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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摸索着路走，互拉互牵着，每个人的心都激动得很历害。
很久很久，他在灵魂的空虚中发闷，今天却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注入了他的周身。他感到快乐，体会到生活的意义。
“他们在我困苦的时候，拯救了我。我也得拿出我最大的力量，为他们……”
他自言自语地站了起来。山后一道霞光，已经透过窗口射了进来。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97页。
这种在最黯淡的现实中也要留下一些希望的种子的写法，杨逵说：“我认为可以称为理想的写实主义。意思是说：不迷失在黑夜中，做一些准备工作来迎接将要到来的早晨。”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6页。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二、形象塑造：殖民地台湾的人物画廊
杨逵小说的中心视点是人物。
带着历史的烟尘和殖民地台湾的现实色彩，各种各样人物走进了杨逵的小说世界。从农民、樵夫、园丁、工人、送报伕、缝纫工、下女、乞丐，到教师、作家、医生、画家、斗士、留学生；从警察、财阀、老板、公医，到地主、巡查、奴才、御用士绅，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应有尽有。杨逵以写实手法为这些人物画像，一幅幅生动逼真的人物素描和世态写真，也就有强有力地还原和再现了殖民地台湾的社会生活面貌。
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尽管他们身份不同，角色多元，但都个性鲜明地生活在杨逵的小说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哭着、笑着、思想着、行动着，用他们自身命运的悲欢离合，人生理想的生死歌哭，举手投足的行为方式，传达着作者对殖民地台湾的现实诅咒，以及对美好人性和未来社会的深深期许。
杨逵的小说大多描写殖民地时代的台湾，而当时社会中的四个主要阶层人物及其关系，不可避免地进入杨逵的创作视野，并引发他对于殖民者、走狗、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民众的社会思考和文学想象。这些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有其性格生成的现实规定性，并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相依并存。大而言之，日据时期所有人物的关系扭结和矛盾滋生，皆与殖民地台湾的现实发生有形无形的联系，这使杨逵没有无病呻吟的象牙塔之作，笔下的人物都来自生活的第一线，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社会氛围。具体来看，杨逵的小说人物又有着类别的区分，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形象系列。这些人物谱系大致可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女性、儿童、殖民者及其走狗五类，每一类形象的塑造，都蕴含着作者褒贬好恶的情感取向，以及与社会人生、人性的深度思考。
第一类人物塑造：知识分子与启蒙角色。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两种基本品格，一是对理想、正义、真理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二是对不合理现实的质疑和批判，这使知识分子在社会的进程中，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动力，时代良知的代言人。日据时期具有积极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他们承担了殖民地台湾沉重的使命感，或飘洋过海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或立足本土投身台湾社会运动和文化斗争，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唤起台湾民众精神的斗争中，往往充当了一个冲锋陷阵的启蒙者角色。所以，知识分子在殖民地台湾不可或缺的社会形象，他们自身存在的思想性格问题，都会对台湾的社会进程与民众觉醒发生重要影响。
“在杨逵心目中，这些洞察社会之丑态、怀抱热情与理想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通过知识分子的觉悟和义无反顾、不屈不挠的奋斗，社会的光明前途才得以实现。”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原载《中外文学》第2卷第7期，1973年12月；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98页。基于这样一种体验和认知，杨逵每每把启蒙民众的责任和改造社会的理想赋予知识分子，让他们成为社会良知的化身。
杨逵几乎每一篇的小说里，都有知识分子的身影在活动。作者对其身份的设置，多选择医生、教师、作家、画家，兼及法学士、经济学研究者，在暗含了知识分子对于殖民地民众身体与精神双重拯救的同时，也希望知识分子能够面对殖民地台湾的法律、经济来发言。这些知识分子，一类是土生土长的，如《模范村》中的乡村教师陈文治，《萌芽》中的社会斗士“亮”，他们见证着乡土台湾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力量；另一类是远赴日本的留学生，如《模范村》中的阮新民、《鹅妈妈出嫁》中的林文钦、《水牛》中的“我”等等，他们更多代表了知识分子在新的思想文化视野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成长道路，也反映出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大抵是由海外首先发动的某种规律。这两类知识分子，在投身反抗异族压迫、拯救殖民地台湾的现实斗争中，互为参照和作用，完成了一种精神视野与文化传统的融合。《模范村》里，阮新民给家乡寄来的一箱书报，如《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史》、《土地与自由》、《报纸的读法》、《农村更生策》、《团结就是力量》等等，通过陈文治的讲解和乡村年轻人的学习，完成了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与本土知识分子之间的薪传，陈文治也由此成长为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知识分子。
