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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好色’是包含肉体的、精神的与美的结合，灵与肉两方面的一致性的内容，好色文学以恋爱情趣作为重要内容，即通过歌表达恋爱情趣，以探求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内涵”（《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在现实生活中，“好色”与“色情”却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的正人君子读不下去的色情描写，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一般来讲，它只有格调上的高低，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对社会也不会产生“诲淫”的颠覆性作用。然而，这样一种文学上的人之常情，到了有“色情狂”倾向的中国学子眼里，却另有一番滋润与感化的作用。郁达夫称，他在名古屋高等学校读书的四年里，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计一千部左右，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所谓“软文学”，就是色情小说，郁达夫超常的“性苦闷”，与这些小说的刺激恐怕是无法分开的。《留东外史》里，中国浪子从日本的色情小说里学到不少“吊膀子”的经验，甚至这部小说的写作，都得力于它们的示范，其中不少故事情节，直接来自日本的“软文学”作家小杉天外的作品。
正是这种丰沛的“人情”文化，使日本在欧风东渐的时代，与西方“两性解放”的潮流一拍即合，它们相鼓相荡，汇成一股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人欲洪流，其情形正像郁达夫在《雪夜》里描述的那样——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的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人情”的过于发达，意味着理智与感情的失衡。日本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和辻哲郎将日本人的性格喻为“台风”，有“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在《风土》一书中，他认为：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这是由东瀛岛国特有的地理风土条件造成的。日本地处寒热带交界处，有强烈的日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东南亚一带一年四季处在热带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单调而无变化；它有北国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同样的寒冷，使人感觉迟钝。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培养了日本特有的热寒带二重性格，犹如冰雪中挺立的竹子，具有柔韧的弹性和应变性，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热烈中包含着沉静，忍从中包含着反抗。而且，日本人的性格中还有季节性和突发性，它不固执，犹如樱花的开与谢，在反复发生的忍从的各个瞬间中，包含着突发的反抗，但在反抗中由于自身的变化又会自暴自弃。和辻哲郎无疑是从正面的意义上解释日本人的“台风”性格，却触及了日本人性格的核心。相比之下，学贯东西、富于正义感的加藤周一对日本人的分析更具穿透力，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加藤周一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入手，对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日本人沉迷于感伤的世界，说明其心理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都视作虚无，背后有日本传统的“无常”心理，这种非理性的虚无，会把日本导向可悲的境地。周作人后来也终于醒悟：“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智。”（《苦茶》）这样的文化风土，特别适合文学艺术的生长；日本自古以来发达的文学艺术、日本人丰沛的艺术情趣和艺术才能，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日文学的滥情、伤感、颓废，那种挥之不去的“戾气”，还有留日作家对西方“浪漫派”文艺的偏嗜，这一切与东瀛文化风土的熏陶，应当有着内在的关系。比较一下同时期的留欧、留美文学的精神风貌，其差别可谓一目了然。
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
？ 耿传明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占有一个比较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他比较超脱于现实的社会功利性，从文化的根本层面上给予“新文化”以正面的建树，那就是对源于希腊文化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的输入与揄扬。这种文化眼光在新文化运动诸人中是不多见的。在《北大的支路》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我们“于普通的学问以外，有几方面的文化还当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它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它的，我可以担保”。周作人这种对西方现代文明源头的重视和考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实无出其右者，这当然与他自己通古希腊文有关。从周作人这一脉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带有某种“西方文艺复兴”的精神，而不只具有浮泛激越、急于事功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内容。周作人可以说是现代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希腊情结”的作家，特别是到了晚年，翻译希腊文学、罗马经典成为他惟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业。其翻译已不是一般的迻译与引进，而是他一生志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时代已不能使他像以往那样以自己的言说，即通过对现实社会文化批判的方式来张扬他的主张的时候，他通过翻译希腊语的文学经典来固守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力图为中国引入一种真正异质性的文化，来推动它的更新与转换。这种努力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一
1957年3月，周作人作诗二首，赠周甲甫。诗云：
打架妖精未是憨，任他游戏与心安。
摩登伽女如相遇，玉体横陈取次看。
万紫千红都是许，繁枝密叶已交加。
