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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请社会各方面一致协力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避免类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第二，请政府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切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第三，请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的捕人，保证各党派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公开活动，共谋和平建设，不要逼他们走上梁山。第四，增加生产，合理分配，打破经济上不平的畸形现象。第五，遵照国父遗教，由下而上实施地方自治。
杨逵：《和平宣言》，原载《大公报》1949年1月2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5页。
由此看来，这篇不满七百八十字的《和平宣言》，大约有三个要点：一是希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尤其不可把内战蔓延到台湾岛上；二是希望台湾实行民主建设，释放政治犯，以避免二二八事件的重演；三是消灭所谓台湾独立及托管的一切企图，维护祖国统一。
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杨逵仍然高瞻远瞩、情真意切地呼吁“以台湾文化界的理性的结合、人民的爱国热情”，“泯灭省内省外无谓的隔阂”，呼吁民主自由、和平建设的台湾示范区的理想，这一切足以见其社会主义理念之赤诚。
然而，谁也无法想象的是，杨逵竟因为一篇《和平宣言》而被捕，并在长达两年的监狱关押中等待判刑。就在杨逵这次被捕的三四个月以后，基隆中学发生“光明报事件”。
《光明报》是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报纸，手写油印本，二二八事件以后由吕赫若躲藏在台北编印。作家钟理和的同父异母哥哥钟浩东因印刷《光明报》被捕，同时也抓了林正亨。林正亨在严刑拷打中乱供叶陶是《光明报》台中负责人，于是叶陶再度被捕，与杨逵一同关在军法处监狱。由于缺乏证据，叶陶终于被释放。杨逵夫妇双双坐牢时，长子资崩只有十七岁。资崩既要独立照料下面四个弟妹，又要想方设法跑到监狱去看望父母，小小年纪，吃尽了苦头。
杨逵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家中屡屡被搜查和抄家。据杨逵次子杨建回忆，二二八事件之前，大陆来的左翼文人扬风曾经找过杨逵，并把一只装满书籍的大皮箱存放杨家，以后就没有了音讯。杨逵被捕后，警备司令总部每隔几个月就来搜查一次。1950年那一次，一共来了三个人搜查，一下子就拿走了九百多本书，都是扬风带来的书，其中多是鲁迅、郁达夫等大陆作家的著作。
在岁月的煎熬中，从阳明山警务招待所持续五六天之久的轮番疲劳审问，到转送军法处长达数月的囚禁，在经历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侦讯、诱供和审问之后，按照军法审判，杨逵最终以“叛乱罪”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而此时杨逵辗转监狱已经两年。当时法官对杨逵的判决作了如下的结论：“不满现实就是左倾，你会反抗日本统治，就会反抗我们的政府！”如此以来，杨逵为填平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省籍鸿沟而铺路搭桥的《和平宣言》，就成为“叛乱罪”的所谓证据。法官宣读判决书后，还特地问杨逵：你本人有什么意见吗？可当杨逵刚要开口时，对方一声怒喝，取消了他的申诉权。
1950年5月10日的《中央日报》，其中一则新闻标题为《三个叛乱罪犯判决，杨逵处徒刑十二年，钟平山陈军各十年》。新闻内容如下：
杨逵，四十五岁，台中市人，业著作家；钟平山，四十一岁，山东益都人，《新生报》台中办事处主任；陈军，又名陈峰，二十三岁，福建福清人，系台中农学院学生。三人均因叛乱罪，于昨日经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判决，爰杨逵在日本大学读书时，曾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自称为共产主义理想者，三十八年元月初旬，共匪在北平鼓吹局部和平时，以台湾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名义，撰拟《和平宣言》，谓“希望不要再重武装来刺激台湾民心，造成戒惧局面，把此比较安定的干净土以战乱而毁灭”等语响应之，并先将原稿转交于台中《新生报》分社主任即被告钟平山阅览，经同意后，寄发台北市各文化人士，转寄上海《大公报》发表。被告陈军，系台湾省立台中农学院先修班学生，先后于三十七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二次以“中国共产党华南区队部”名义，撰写诋毁政府宣扬共产主义之反动文告《告全国知识青年书》，张贴于台中农学院，均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案经前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察觉，电饬台中市警察局将该被告等一并扣押，解案审辩，经讯杨逵等三人，供证明确，乃各依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科刑，除杨逵处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外，钟平山、陈军各处徒刑十年，各褫夺公权五年，并呈奉国防部核准发监执行。
转引自王晓波：《被颠倒的台湾历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86年11月版，第2—3页。
透过这则新闻可知，杨逵的被捕入狱，的确是与《和平宣言》直接相关。白色恐怖年代里，那种“宁可错杀一百，决不放过一人”的政治高压气息，从字里行间，满溢而出。
因为一篇七百多字的《和平宣言》，竟然换来十二年的监狱生涯，杨逵事后曾自嘲他领过全世界最高的稿酬，平均一个字换得五天的牢饭钱。由于呼吁和平而招来牢狱之灾，这对当时独裁、专制的社会政治现实，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它所言说的，不仅是一位台湾作家不幸的人生命运，也是那个时代沉重的悲哀。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三、绿岛铁窗的无罪囚徒
1951年5月17日，在辗转审讯中已经度过了两年牢狱生活的杨逵，在这一天被押送绿岛监狱，开始了另外十年的囚徒生涯。这时，杨逵已经四十六岁。
绿岛，在走过戒严岁月的大多数台湾人的记忆里，这个名字是同禁忌与恐惧、惩罚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构成了许多政治犯惨痛的生命历史，也成为现代台湾政治、社会乃至文学的一种特殊议题和历史见证。
