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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种“走番”，曾闹过许多有趣的笑话。以当地的生活风俗，台人离家之前，要把家中打扫一遍，就连便桶，也要洗刷得一干二净。其时，日本军官北白川宫曾一度率部驻扎大目降，地点就在杨逵家对面的庙旁，区长钟天德的住宅。那年，杨逵的父母新婚不久，按风俗将便桶漆成红色，洗刷干净。日本军人不知其作何用处，就拿它当作饭桶。多年过去，每每茶余饭后，这件事常常成为家中笑谈。它使台人因受日本殖民者欺压的悲惨心情，多少有了一种宣泄的快慰。杨逵小的时候，还听到母亲骂日本军人的警察为“臭狗”。凡是从日据时期过来的人，都会知道“臭狗”、“四脚仔”这类称呼，正是日本殖民者的代名词。杨逵念书时，家乡一带，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花はせんだん，田舍は警察官”，即“最野香的花是苦楝，最野蛮的人是乡下的警察官”。上述种种，在杨逵幼小的心灵里，渐渐滋生出一种朦朦胧胧的民族意识。
当时困扰一般民众的，除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压迫以外，应当算是疾病了。极端低劣的卫生水准，使岛上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都患过疟疾。杨逵的父母前后生育过七个孩子，每当疟疾来袭的时候，贫穷的他们只能像普通家庭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的生命被病魔夺走。有的孩子患了肺病，无力就医，也只能简单地用一些土药方，最终还是不幸夭折。因为疾病的缘故，杨逵的姐姐、弟弟和两个妹妹先后死亡。弟妹相继去世时，杨逵只有四五岁，还不懂事，只记得那天从外面玩耍回来，看到家中停放着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着小囝仔的尸体，这给杨逵留下了非常恐惧的印象。不仅如此，杨逵自己也深受其害。他从小经常生病，身体非常瘦弱，在同龄的孩子里，就成了突出的弱小者，以至于十岁才入大目降街的公学校读一年级，还被同学们戏称为“鸦片仙”。孩提时代的杨逵，也喜欢到庙口与童伴们玩“闯军”、“拔过河”之类的游戏，可孱弱的身体常使他力气不逮，玩得没趣了就自己走开。遇到那种擂台式的比武游戏，杨逵只能做一个旁观者。每每这个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孤独的寂寞感。
为了排除生活中的孤寂感，杨逵常常沉浸在那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他开始关注周围的生活，从中受到民间文化的濡染。当然，穷家寒舍里成长的孩子，常常体会到的是一种贫穷的经验。杨逵小时候家境贫穷，家里靠制作锡器维持生活。他们把旧的煤油桶收集回家，通过火烧来熔解衔接筒子的锡料，再利用这些锡料来做烛台、香炉、酒瓶等容器。小时候的杨逵，有一次没有经过父亲同意，就去烧那些煤油桶，结果轰的一声，油桶炸了开来，在他手上留下一块伤疤。杨逵自己觉得，这种好奇心，还有想去体验工作的过程，反映出了他的性格，也使他日后对工人的生活有了一种特别的关心。但更多的时候，杨逵的好奇心，是被那些周围的生活所吸引。父亲制作锡器后丢弃的锡片屑，在杨逵眼里往往有着生动的意义，他把这些亮闪闪的锡片剪成各种形状的小物品，借以消遣自己寂寞的童年。
家境虽然贫穷，小孩子们却总能从中找到几许孩提时代的快乐。大目降街上有一棵大榕树，巨大的树冠像一把绿伞，可为几十个人遮住骄阳。在炎热的夏天，它是大目降的孩子们嬉闹玩耍的天地，也是附近田里的农人们和过路行人顶好的休息场所。孩子们常常在树上捕蝉捉鸟，在树下荡秋千，翻筋斗，玩捉迷藏。子孙满堂的鹤年伯伯，整天坐在树下拉胡琴；开竹器行的竹头叔，则一早就把他的竹器在树下摊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哼小调。他们都藏有满肚子的故事，经常津津有味地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则组织了小小“马戏团”，也表演节目给大人们看。杨逵在这种场合，倒也算得上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
当然，更令杨逵陶醉的，是到镇上妈祖宫去听一位老先生“讲古”。听《三国志》、《水浒传》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杨逵如痴如醉，无形中引发了他的文学乐趣。那些梁山好汉、造反英雄的形象，也对他的斗争精神发生了潜在的影响。还有布袋戏、歌仔戏，带着乡土台湾的民间趣味与戏剧精神，经常让杨逵沉浸其中，流连忘返。透过《济公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类戏，剧中那些英雄、神仙将他带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幻想世界里。农闲时节，乡下常有车鼓锣、采茶歌、驶犁歌等民间游艺；偶尔有马戏团到来，更是童年杨逵兴奋不已的“节日”。