杨逵笔下的知识分子，突出地表现为两种人生模式。
首先，离乡/返乡的人生模式，大多涵盖了留学海外的台湾知识分子致力于社会拯救的心路历程和行动路线。《送报伕》里的杨君，《模范村》里的学法律的阮新民、《鹅妈妈出嫁》中专攻经济学的林文钦，《水牛》里的留学生“我”，都经历了从远赴日本求学，到返回台湾济世的人生过程。当初的离乡，多是有感于殖民地台湾的现实黑暗，志在寻求人生之路和救国救民真理，就像当年杨逵义无反顾地飘洋过海，到日本去谋“九工一读”的留学生活。而如今的返乡，带着济世情怀的归来，却让他们遭遇精神的困惑和打击。“阮新民出外留学将近十年，怀着很大的抱负回到了故乡，没想到刚回到家，就像走进了神经病院一般，被成群的疯子包围了，他非常失望。”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54页。故乡农民的贫困、病弱、衰老，地主父亲的为富不仁，还有日本殖民当局大肆制造“模范村”的荒唐和疯狂，都让归乡的阮新民心情沉重。《水牛》中返乡度假的“我”，原本那种享受故乡山水美景的愿望，一再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佃户缴不起田租，耕地的水牛被强行出口，乡村少女被卖作丫环……。《鹅妈妈出嫁》中的林文钦，一心想通过“共荣经济理论”的研究来获得民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等待他的却是“不荣不存”的社会现实。杨逵的《顽童伐鬼记》，还透过一个有正义感的日本画家井上健作的眼睛，来传达他初到台湾的感受：
“学美术出身、对美丽的宝岛——台湾——向往已久的健作，在未抵达这个小镇之前，对沿海景色以及从火车窗外所眺见的自然风光和街上堂皇的建筑物等，的确曾留下很好的印象。但他看到这种情景，再回想起昨晚被跳蚤、蚊子夹攻的事情，不由感到无比失望。”杨逵：《顽童伐鬼记》，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70页。
返乡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的失望感，痛切地触及到问题实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越来越走向破败，民众的生存境遇越发走向水深火热。殖民地台湾的凋敝，让返乡知识分子更加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更促使他们采取切实的行动。这就是阮新民们迅速从困惑和失望中走出来，投身社会运动的原因。
其次，从文/归农的人生模式，则主要讲述台湾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境遇中的人生选择，这其中带有杨逵浓郁的自我经验色彩，包含了他以文学延伸社会运动的理想，当然也寄寓了他期望知识分子走向乡土、拥抱大地的一种信念。《泥娃娃》中的“我”，一个穷作家，生活在艰辛开垦的花园里，一边在曙光初起时大声吟诵东方朔的赋，一边在夜晚的虫鸣中一页一页地写着自己的小说，始终坚守了不与殖民统治者相妥协的意志。《鹅妈妈出嫁》中那个不愿出卖灵魂的“我”，一个穷艺术家，选择了归农种花，并在为理想而夭折的朋友林文钦那里，激起了新的人生奋斗勇气。在《泥娃娃》、《鹅妈妈出嫁》、《难产》等作品中，“我”是一个在穷困中仍然坚持写作理想的父亲；而到了《萌芽》中的“我”，则是一位独自带着孩子，等待从事社会运动的丈夫从狱中归来的妻子。她从一个热爱文学的女侍者，走向了开荒种花的女园丁；从归农的艰辛劳动中，获得了许多人生的信念和快乐。上述人生模式，写出了台湾知识分子在日本“皇民化运动”高压下决不妥协的心声：那就是以孤竹君的精神，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以归农的劳作，保存“首阳山”的生命！
上述知识分子，在杨逵的小说世界里，担当了启蒙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并以理想的追求，唤起民众，烛照人生。作为杨逵社会人文理想的化身，这些知识分子形象承载着故事推展的力量，是挖掘不公不义、反抗殖民统治的灵魂性人物。《送报伕》里那个一心要拯救台湾的杨君，《模范村》中反抗压迫、坚持抗日的阮新民，《鹅妈妈出嫁》里用生命探寻真正的“共荣共存”理想的林文钦，《泥娃娃》中以“归隐”方式坚持文学抗争的“我”，《无医村》里大胆质疑殖民统治机构的医生，《难产》里忍着饥寒依旧坚持写作的父亲，《春光关不住》中那个呵护着“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数学教师，皆是如此。且听他们的心声：
杨君决心返回故乡，去担当斗士的使命：
能够替陷在地狱边缘的乡人出一点力，救救他们、我们惟一而最好的法子就是团结，团结才有力量！
（《送报伕》）
面对故乡的贫富不均和殖民地的破败，日本归来的法学士阮新民产生了新的觉悟和行动：
由此使他更憎恶他父亲的强横霸道，剥削穷人。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
你们是应该有田种的。这是你们的权利，我将帮助你们去争取。
（《模范村》）
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陈文治，开始利用农闲时节给村民讲课：
台湾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曾经把台湾占领了，叫台湾同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大家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让人家管，不愿当人家的奴隶，这也是不教自通的道理。
（《模范村》）
在日本殖民当局疯狂推行“战时体制”，台湾处于最黑暗的殖民地岁月的时候，坚守“首阳”之志的“我”这样期待着：
我真巴不得自己写出充满光明、喜乐的作品的日子早些到来，并且以我的真正明朗的作品愉人并以自愉。
（《泥娃娃》）
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无异于社会光明的希望；这些行动的知识分子，正是社会改革的力量所在。
第二类人物塑造：农民形象与土地情结。
杨逵推崇知识分子的启蒙价值，但他心目中的真正英雄是普通民众。只有人民大众，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才能真正承担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动力。杨逵的大众主要是农民。日据时期的台湾处于封建性的农业经济形态，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再加上日本财阀的疯狂掠夺，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却耕者无其田。农民靠种地谋生的基本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