老僧已是沾泥絮，炳烛还看未摘花。
“打架妖精”，指的是性爱，“摩登伽女”出于佛典：《楞严经》里讲如来的弟子阿难遭遇大魔法，一名叫摩登伽的女子使用咒语，将阿难捉住按到了淫床之上，并施予淫行，即将毁坏阿难的持戒之体。如来知道阿难遭了摩登伽的魔法后宣说神咒，并命文殊菩萨持此咒去护卫阿难。随之，摩登伽女的魔咒被灭。周作人自己讲他不信也不懂佛法，此处也只是借用佛典，说明其一贯的新伦理主张而已。周作人一生好谈性爱，诗中描述了身为“沾泥之絮”且已年逾古稀的他，还在秉烛夜读日本色情禁书《未摘花》的喜剧性情景。这并非是知堂老人的“老不正经”，而是大有深意的，与他一生最大的梦想之一“伦理的自然化”有关。对于性爱，周作人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效仿、学习自然，所以他一再地申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作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规则。”（《祖宗崇拜》）这种据于自然人性论的信仰，对于促成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是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正如被严复所修正、改造过的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所言，“天行”（自然状态）和“人治”（人类社会伦理）是有区别的，赫胥黎把与“天行”相对的“人治”称为是“园艺过程”，主宰两者进化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这种区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花”的培养，它不是任天演之自然、物竞天择的产物，而是按照园艺师的意愿，给予它最适宜的生存环境，才培养成功的。最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最脆弱的东西，是需要人们的精心呵护才能繁盛起来，所以“最适者”并不能与“最好者”划等号，人类的道德准则也不能直接从自然界推演。面对进化伦理的挑战，赫胥黎所最为关心的是：“如果，人对这种宇宙本性的模仿与伦理的首要原则相冲突，这个奇怪的理论会变成什么？”〔1〕一味地强调顺应自然的伦理，显然会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即认为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都是反自然的，因而也就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
“自然的”就是“好”的、“善”的这个价值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抽象地来评论其是非正误并不重要，周作人主张的合理性是依赖于其话语语境中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即传统中国有“思想的专制和性道德的残酷”这一现实。他的所有议论基本上都是对这一现实的反应。因此对周作人的主张及其对希腊、罗马文学的评介和翻译活动也应纳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
古希腊文学对周作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他的思想形成、价值取向、审美偏好等等都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古希腊文学成为他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评价标准的主要来源。这从他1917年做北大教授时的讲义《欧洲文学史》中可以看出。这本书并非一般地研究欧洲文学史学者的高头讲章，而是一本主观性极强的文化批判者的夫子自道，其中“思想”远远压倒了所谓“学问”，主观好恶压倒了客观的描述。
《欧洲文学史》约十万字，分三卷，第一卷“希腊”；第二卷“罗马”；第三卷是“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他以希腊文学为标准来衡量后世文学，认为希腊精神大抵不出三端：（一）现世主义；（二）尚美精神；（三）中和原则。罗马崇实，与希腊尚美异趣；希伯来精神倡出世思想，以天国为寄托，与希腊精神之重视现世尤相违逆，故罗马为希腊之反动，希伯来为希腊之罪人。文艺复兴乃起于人性自然，故重现世，又合尚美，是希腊精神之回归。十七八世纪思想巨子寄情人道，故此期文化笼罩理性之光辉，得中和之致而不偏枯。周的文学史，对希腊讲得比较翔实，对罗马之后则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取舍。对于中世纪，详细讲的是“骑士文学”与“浪游之歌”。他认为“骑士文学”起于信仰，终于尚美，实为希腊精神之回归埋下伏笔；“浪游之歌”乐生享美，关爱现世，则是突破希伯来信仰之里程碑。文艺复兴以来，讲得最多的是卢梭、歌德二家，因为这二人都是倡人性自然之义的代表人物，卢梭“契约论”重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政治的调和，歌德的“浮士德”意在生生不息、追求不止，此两者皆为希腊精神之发扬。《欧洲文学史》可以说是一本典型的以文学史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
周作人的思想核心，就是主张人性自然，对于人的本能欲望，应当揄扬而不当抑制，但个人又恒生人类群体之中，个人人性之揄扬，须以不损害他者为前提，故人之天然能欲需有节制。所以他又倡导“中和之德”，认为“希腊民族，以中和之德著称。对于自然恒久之性能，有仞知而无讳饰，能节制而无遏逆，使之发泄得间，乃不至横决”。这显然也是一种对希腊文化的主观化的理解，而没有注意到希腊文化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冲突。他所推崇的中和之德更近于强调理智与情感和谐的新人文主义。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把欧洲文学的千年进程概括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循环发展过程，显然有将文学史简单化的、独系文学进化论倾向。但周作人并无意做那种学究式的学问，而是要“六经注我”，输入希腊的人间主义文化，来进行中国的“人的启蒙”，所以其价值、意义也只能在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的框架中予以评定。
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著作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史诗编写），1906年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希腊拟曲》，1932年译，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三）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1937年～1938年译。（四）《希腊的神与英雄》，1947年在狱中第一次翻译，因稿子焚毁，1949年重译，195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五）《希腊女诗人萨波》，1951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六）《伊索寓言》，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