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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乡七里营社就办了一个人民公社。8月份毛泽东视察了这个社，指出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认为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可为农村过渡到共
产主义创造条件。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
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
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
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将过去全国75万多个农
业生产合作社 （1。2亿多农户）合并为2。7万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
是“一大二公”。其“大”表现在：原来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农户为160
户，而人民公社则扩大到4600户左右。其“公”表现在：在合作社合并后，
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从
而导致原来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把社员的自
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等收归社有，与此相适应，还取消了集市贸易；
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
的房屋、家俱；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取大兵团作
战的方法进行工农业生产。这些做法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剥夺，挫伤了农民的
积极性，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
提出要纠正“共产风”，中共中央先后于同年12月和1959年3月作出了《关
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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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
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批判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
以按需分配原则的错误思想，并针对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错误倾向，强调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该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
和存款，在公社化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同时规定：“人
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规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是进行
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关
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
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
所有制，并规定了三级各自的职权范围。当时毛泽东概括为十四句话：“统
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
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
别。”上述措施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左”的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1959年秋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左”的东西又复活起来，导致1959
—1960年粮食的大减产。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3000万吨，1960
年又比1959年减少了2650万吨。
（3）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
由于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以及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比例失
调的严重局面日趋加剧，特别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轻工业生
产也因此而招致急剧下降。中国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
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
均粮食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
减少70％。1960年秋，苏联政府又突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全部
撤走在华专家 1000余人，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经济更加陷于困
难之中。
为了改变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年秋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
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
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
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1961年1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当适当
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采取巩固、
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指方针的重要转变，“大跃进”和向
基本社有制过渡宣告停止，中国民经济从此进入了调整时期。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放在调整上。为
调整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加强农业。为了发展农业产，除了采取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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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增加农业第一线劳动力、减少粮食征购量、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措施
外，还采取如下若干重要措施：一，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
队（即原来的生产队，规模大体相当于过的初级社）。1962年9月，在党的
八届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条》）
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算，自负盈亏，直接
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集体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
不能抽调；生产队对生产的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并决定这种制
度至少30年变。上述规定能较好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利于保
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也有利于调动员的生产积极
性。第二，与过去相比，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灵活样。《六十条》规定，为了
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
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
副业生产，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
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的形式，个别
地区出现了分田单干。第三，破除供给制，实行按分配。 《六十条》规定：
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生产队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
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按定额记分；无定额的工作，采用
评工记分的办法。分配办法的改变，实际上废除了过去所实行的供给制与工
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取消了“公共食堂”，从而有助于克服分配上的平
均主义。第四，恢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曾被取消的自留地、家庭副业
和集市贸易。《六十条》规定，社员自留地，包括饲料地、开荒地合在一起，
可以占生产队耕地的5％到10％，最多不超过15％。规定社员家庭副业的产
品和收入归社员所有，由社员自行支配。在完成国家定购合同以后，可以拿
到集市上出售。
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为了压缩基本建设
规模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了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
设资金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
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的权限。规定大中
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或国家计委批准，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
限报请批准，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所有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要经过批准，
才能列入年度计划，所有建设项目要在设计文件经过批准和各种建设条件落
实以后，才能动工。同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少
到67。60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③缩短工业战线。对那些缺乏原材料、肖耗高、质量低、经济效果差的
工业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
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还降低了大多数
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与1960年相比，1962年重工业产值下降了58。6％，它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52。1％降为32。3％。与此同时，精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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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动员回农村。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压缩
了2600万人。
经过全国人民不到两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较明显的效果，整个国民
经济开始扭转了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
农业总产值增长6。2％，粮食增产250亿斤，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工业生
产形势也开始好转，特别是轻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
重，由1960年的33。4％提高到1962年的47。2％。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
结余8。3亿元；货币流通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减少了15％。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改善。1962
年同1960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从1963
年起，又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 1965
年，经济调整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
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不少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
高水平。1963—1965年，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7
％和15。5％。
（4）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
1966年，正当中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经济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性破坏和损失。
①在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的泛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一直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始终，这个口号一方面严重冲击甚至代替了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又作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工作的纲领。通过所谓
的“革命大批判”否定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理论观点，造成经
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一是批判和否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
政策。如把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
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在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批判为“刮
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并鼓吹搞所有制的穷过渡；把坚持社会主义
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腐蚀工人阶级”，是“产生贫富悬
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把国家必要的宏观控制批判为“条条专政”。
二是批判和否定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特别是在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农业、工业、
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制订了许多较合理的规章制度，然而在“文化大革
命”中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如1961年中
共中央颁布的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该条例提出有关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指导原则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在实践中
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被批判和否定了。三是批判和否定有关正确的经济理
论观点。如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坚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
则。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以及受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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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著作中某些观点和设想的束缚，把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必须限制的
“资产阶级权利”而加以否定。
②经济组织体系陷入严重瘫痪的状态。1966年下半年，当时的动乱主要
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然而，在1966
年底这场动乱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