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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水要到很远的水圳去挑，停水时没水浇地，闹水荒时，水利会员又不让挑水。每天天未亮，杨逵就上山挑水浇花。在黎明的晨曦中，一个瘦弱老人，挑着沉重的水桶，无数次地往来于水圳与苗圃之间，直到太阳高升，才稍事休息得以喘息。白天，要继续开荒种植，料理花事，还得赔着笑脸打发那些频频上门的催债人。这种差事让杨逵不堪其苦，常常感到比开荒、挑水、种花都来得吃力。每每这种时候，多由叶陶出面应对。下午四五点钟以后，炽热的岛屿阳光开始减弱下来，挑水的工作又得重新开始一遍，直到暮色沉沉，才回家吃晚饭。而群星闪烁时分的劳动内容，则是“晚上捡石头，一担担挑开都要做到深夜。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壁虎’煤油灯，小小的风都会给吹熄，便在黑暗中摸索。”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5页。
杨逵曾这样描述自己在东海花园的生活情景：
四年有余，天天挖石头，搬石头，浇水、施肥、喷农药……默默地把这一块荒芜的石头山已变成了花圃。为的是想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过得安静舒适的天地，也就是说要创造一块不受到干扰，而且不为生活而低头屈膝的天地，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而把农耕与笔耕并行的小天地。
杨逵：《默默的园丁》，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28页。
像母亲哺育婴儿一样，杨逵每天都在低着头照料他那每一棵花木。每每看到他撒下的种子发芽、成长、开花，杨逵就会感到一股生命力量涌上心来。靠着这样一种艰苦的劳作和执著的追求，凤凰木、龙柏树、扁柏树、铁树、万年青、桂花、茶花渐次扎根，太阳花、福寿菊、大理花、孤挺花、剑兰、一串红、紫罗兰、金鱼草、兔子花、大邓伯花竞相开放，长春藤、茑萝也四处攀爬，东海花园开始出现新气象。
然而，一场台风袭来，花园即刻遍地狼藉。杨逵的文章曾真实地再现了这种情景：
台风过后，花园一片凄凉。
龙柏被吹倒了，菊花被刮乱了，比大腿还要粗的凤凰木从半腰折断，遍地都是折枝落叶，叫人不知道从何做起。
我们老园丁小园丁四个，刚把倒地的龙柏茶花扶起，正在清理菊花花圃的折枝落叶的时候，第二次台风又来了。
瓦飞墙倒，被刮破的塑胶板吱吱华华的响，鬼叫一样，整夜不能成眠。
扶起的龙柏，茶花又倒下去了，折枝乱叶东一堆西一堆，走路都不好走。
就这样，一直忙了好多天，累得要命。 杨逵：《羊头集》，原载《文艺》第1卷第7期，1970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8页。
东海花园就是这样，在开垦荒山野岭的艰苦劳作中，在与自然灾害的顽强搏斗中，在不断的借债还贷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1968年，银行又在催讨抵押借贷的那四万元。无奈之中，杨逵向同情和支持他的出版商叶先生借贷十万元，没有任何抵押物或利息，只以借据为担保。条件是日息六分，一个月下来利息为一千八百元。依靠这笔钱，杨逵终于在1968年9月13日还清了四万元的银行抵押借款。所剩的余款，则用来扩建东海花园，以改善生产条件。到了1969年年底，因为叶先生周转不灵，经济出了问题，杨逵向台中的老朋友郭顶顺借款十万元，以日息六分，折合月息一千八百元。后来因还不起利息，遂于1970年3月，又以同一条件向叶荣钟先生借了十万元，部分还清所欠利息，余款仍然用在花园建设上。1970年底，经由钟逸人先生介绍，杨逵以同样条件向商界朋友蔡伯勋借了第三个十万元。朋友们轮番借钱给杨逵，以此作为支持东海花园建成台中文化城的经费所用，也好让杨逵的债务偿还与花园经营能有一番周转。
