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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信，1935年1月15日和2月7日给曹靖华的信以及4月28日给萧军的信。除这些指名道姓的信件外，一些表达对“左联”同人不满而未指名道姓的信件，实际上也主要是针对田汉的，如：1934年12月6日和12月10日给萧军萧红的信、12月28日给曹靖华的信，1935年1月17日给徐懋庸的信、2月9日和3月13日及4月23日给萧军萧红的信、5月22日和6月24日给曹靖华的信。由此可见，胡风离职后的半年多时间，鲁迅最不满的是田汉，因为这段时间“鞭扑”鲁迅的是田汉——直到1935年2月田汉被捕，“左联”的行政书记一直是田汉。鲁迅称周扬为“元帅”，最早的文字是1935年6月28日给胡风的信，从这以后，鲁迅最不满的左翼同人便是周扬了。
鲁迅对田汉行为不满的原因在于：“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8〕鲁迅的《答〈戏〉周刊编者信》发表后，夏衍“看后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对此，鲁迅的评价是：“‘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9〕田汉化名绍伯的文章已让鲁迅愤怒，田汉的解释更无疑是火上浇油：“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10〕另外，田汉还说了什么鲁迅“名誉好，乱说也无害”〔11〕一类的话。
三、《文学生活》对鲁迅的“保密”
在说到与鲁迅的联系情况时，胡风说：“周扬代表文委，要我接任书记。我无法推辞。到宣传部后，由我和鲁迅取得联系，这时起更只是由我和他取得联系了。每次都是前一天去信约定时间，届时到内山书店会齐，一道到一个外国人开的小咖啡店坐一二小时。送我编的油印内部小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顶多十来页）给他，告诉他一点工作情况，还每月领取他给的二十元经费。”〔12〕胡风离职后，由任白戈接替胡风的职务，任白戈曾要求“文委”的田汉、林伯修等向鲁迅介绍他担任的职务，以便有机会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工作。但没过多久，“田汉同志就告诉我，鲁迅先生说他不想管‘左联’的事，‘文总’决定由他代理鲁迅先生的书记职务，有事情直接找他，不要去找鲁迅先生”〔13〕。正因为如此，便又发生了一件鲁迅对田汉及其“左联”领导都极为不满的事。
1934年底，《文学生活》照样出版，田汉等人便没将该期《文学生活》送给鲁迅。1935年1月26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我们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钱，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而且不给看的还不止我一个，我恐怕三兄（按：时在苏联国际左翼作家联盟工作的萧三）那里也未必会寄去。所以我现在避开一点，且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4〕之后，鲁迅在1935年2月7日和2月18日给曹靖华的信，1936年4月24日给何家槐的信和5月2日给徐懋庸的信都提到此问题。鲁迅后来在拒绝加入周扬等人组织的文艺家协会时，甚至也提到这事：“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15〕由此可见，鲁迅对这事的重视程度。
田汉等人不将该期《文学生活》给鲁迅，不能用鲁迅曾说过“他不想管‘左联’的事”来解释，因为连茅盾也未给：“《文学生活》创刊于一九三四年初，到三五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就停刊了。这个刊物有时油印有时铅印，报道一些‘左联’活动的情况以及工作指示、经验介绍等。开始每期都给我们寄来，可是后来——大概在一九三四年末，却有一期不寄来了。鲁迅听说之后就托人把这期刊物借来，原来这一期是总结‘左联’一九三四年的工作的，其中对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譬如指出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展开等。平心而论，一九三四年是国民党文化‘围剿’最疯狂的一年，‘左联’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总结出阻碍工作展开的症结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也是对的。然而，这样一件事关‘左联’全局的大事——‘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不太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正如当时鲁迅讲的：他们口口声声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实际做的就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16〕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左联”时期鲁迅一度与田汉的关系非常紧张，但人们说到鲁迅与“左联”的矛盾时，多说周扬而不说田汉，这似与历史不符，也对周扬不公。
注释：
〔1〕穆立立在《穆木天冤案始末》（《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中说：“关于我父亲穆木天历史问题的传闻，主要是说他1934年被捕后，发表脱离“左联”声明。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社造谣，然后以讹传讹造成的冤案。”
〔2〕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页。
〔3〕夏衍：《两个口号的论争》，《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4～266页。
〔4〕《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4～535页。
〔5〕《1921年8月29日致周作人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5页。
〔6〕《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8页。
〔7〕《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212页。
〔8〕《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16页。
〔9〕《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212页。
〔10〕《1935年2月7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7～48页。
〔11〕《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2页。
〔12〕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13〕任白戈：《我和周扬在“左联”工作的时候》，《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0页。
