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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以台湾话文书写，许多修改的部分将台湾话文改为北京话文，可能是赖和的笔迹。其五章的标题依序是：“立志”、“苦斗”、“慈善家的假面具”、“迷梦”、“曙光”。依第一章情节的发展来看，杨逵有意将自己参加农民组织的斗争经验融入其中，可惜未能完成。
《红鼻子》为日文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报》1944年4月以后，是长篇小说《侵略者》第一部分。此在杨逵剪辑报资料中所发现，剪贴封面里有杨逵笔迹条列长篇小说《侵略者》之五章标题如下：“1。
赤鼻，2。 牺牲，3。 侵略；4。若人，5。 新生”。目前仅见《红鼻子》一章。
《剁柴囝仔》写于1932年4月14日，为台湾话文创作，未曾发表。光复以后，正值人生壮年的杨逵，在1946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鹅妈妈出嫁》之后，也曾雄心勃勃地计划多写几篇小说，以历史见证者再现台湾的历史影像和社会现实风貌。更何况，作为小说家的杨逵，毕竟留给小说史的作品数量还不够丰富，毕竟还没有从容而完整地实现长篇小说的创作心愿。然而，漫长而辛酸的日据时期，不断剥夺杨逵这一代作家的生存权利和写作空间，并造成艺术的“难产”和低产；原本渴望在战后初期的文学再出发，又不幸因绿岛冤狱而中断。这一切，诉说着小说家杨逵无法自由伸展创作理想的太多遗憾与愤懑，更见证了台湾一代新文学作家颠沛流离的时代命运。
一、主题形态：殖民地创伤与抗争精神
杨逵的文学创作，缘起于创伤性的殖民地生存经验。
日据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异族统治造成的殖民地痛苦，以及被压迫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台湾人的生命过程。对于杨逵而言，他在十岁那年所感受到的创伤性童年经验，也就是1915年家乡台南一带发生的噍吧哖事件，则成为影响他一生志向和文学创作的精神根源。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残酷的大屠杀，除了引起杨逵强烈的仇恨，还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象。而中学时代读到日本人秋泽鸟川所著《台湾匪志》激起的心灵震撼，却更令杨逵精神轰毁。多年之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我的回忆》、《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等一系列文章里，杨逵多次提及这些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8页。
明明是对日本压迫政治的反抗，但在书中却被当作“匪贼”来处理，我深感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我决心研读自己所喜欢的小说，并想藉小说创作，来矫正这被歪曲的历史。戴国煇、若林正丈：《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原载《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72页。
痛感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力与谎言，震惊于权力话语对历史的编造和歪曲，杨逵乃萌发强烈的创作冲动。通过文学叙事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还原和见证殖民地台湾的生存真相，就成为他创作的最初动机，并延伸出他一生追求的文学方向：
我生长在日本的异族统治下，我成人以后从事的无论是实际行动的文化运动、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以至后来的文学创作，无不是跟我整个反侵略、反帝国殖民政策、反阶级压迫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有关，直到今天，我的文学观依然如此。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0页。
正是基于用文学书写解构殖民叙事创作动机，杨逵一生都在以“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抗争姿态，来写那种“反映时代，带动时代”的小说，这使他与赖和一道，成为台湾抗议文学传统的开创者。
走进杨逵的小说世界，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在讲述殖民地人民的创伤性经验，都在抗议残酷的殖民统治制度。这无疑构成杨逵小说具有统摄意义的主题指向。
杨逵的小说，一向以反压迫、反殖民的精神而著称。赶走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我国土，这是杨逵最为关心的主题，他的批判锋芒，直逼日本殖民体制和殖民政策，有一种怒目金刚式的抗议和直捣黄龙的勇气。与同时代台湾作家相比，同样是表现对日本殖民者的抗议，杨逵有其独特的侧重点。如果说，赖和是以深沉的控诉力量，去揭露日本殖民者给台湾同胞带来的灾难；那么，继承了赖和抗议精神的杨逵，则是站在揭露与控诉的立场上，更着力描写了台湾人民不断走向觉醒与斗争的希望和远景，启示人们执著于坚定的行动力量，寻求光明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龙瑛宗认为，杨逵的小说“是指示历史进路的文学，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上点燃一盏灯的文学。”龙瑛宗：《血与泪的历史》，原载《中华日报》1996年8月29日。他对于日据下台湾人民苦难命运的承担，他对于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路线的坚持，“他的道德勇气与文学实践，形成了一块不可毁灭的里程碑，是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张恒豪：《不屈的死魂灵——杨逵集序》，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3页。
殖民地的屈辱和创伤，这是留在杨逵心中最深的历史记忆。日本统治台湾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上采取行政、军事、立法三权集中的独裁式军人统治，经济上推行掠夺台湾资源，扩大本国产业规模和消费市场的殖民经济政策；教育上实行差别教育的民族歧视政策，文化上则通过“皇民化运动”，泯灭中国的民族文化形态和传统记忆，把台湾人民变成没有自己祖国的顺从日本殖民者的“皇民”。杨逵小说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特别凸显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的生存状态：那就是弱小民族的贫穷与悲哀。