杨逵的双亲虽是文盲，未能直接给孩子传授知识；但是他们开通明理，在贫穷的境遇中苦苦支撑，坚持让三个儿子都上学，这在当时的大目降街是很少见的。好学的杨逵藉由民间渠道所获得的知识启蒙和文化传统教育，不仅将他的幻想气质与最初的文学兴趣结合在一起，也使他的童年时代与府城台南一带的文化底蕴和民间风情，有了密切的联系。
真正让杨逵为之钟情的，还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光。1915年，杨逵进入大目降公学校读书。体弱多病的杨逵，虽然每天要忍受朝会时诵念日本天皇诏书的难堪，耳边经常回响着教师斥责台湾子弟“小清国奴”的骂声，而且亲眼目睹了台湾公学校与日本小学校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还是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杨逵一直到小学毕业，都基本上保持了班级第一的成绩，在家乡一带被称为少年才子。杨逵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林允是大目降本地人，他对好学的桑梓子弟喜爱有加，常常给予杨逵更多的指导和鼓励。杨逵真正对文学发生兴趣，是在小学六年级。当时的级任老师沼川定雄，是杨逵生命史上第一个可纪念的日本人。年轻的沼川定雄刚刚从学校毕业，怀抱一腔热情来台湾从事教育，对杨逵这个瘦小勤奋的学生十分疼惜。他主动邀请杨逵到家里，免费讲授将来上中学时要读的英语、代数、几何，还提供了许多文学名著，这令爱读书的杨逵流连忘返，眼界大开，由此进入了文学的启蒙期。
然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的孩子，是不可能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去幻想和描画人生理想的。现实风雨的严厉抽打，让小小年纪的他们和家乡父老一起体味到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杨逵十岁那年，在家乡台南一带发生的噍吧哖事件，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创伤。
1915年5月，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背景下，台南人余清芳秘密结社，以“斋教”作掩护，发动了噍吧哖起义，后人也成为称西来庵起义。这是台湾武装抗日运动中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一次起义，它遭到了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当时，义军祭旗兴师，袭击日警派出所，焚烧敌人的军火粮食仓库，缴获多数枪械物资，一路声势浩大，附近农民志愿参加革命军者达到三千多人。是年8月6日，义军攻占通往台南的交通要冲噍吧哖庄（今玉井乡），遂修筑阵地于噍吧哖附近的虎头山。台湾总督急调重兵镇压，枪炮齐发。义军寡不敌众，死伤惨重，退居山中。日军乘胜追击，与警察合围搜山。义军或遭枪杀，或自杀，或被捕。日军又放火烧毁民房，百姓纷纷走避。8月22日，余清芳余部八个人在中央山脉被捕；1916年4月16日，躲入深山的义军首领江定，中了日本人的诱降之计，率部二百七十人归顺，却不料于5月18日被殖民当局全部抓捕。从台南监狱到临时法庭出庭时，余清芳等人皆以篓子罩头，宣判后即遭处决。
在日军的大屠杀中，被捕的义军将士有一千九百五十七人，而一次被判为死刑的竟多达八百六十六人！另外还有四百五十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时间，血流成河，哀鸿遍野。杨逵的家乡人苏有志，一位很有名望的大目降人，因为资助了义军而被一同处死，留下了有志竟未能成功的惨痛记忆。至今台湾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云：“王爷公无保庇；害死苏有志。”噍吧哖大屠杀是世界史上一件最残酷的案件，由于死刑人数创下世界审判史上的纪录，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界的责难，连台湾总督府法院的检察官上内恒三郎也不得不承认：“处死刑者超过千人，为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上内恒三郎：《台湾刑事司法政策论》，第29页，转引自汉人《台湾革命史》，第83页。