〔14〕《1935年1月26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1～32页。
〔15〕《1936年4月24日致何家槐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3页。
〔16〕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我走过的道路》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费孝通与林耀华
——1957年“恢复社会学”运动中的吴门弟子
？ 李 刚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奠基人。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费孝通晚年回忆说：“吴老师不急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谋远虑的切实功夫，其用心是深奥的。”吴文藻早期三大高足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皆是国际著名的学者。特别是费孝通、林耀华对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正如冰心在纪念吴文藻诞辰九十五周年的讲话上所说：“他们就是这些学科在中国历经沧桑的见证人，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当今社会得以发展壮大。”
一
费孝通、林耀华对中国现代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贡献学界已有定论。但是，在构建中国社会学这座辉煌大厦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吴门弟子，他们之间也存在深刻的误会、隔膜和分歧。
1949年之前，中国高校有社会学系二十余个，与社会学有关的家政系五个。1949年以后高校被接管后开始调整合并社会学有关系科。1949年底隶属于南京大学法学院的社会学系合并到政治系。到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只有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暂时保留下来，其他的社会学系和有关专业皆被取消。这两个系在1953年亦被并入其他专业。
社会学被取消后，大部分的社会学师资则彻底改行从事和社会学没有关系的教学工作。一部分专家被调到民族学院改行从事和社会学有点联系的民族学教学研究工作，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应该说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师徒还是比较幸运的。费孝通还特别受到重用，当了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事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央委员等职务。但是，费孝通毕竟是学者，学问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对于社会学在新中国的遭遇，吴文藻、林耀华和费孝通都是无法接受的。为了保留社会学的火种他们可谓用心良苦。1949年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文法学院课程改革方案，其中没有社会学系的课程。费孝通召集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社会学部分教师提出了一个“意见”，要求把法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暂时不要取消，等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以社会学系的课程为基础，另设重点专业，如民族、劳动等。为了保留一点社会学的血脉，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进言，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认为不能留。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在学术问题上要搞百家争鸣，要求在宪法的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准许他们去说，不要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同年5月26日，宣传部长陆定一说：“应该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组力量，改变有些原来是错误的和原来并不错误但现在已经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社会学无疑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可是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社会学学科建制——系科、刊物、学术团体在三年前已经绝迹了。但是，在西方受过系统社会科学训练的专家学者正当盛年，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教学经验都处于顶峰状态，另外他们亦有强烈的学科认同意识，这使他们有一种内在的恢复社会学学科的冲动。其次，1949年至1956年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动之际”，农村社会、城市社会、工业化问题、人口问题皆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社会学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随着1956年政治空气的松动，1957年初，虽然还感觉到是“早春”天气，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吴门师徒和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老一代社会学家便启动了恢复社会学的进程。
1957年1月，吴景超在《新建设》发表了试探性的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熏首先提出恢复社会学的问题。李景汉在1957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带来的巨大反响，让大家看到了社会学的生命力。1957年春节期间，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谈到《人民日报》的相关内容，认为社会学工作有恢复的可能性。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费孝通说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现在没有人研究。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他强调：“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如果我这样说法是对的，自然要问，谁来研究，由党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