绿岛，又称鸡心岛，位于台东县东南方的太平洋中，是全省第四大离岛，面积约十七平方公里。它距台东十九海里，与兰屿相隔四十海里，从台湾岛到这里，以今天的航海时速，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轮船。绿岛四周为裙状珊瑚礁群围绕，再加上临海高峭的台地崖，经海水侵蚀，岩石嵯峨雄伟。过去这个岛上，住着稀稀落落的十几家渔户，常年靠打鱼为生，他们与外界惟一的联系方式就是渔船。绿岛旧称“火烧岛”，一种说法是讲渔民出海捕鱼，必在山顶燃火为号，来为船只返航引导，因而得名火烧岛。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在这个遥远又荒凉、炎热又冰冷的小岛上，每逢冬春季节，西北风呼啸而来，卷起海面上的层层巨浪，变成无数雨点，猛烈吹打着一草一木，让备受盐分侵袭的岛屿绿色迅速枯黄，远远望去，像是野火烧过，寸草不留，人们又称之为“火烧岛”。日据时期，这里曾是政治犯和重大流氓犯的流放地，素以荒凉萧索而著称。
台湾光复后，火烧岛草木渐生，逐渐恢复漫山遍野的绿色，从1949年7月15日起，台湾当局将其更名为“绿岛”。1951年，当局开始扩大绿岛监狱规模，设立新生训导处，其主要工作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故称之为“新生”。新生训导处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管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两个分队，此外还有一支女生分队。在冤案丛生的戒严时代，绿岛监狱中经常听到的话，就是“宁可冤枉一百个，决不放过一个”。五六十年代的高峰时期，绿岛曾经关押过一万多名政治犯。从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到进入中年的持不同政见者，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
与世隔绝的绿岛，构成了成分颇为复杂的政治犯集中营。这里有国民党部队在步登岛俘虏的百余名解放军官兵，新生训导处设立之前他们就被关押在绿岛；有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诸如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捕的老政治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死亡，被抛进了大海；有50年代“清肃运动”中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他们几乎要把牢底坐穿，诸如1950年5月被捕的思想犯林书扬、李金木等人，他们系狱绿岛竟然长达三十四年！尽管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当局曾发布“刑事犯罪分子减刑二分之一。政治犯罪分子减刑三分之一。无期徒刑减为二十五年”的“大赦令”，但直到社会民主人士为长期监禁的无期徒刑政治犯公开呼吁假释权利的80年代中期，他们才被当局不无阻挠地艰难释放；也有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的人物，包括国民党的一些忠贞之士。
1951年与杨逵同行的那批犯人，是50年代第一批被押送绿岛的政治犯，他们多被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然而刑满释放时，因为惧怕政治犯株连而无人担保，致使政治犯超期服刑的现象并不鲜见。漫漫长夜中，有的人初衷不改，咬着牙挺过了铁窗生涯；有的人愤起抗争，倒在了血泊里。在遥遥无期的身心折磨中，那些死于疾病的，精神失常的，发生人性扭曲与变异的，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悲剧。许多人永远未能归乡，成了绿岛公墓里的孤魂野鬼。
这些政治犯正值盛年，却不得不终日与海天为伴，只能在荒岛度生，并忍受种种惩罚性的监狱管制。因为政治犯多属于思想和信仰问题，管训者与被管训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情绪态度始终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驯化与反驯化的抗衡成为与时间拔河的一种角力。这种漫长的绿岛对峙于双方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复杂难言的特殊人生经历。
多年以后，杨逵仍然清楚地记得被押送绿岛的那个傍晚。孤独的岛屿上，一片荒山的怀抱里，修筑着与世隔绝的绿岛集中营。高墙，铁门，碉堡，铁丝网，戒备森严的狱警，而监狱正门上赫然在目的却是“新生之家”四个大字。海风扑面，残阳如血，在绿岛的一片废墟广场上，新生教导处第一任的姚处长，威风凛凛地站立于一块大石头上，面对千余名在疲累与饥饿中席地而坐的绿岛新生们，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地说：
我代表一座十字架，跟着我走的是生，背向我的是死！ 转引自胡子丹：《杨逵绿岛十二年》，原载《传记文学》第5期，第73页。
眼前这残酷的现实，在杨逵内心世界中所引起的，是尖锐对立和强烈冲撞的情绪：
在火烧岛，囚舍背后的山腹，写著“信义和平”四个大字。每天，我看见“和平”两个斗大的字，我就想：我竟是为了中国人中间的和平与团结来这儿的！我曾经为了使台湾从日帝支配下解放，奔波半生，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事，但总也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人的相爱、相互间的和平，却有艰难的遭遇，这成为我心中无从解开的疑结。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8—19页。
早期绿岛政治犯的生活，主要围绕思想训导与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展开。政治教育，也就是对政治犯的“洗脑”，它是绿岛监狱一项重大的例行公事，主要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方式来推行。从早晨起床后的训话，到所谓“匪党理论批判”之类的政治课；从每天需要填写的“自省自勉录”，到名目繁多的“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感训心得写作”，新生训导处对政治犯严密苛刻的思想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事实上，当局对政治犯的这种“教育”并不相信，更无诚意。因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因为狱中教育考核成绩优秀而获得减刑，一批批的政治犯都是不折不扣地坐满了他们七年、十年、十二年乃至更多年头的监牢，而且有不少人因为被认定不知悔改分子而多加几年徒刑，却从来没有人因为“悛悔有据”而提早释放。
绿岛岁月中，最让政治犯们难以忍受的，就是在这种没完没了充斥一切的政治训导中，被迫违心说话，被剥夺掉思想与信仰的自由。如同杨逵自述：“最讨厌这唱军歌，政治课上的小组讨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关于杨逵回忆录笔记》，原载《文学界》第14集，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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