在不断的借钱还债之后，杨逵把所剩资金都用来发展花园建设。渐渐的，东海花园的小路铺出来了，大型蓄水池和灌溉管线也一一建成了。终于申请了用电，花园里有了电力设备。园中开始修建起简便的灌溉设备，只要一按插头，水珠就朝四面八方汇成一片人造雨，毋须再靠双肩挑水。种植的鲜花品种越来越多，一朵朵、一蓬蓬地竞相开放，五颜六色，姹紫嫣红，点缀了满山满谷。一部分鲜花由叶陶挽着花篮，走街串巷叫卖；一部分鲜花则由台中附近的商店订购，成为批发生意。经过十多年的血汗经营，生活渐渐好转，杨逵终于梦幻成真，把荒芜的石头山变成了美好的花园。
回眸父辈在东海花园的创业轨迹，女儿杨素绢字字真情，感慨万分：
从荒山到花园，从煤油灯到电灯，从步步得用人力浇水到轻易的自动灌溉，这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爸爸妈妈总算走过来了，虽然，还未到尽头，但确实踏上了坦途。从徒步到自用汽车代步，电话通话，这其间多少的艰辛，多少辛酸和血泪，绝非外人所能深刻领会的。这里面包含的爸的坚忍、决心毅力和理想。所有的光荣和成就，一半也得归诸于妈辛勤的持家和帮助；没有妈的任劳任怨，坚定衷心的支持，爸的花园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父亲的一生，扮演的就是开拓者的角色，他始终不懈，孜孜矻矻的开拓两个园地，一个是笔耕的心园，一个是锄耕的田园。 杨素绢：《开拓者》，收入杨逵《羊头集》，（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17—218页。
“锄耕的田园”，以它竞相怒放的花朵，回报了杨逵苦苦奋斗的理想；而“笔耕的心园”，这些年来的荒疏，却让杨逵心生遗憾，颇有几分人生落寞。
他默默地在他园子里除杂草，驱害虫，但也无法把人生社会上那些莠草害虫视而无睹。每看到听到感人故事的时候，他就会想他那枝放着生锈的笔来。
他有自由写他高兴写的东西。
可是，一想起明天要付的，超过他一家生活费用多倍的利息，后天要清还的那一笔债，他的灵感就纷乱起来，不能自主了。 杨逵：《默默的园丁》，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30页。
这段话来自杨逵1961年4月8日刑满释放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大约写于1965年，当时并无发表的机会。它所描绘的情境，那种在园丁的谋生和作家的写作之间的苦苦挣扎，正是杨逵此后二十三年东海生涯的写照，是杨逵晚年困境的生命独白。作为一个青年时期就开始投身社会运动，终生为理想而奔波的作家，杨逵仍然关心社会，向往着“笔耕的心园”。然而戒严时期的社会氛围，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又让他在无奈之中，不得不辍笔。虽说早已从绿岛归来，但作家杨逵仍然被社会所封杀，尝试动笔的作品“十篇九禁”，寄出即被退回；周围不时有特务监控，平时言谈还需小心谨慎。杨逵也不愿与孩子们多谈往事，担心万一走漏了风声，再次坐牢，自己一生毁灭不说，更连累了家人。偶尔有朋友上山谈话，每当涉及政治问题，常常欲言又止。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人生的是是非非，杨逵心中不能不涌动着无限的情感，可他当时让世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沉默寡言、近乎木讷的老园丁形象。当年，东海大学的学生们常常看到这个老园丁在花圃忙里忙外，但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日据时期大名鼎鼎的作家杨逵！
出狱已经五年有余，但作家杨逵仅在1962年2月的《联合报》和《台湾新生报》上，发表《园丁日记》等三篇狱中旧作。直到1969年3月，杨逵才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了出狱后写下的第二篇文章《垦园记》。其中表达的，还是这样的心境：
最近有一位编辑来游，问我近来有没有写诗。我笑着说：“在写，天天在写。不过，现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你现在所看到的，难道不美吗？”
