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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书屋絮语澧 人
书屋讲坛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伍 国
人物春秋 鲁迅与田汉廖久明
人物春秋 费孝通与林耀华李 刚
人物春秋 唐德刚与李敖章成帅
书屋品茗 人情世界的异态返照李兆忠
书屋品茗 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耿传明
书屋品茗 曹聚仁眼中的鲁迅李世琦
书屋品茗 苏青：谋爱不成的退守蒋晓敏
思史佚篇 法国大革命琐谈袁传旭
灯下随笔 大雁哪里去了？蔡蓬溪
灯下随笔 大淖风荷张志东
灯下随笔 一种身体社会学章益国
边走边看 惊诧于一种高论曹卫国
边走边看 从一次饭局想到的格 桑
说长论短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黄 波
说长论短 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挟洋自重”陈文彬
流年碎影 俞氏三代悼亡诗谢超凡
编读往来 事实的金石声陈林群
史海钩沉 我参加“提审胡风”的前前后后王锡荣
史海钩沉 靠天吃饭郭 梅
史海钩沉 江湖，江湖王国华
封 二 东岳胜境张仁芝 画
封 三 溪 声萧沛苍 画
预 告 2006年第8期目录萧沛苍 画
预 告 《书屋》十年文献光盘
《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七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澧
人
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有谁没见过大雁南飞、秋山旷远的景象？但不知从何时起，那长空雁阵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且未引起什么特别的伤感。受物质主义大潮之裹挟，现代人但识风尘劳扰，而不知云水盘桓——雁去雁来谁管得，举世皆为名利忙。
所幸芸芸众生中仍有天机清妙、托怀玄远之人。大雁哪里去了？蔡蓬溪先生怅望千秋，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哀感顽艳的文字为远逝的鸿雁招魂。迟钝如我，亦不禁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
孟春之月候雁北，仲秋之月候雁来，翩翩鸿雁是报告春秋轮回的使者，它如期的迁徙昭示着天人之间的神秘感应。当雁阵惊寒、秋风四起、无边落木萧萧下，敏感的心灵怎不生发对山河岁月的敬畏和叹服。雁鸣有凄切之意、物哀之美，而飞翔万里又寄寓着生机和希望。苏武困居匈奴十九载，北海牧羊，节旄尽脱，其孤怀遗恨尽付于鸿雁传书。一段传奇穿越两千年，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人生在世，都难免思亲怀乡之苦。此种情愫既深婉又崇高，为美好人性之表征。放眼中国文学史，恰是鸿雁意象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诗性，使游子意、故人情获得了尽乎完美的表达。“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唐人杜牧的诗作寄意遥深。羁旅之人极目远眺，雁影将断未断之际，正是乡愁最浓之时。
清代画家边寿民以画芦雁著称于世。郑板桥对其才能推崇有加，赋诗云：“画雁分明见雁鸣，缣缃飒飒荻芦声。笔头何限秋风冷，尽是关山别离情。”两位大师哪里想到，二百多年后，给他们带来无穷遐思的大雁将失去居所和雁道，终归于无何有之乡。倘他们起于地下，见此寂寥之天空，亦必精神殒丧，了无生趣。
工业文明唤起了人类无法魇足的欲望，在扩张过程中，鸿雁便不幸沦为一种牺牲品。可人类并非天外来物，它与其他地球生灵是相互成全的。当人类把众多的生灵推向绝境时，自身也必然会踏上一条不归路。现在忏悔也许还来得及，纵不能召开地球万物恳亲大会，也该懂得对其他生灵实行开明专制。兔死狐尚且悲，雁逝而人独不惊，可乎？
当秋天再次来临的时候，会有奇迹发生吗？我愿和蓬溪先生共同守望。
中国古地图——
地
理 图
《地理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三幅全国性石刻地图之一，现藏苏州市碑刻博物馆（文庙）。绘制者南宋黄裳（1146～1194），四川剑阁人，字文叔，号兼山，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先后任巴州通江尉、国子博士、秘书郎兼嘉王府翊善、起居舍人、礼部尚书兼侍读等职。原图作于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前，为其绘制并进呈嘉王赵扩（后登位为宋宁宗）的《太极图》、《三才本性图》、《皇帝王伯学术图》、《九流学术图》、《百官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八图之一。现仅存后三图，为王致远从四川获得后于淳祐年（1247）
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时刻石于苏州，与《平江图》一道合为该馆所藏天、地、人、城四大镇馆宋碑而誉为国宝。该图碑石宽一百零四厘米，长二百二十厘米，无碑额。图无画方，纵一百九十七厘米，横一百零一厘米，比例尺约为五百万分之一。图下部有王致远跋文。
图绘范围北至黑龙江、长白山，西至玉门关，南至海南岛，东达华东近海。标注了南宋诸路、府、军、州等行政建置计四百三十处，所有府、州名称均刻成阴字，加方框；路名刻成阳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地名不加框。河流为单曲线，山脉用写景法，森林及长城则为形象符号，颇有立体感。河流名以椭圆形符号括注于河源处，计七十八条；山岭注记以方框括之，约一百八十座；另有湖泊二十七处，山隘二十四处。在居庸关长城之北绘有一片林木，加注“平地松林广数千里”。长江源注记于岷山，黄河源注记于积石，明显受《尚书·禹贡》之影响。但实际所绘长江主流自泸州上溯向南而再向西，而非上溯向西再向北之岷江；黄河下游在沧州以北今天津附近入海，记注“河口”二字。这些表明对长江、黄河真正源头之了解已超过其他宋代地图。海岸线和山东半岛的轮廓以及黄河中游的折曲等都大体正确，接近当代测绘水平。
图之边缘处还加注了一些政治地理方面的注语，如西北部有党项、夏国、回鹘、沙陀、龟兹、鞑靼界、佛顶林衙等名和‘契丹遗族奔避于此’等词语；东北部有“高丽、新罗、女真、渤海四属之地”；西南部标有“铜柱，马援立”、“欢下都督曰南郡，去京六千七百里，县四”等，乃使观图者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故国疆土今入异国”的黍离之情，达到以图激励斗志之目的。
（万 方 文）
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
？ 伍 国
一