更有甚者，那些在噍吧哖之战中伤亡惨重的日本军警，事情过后，大泄怨毒，竟对噍吧哖一带的三千二百多名平民百姓施以集体屠杀。据目击者追述，这些居民“经临时检查局简单讯问后，以台人一百为一次被屠杀集团，依次屠杀，除妇女外，男子不分少壮老幼，皆就缚俯卧。……由特选精壮之日兵约三十人手持锋锐长刀，肆情挥舞，竞相斩杀。”汤子炳：《台湾史纲》，第183页，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24页。遇害百姓身首异处，血肉模糊，头颅则盛以十七牛车运往台南，沿途滚落，惨不忍睹。浩劫后的噍吧哖庄人口大减，户籍一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勉强凑足当时遭屠杀之人数。
噍吧哖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因为大目降街是台南市通往噍吧哖庄（今玉井乡）的必经之路，整个街镇上的每一家都关门闭户，气氛非常紧张。杨逵家是老房子，门缝很宽，当日本炮车和武装部队浩浩荡荡经过时，杨逵紧握双拳，从门缝里目睹了这一切。他后来回忆说：
我十岁时，噍吧哖抗日事件发生，我亲眼从我家的门缝里窥看了日军从台南开往噍吧哖的炮车轰隆而过，其后，又亲耳听到过我大哥（当年十七岁）被日军抓去当军伕，替他们搬运军需时的所见所闻。其后，又从父老们听到过日军在噍吧哖、南化、南庄一带所施的惨杀。每谈到“搜索”两个字都叫我生起了鸡皮疙瘩。所谓“搜索”就是戒严吧。站岗的日军每看到人影就开枪，一小队一小队地到每家每户，到山上树林里的草寮、岩窟去搜查，每看到人不是现场杀死，便是用铁丝捆起来：承认参加的则送到牢狱，不承认的便送到大坑边一个个斩首踢下去。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8页。
经由目击大屠杀者的叙述，不满十岁的我对日人杀害台人的残酷手段，在心灵上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痕。往后几年也陆续得到更多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叙述，在我当时的心灵中，除了引起仇恨的反应外，还有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象。它在我后来的一生当中，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杨逵：《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2页。
后来，杨逵到台南读中学时，仍念念不忘小时候目睹以及听到的噍吧哖事件。在噍吧哖曾被夷为平地的村庄里，在空旷而萧索的田野上，跃入杨逵眼帘的是一片苍凉的景象：当年残存的老弱妇孺踽踽独行，成年男子则一扫而空，从而印证了传说中的大屠杀确有此事。
还有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合理的事，也给杨逵深深的挫伤和震动，不断加深他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十四岁那年，就在大目降街上，一直受父亲照顾的单身走贩杨傅，一个非常本分的小生意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竟被日警活活殴打致死。目睹了这幕惨状的杨逵，感觉十分凄惨，耳边总是回响着杨傅的哀号声，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童年杨逵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仇恨，也越来越强烈。
事实上，在日据时期长大的孩子，他们永远无法掠过被异族压迫的惨痛历史，幼小心灵曾经遭遇的惊恐、创伤和震撼，将影响他们的一生。正因如此，“噍吧哖事件对杨逵以后的政治路线、文学内容有着根源性的影响”
。（林梵：《杨逵画像》，（台北）笔架山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56页。）
1921年，十六岁的杨逵从大目降公学校毕业，依照沼川定雄老师的建议，只身北上，到台北投考高等学校的初级部。由于当时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公学校的入学考试题目皆以小学校的教材为主，旨在录取日人子弟，排斥台人子弟。公学校毕业的杨逵，虽然一直成绩名列前茅，在此却只有望题兴叹了。考学失利后，杨逵遂到大哥服务的新化糖业试验所做了一年工友，负责搬东西、扫地、泡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