他承认了我的说法之后。说：“是的，这是一片美好的诗篇，是你不凡的创作。尤其你这六年多来的奋斗，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不过，能够到这里来参观而听你讲这故事的，终竟有限。用笔写的东西，传播力更大、更广、更久远的，这事实你能否认吗？”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6页。
文章在这样的提问下结束，杨逵无语。作家杨逵不甘于此，他不能听任“笔耕的心园”继续荒芜，重拾写作是他挥之不去的文学情结。所以在日后出版的文集中，他会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加上两句回应的话作为结语：
“是的，我不否认。”
就这样，我把这枝秃笔找出来了。
就在杨逵准备重拾写作的时候，与杨逵风雨同舟并肩作战、胼手胝足打拼生活的叶陶，由于长期操劳而透支生命，终因心脏病并发肾脏尿毒症，于1970年8月1日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六岁。回想起患难夫妻的艰辛人生，一向坚强的杨逵禁不住老泪纵横。叶陶最终长眠于东海花园，杨逵执意让满园的鲜花陪伴她，让自己残存的生命守护她。
丧偶之后的1971年，心力交瘁的杨逵已无力偿还每月五千四百元的利息。他深感来日不多，担心东海花园创建文化城的志向未成而身先死，子孙又无力继续偿还沉重的债务，遂于1972年年底变更东海花园的土地所有权，并与蔡伯勋、叶荣钟、郭顶顺三人达成一项协议：
以割地还债方式割让三分之二的东海花园土地产权，由他们共同持分，自己则留下仅三分之一（约一千坪），同时并承诺（口头）若此地将来成为文学园地的文化村，则同意无条件归还云云。
杨逵变更东海花园的土地所有权的协议， 转引自杨逵次子杨建先生给笔者的信件，2005年12 月28日。
此时的杨逵，心情沉重到极点。绿岛归来已经十年，虽说“锄耕的农园”开始绽露满园青翠，而“笔耕的心园”仍然在尘封之中，且自己的晚年又被脑神经痛的毛病所折磨，更何况构成杨逵苦难人生精神支撑的叶陶已经随风而逝，这种被现实忘却的历史的寂寞，这种独自面对生命残局的精神寂寞，让杨逵内心充满痛苦。每每空对四壁，心情怅然的时候，杨逵就来到叶陶的墓园前。昔日的恩爱夫妻，一生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如今却生死相隔两茫茫，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枯坐无语，让纷乱的思绪在唇边香烟的烟雾中久久缭绕。
70年代以后，作家杨逵的生命际遇开始有所转机。1971年8月8日，战前就活跃于台湾文坛的坂口子带领日本女作家女记者观光团访问台湾，专程到台中看望文坛旧识杨逵夫妇，而叶陶已经在一年以前告别人世。感慨万分的坂口子返回日本后，满怀深情地写出《杨逵与叶陶》一文，发表于1971年11月的《亚洲》月刊。杨逵的近况引起日本文坛和学界相当大的反响，台湾留日学者戴国煇，以及日本学者尾崎秀树等人都有意将杨逵回归文学和历史。
1973年，日本研究生河原功，数度前往台湾，以杨逵及其作品作为研究题目。河原功与杨逵来往密切，手中掌握资料相当丰富。他于1973年5月编写《杨贵氏著作目录》，1973年7月至9月编成《杨贵氏略年谱》，给予后来的研究者极大方便。
1973年到1974年，是杨逵晚年生涯中关键性的两年。在岛内外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杨逵再度“出土”，台湾文化界开始重新认识杨逵，并通过杨逵重新认识历史，发掘历史。前往东海花园拜访的人士，从政界、文艺界到学生，逐渐多了起来。1972年，当时就读于东海大学的林载爵，第一次从老园丁杨逵那里读到《送报伕》的时候，整晚的心情都在为之震动：原来台湾还有这样的作品！再往后，约有四个月的时光里，他每天来帮助杨逵浇花，逐渐走进老园丁的文学世界，并于1973年12月在《中外文学》杂志发表《台湾文学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