各种各样的贫穷经验在杨逵笔下得以真实呈现：
其一，饥寒交迫的境遇。
强烈的饥锇感，无时无刻不在袭击着沦落到赤贫的穷人；勤苦劳作的底层人民，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杨逵1927年9月发表于东京《号外》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就是《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它把“生存还是死亡”的现实命题尖锐地提到了人们面前，因为劳动者没有饭吃成为了那个时代巨大而普遍的真实。且看《难产》一篇中，陷入困境的父亲和四岁女儿最常见的生活一幕：
白天和傍晚做饭的时刻，女儿打开米桶看，把空桶打得当当响，大叫着：“没有米呐！”
每次我都停下工作，怒吼：“守俄，别叫！”
女儿提着洗干净的饭锅，显出讶异的神色，迈着小小的步伐靠过来，反复说着：“没有米呐……”。
每当那时，我就穿着上衣边说：“等等！这就去买米……”说着便走出去，但一个小时后，又空着手回来。
女儿坐着，靠着门抽抽嗒嗒地哭诉着：“肚子饿……肚子饿”杨逵：《难产》，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至第4号，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4卷（小说卷·I），（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35页。
因为贫穷，花农林天和只能穿着一双走起路来啪答作响的破旧鞋子去推销花木（《破旧的鞋子》），《难产》中的一家人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还有更多的农民，如同“憨金福，虽在名字里有金又有福，实在他既没一文钱，又没一丝福。”（《模范村》）。
其二，疾病的阴影。
缺匠少药，疾病蔓延，构成殖民地台湾的另一种生存景象。《无医村》描写一条满是名医的街道，穷人们却求医无门，像僵尸一样死掉；《灵签》中贫苦的効嫂，半年之间，她的三个孩子相继被营养不良夺去生命；虽然求来灵签保佑，仍然逃脱不了怀孕流产的命运。《难产》中，那个在一贫如洗的家境中出生的孩子，罹患先天性眼疾，导致眼球腐烂，而他的父亲则身受肺结核病菌的侵袭。从《泥娃娃》里自幼不断生病的小孩，到《不笑的小伙计》中那个虐疾缠身、却无钱买药的花农独子；从《长脚蚊》里高烧不退的女儿，到《鹅妈妈出嫁》中咯血而死的林文钦，疾病的书写遍布杨逵笔下，让其小说成了一部“疾病备忘录”。
事实上，日据时期的台湾民众面临的两大困扰，除了日本人的压迫外，应当算是疾病了。“疾病在卫生水准甚低的当时，侵袭着岛上的居民，几乎岛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均曾患过虐疾。”杨逵口述，王世勋笔记：《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2页。杨逵在疾病环伺的环境中成长，一再遭到病魔打击。从小目睹了一姊二妹一弟四人数年间相继病死的惨相，自己也因体弱多病，被人取了“鸦片仙”的绰号，在同龄的孩童中，成了很突出的弱小者。初为人父，经历了长子资崩先天不足、身染痼疾的苦痛；中年时光，遭逢《台湾新文学》被查禁打击，开始咯血，从此被肺痨缠身20余年。
日本殖民者口口声声标榜，他们将现代医学带进了台湾，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伴随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而来，它决非以改善台湾民众生活环境为目标，中下层阶级的百姓并不能分享这种“现代化”的好处。《无医村》最典型地触及了这种现象：没钱请医生看病的贫民，从现代医学那里得到的只能是一纸死亡诊断书；殖民地台湾现代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以及现代医学伦理的虚妄，给那种缺医少药的殖民地现实做了真实的注脚。更何况，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疯狂剥夺，本身就是制造台湾人民贫穷和疾病的祸源。如果说，杨逵生命的个体经验构成了疾病书写的第一重层面，那么，有关殖民地台湾的整体经验则提供了这种疾病书写更为深广的背景：正是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巨大的社会病灶，让“台湾的春天”变成丧失免疫力的病弱肌体。“那儿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血脓底迸出。”杨逵：《送报伕》，原载《文学评论》第1卷第8号，1934年10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8页。
其三，土地的大量流失。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扩张自己的糖业帝国，导致台湾社会“米糖相克”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激烈。制糖会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资本家大肆掠夺土地，农民因此失去耕地，沦为制糖会社或地主农场的佣工。而制糖业的经济利益，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日本财阀所垄断。台湾农民辛苦拓荒，如同《模范村》农民憨金福所“开恳的那块土，父子两代，费了多少功夫，下了多少本钱！家里的东西全部卖光了不说，还要天天到镇上挑大粪，载垃圾来作肥料，好容易把这块满是石头的荒地弄成了熟田，那么好的水田”杨逵：《模范村》，写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的东京近郊鹤见温泉，作品几度修改发表。见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56页。，可它却被地主强行霸占，转租给日本糖业公司。因为殖民当局要促进产业的发展，就强行要求一向只把水牛当作耕牛饲养的台湾向华南输出数以千计的水牛。结果不仅没有促进产业的发展，反而让疲惫已极的农村现实，陷入了更加破败的局面。《水牛》中那个失去了水牛的佃农女儿阿玉，所经历的正是台湾乡村这悲惨的一幕。
《送报伕》中杨君的家破人亡遭遇，更是在日本财阀强行掠夺土地背景下发生的典型悲剧。
杨君的父亲因为抗拒日本制糖会社低价征用土地，被定为“阴谋首领”的罪名。“拖出去，这个支那猪！”父亲被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