长办学的言行举止，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家成分已多过教育家的品质，其表现更像一个善于围绕行政组织原则说话、行事的高级干部。显然，当纯校长的人少，当纯教授的人也必然会少。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如今在中国的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由于学术研究在某些聪明人眼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已变成装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