二十世纪以降，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不绝于耳。鲁迅及其小说杂文总是被自然地与对国民性的激烈批判相联系，赞者奉为圭臬，疑者不以为然。对国民性话语在二十世纪初的起源和多元流变略加检讨，可见“国民性”是一个逐渐演化形成的话语，实包含对国民性中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与反对专制密切相关，包含对解决路径的探讨，也受着论述者的个性、心态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之影响，断不可以“批判国民性”一概视之。
谈中国国民性问题，必须回溯到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即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提到的希望有人翻译出来的“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中国人的性格》1890年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连载，后由纽约一家公司结集出版，算是第一部系统地分析中国人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的著作。书中列举的中国人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史密斯意识到生存条件是形成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成千上万命该贫困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头脑含混。”同时，作者指出：“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生活在死亡线上。”史密斯还认识到，中国人过度依赖自己的历史经验，导致因循守旧而在知识上有“致命的缺陷”——“广大的中国人没有见到过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尽管作者怀有自己的宗教目的，但还是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虚伪的一面：“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个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的背井离乡而哀叹。”但作者的目的并非专为“批判”。他完全承认中国的机制有很强的自我修补能力，在最关键的时候，总会自动及时地渗出一滴“润滑液”。作者较为客观的一面还在于，他经常提及其他民族，如印度和巴西的“苦力”行为僵化的例子，来证明很多习惯并非中国人独有。例如，印度的苦力习惯用头顶着东西，外国承包商要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就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
二
最早在物种竞争、民族图存的大背景下检视民族特性的中国人当属严复。在1895年三月间发表于天津《直报》的著名论文《原强》中，严复进行了“白种、黄种、黑种”的人种区分，指出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在《原强》修订稿中，严复提出以民力、民智、民德作为标准来判断“民种之高下”，对中国的变革而言，则应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在《辟韩》一文中尖锐地提出是专制君主为了窃国而故意使民众“弱而愚”。改善民智，首要的是改良教育，严复认为，旧教育全是为了猎取“富贵功名”，应当在学校中教授现代科学，而民德方面，则必须合私为公，培养爱国精神。严复相信，是教化衰颓退化造成了中国人的“幼稚”和“巧伪”。作为知识分子的严复，更加看重“民智”问题，他坚信中国旧学术和“士大夫心术之坏”是造成民智低下的根源。严复的全部论述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国民性”这一词语，也没有专门针对“国民性”进行批评。他使用的词语是“国性”，而“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
总体来看，严复对于中国国民的“程度”持一种较悲观的看法，这导致他在1905年与孙中山的辩论中声称“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他认为只有从教育着手，逐渐变革或许有望，而孙中山则立即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如果说，从事教育还是从事革命还只是渐进或急进的路径之争，对专制的依赖却是一个思想的死结。一方面，严复对欧洲自由主义有着精深研究，完全明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真意。中国人为什么看起来比西方人“自私”？严复在《〈法意〉按语》中明确指出中国人自私的根源正在于专制体制下“小人”没有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之事，管理混乱在于缺少地方自治之规，而法律优待外族，“自抑其民”，伤害了民众的爱国情感；另一方面，理论上认识到制度根源却没有改变严复对已然如此的现实的悲观，对“国民程度如此”的深刻怀疑使得他在实践中反过来相信“天下仍须定于专制”，相信“圣主”和“天子”的力量，认为时人反对袁世凯是一大错误。严复甚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在书信中写道，“所绝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这样，严复的思维率先陷入了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一个极大的悖论——要改变旧的专制所带来的弊病，只能依靠新的专制，然专制既是病根，又何以为药方？
三
中国人当中比较集中地探讨自身国民特性问题始自梁启超，而其间强烈的感情和理性之交织也由梁氏肇始。
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梁启超开始把国家的衰弱归因于人民。他说：“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认为愚是中国民族内在固有的，因为“欧西四五百年前”也曾“守旧愚弱甚矣”，但由于政府发展教育，鼓励创新，情况得以改观。梁启超此刻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和启蒙，主张以开学校、译书、开报馆救中国之弊。梁氏强调，“中国人之聪明本不让欧西”，只可惜聪明被数千年来的愚民政策所抑遏。梁启超这一时期对中国人基本持积极乐观态度。他于1898年在东京创办《清议报》，其宗旨中有“激发国民正气，增长国人学识”之句，同年在致他人的一封书信中断言：“中国人种特长，必不致灭亡。”
中国人的“奴性”，在《戊戌政变记》中已有论及，但梁启超清醒地指出其根源仍在封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