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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惫さ矫晒虐镏ㄉ璧男ā罚�1960年又续签了这一协定。派蒙员工总人数年均7000人（不包括家属，下同），最高年份曾达到12000人。于、窦事件的缘起，是蒙古在中国的留学生杀了人被判刑的。1963年，蒙方向上海派了三名学语言的留学生，两男一女，女的起初跟一个叫那松扎布的留学生谈恋爱，后来变了卦跟另一个留学生好起来，被甩的那松扎布怀恨在心，酒后同女的大吵特吵，并猛地抽出匕首把女的捅死了。中国法院查明事实，那松扎布承认杀人犯罪，1964年2月3日，法院依法判了他15年徒刑。此后不久，蒙古有关方面为了报复，借口中国员工同蒙方人员吵嘴打架，于1964年3月6日，拘留了为首的两名中国员工，一名叫于深水，一名叫窦海玉。5月8日，蒙古法院判于、窦二人各4年徒刑。但蒙方不以此为满足，6月11日这一天，拘留所里的“犯人”出来放风，窦海玉离开房间较晚，听到外面喊中国人打架了，他以为又是蒙古人欺侮中国员工，就操起一个木棒跑出来，到外院一看，于深水躺在那里，后脑被打裂，正汩汩流血。接着，蒙古警察就把窦海玉铐起来，“认定”窦海玉杀了于深水，作为物证的木棒，原来干干净净，后来也有了血迹。使馆派人前去调查，据其他员工反映，窦海玉与于深水是好朋友，两人在同别人的纠纷中常常是互相帮助的，他不可能杀死于深水。中国大使馆对此提出质疑，要求验尸并面询窦海玉。蒙方表示同意，我国公安部派定了法医，但蒙方很快翻悔。而蒙古法院不顾中国使馆的抗议，迅即开庭判了窦海玉15年徒刑。半年之内还不准使馆去人探视。这显然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是蒙方对其留学生被判刑的报复。
听了老姜和小毛的介绍，使我对中蒙关系的现状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于深水、窦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当局的政治偏见与野蛮无
理。此后，在我长达八年的驻蒙外交生涯中，这件事不时地浮上脑际。
中午饭后，老姜陪我在院中散步。我把那张载有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报纸，交给公务员转送张大使。我向老姜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梗概，问他张大使干吗要看这张报纸。老姜说，使馆订阅的国内报纸，要十多天后才能来，因而大家每天晚上要听国内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张大使是“老外交”，很重视调研工作，对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关心。但是电台广播不可能把长文章字字播放，所以还得看报纸。我想，张大使等不得报纸从国内寄来，就索看这篇文章，除了关心国内形势，可能还预感到些什么。
新年将到，张大使指示要我尽快开始拜会蒙方有关人士，争取年前要见到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便于日后开展工作。老姜同小乌一起，拟出了一张二十多名对象的拜会名单，经大使同意后，办公室打印照会，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过了一个多星期，礼宾司12月25日复照同意拜会名单中的十八人，并首先安排拜会三司司长。小乌讲，蒙方安排拜会时间比较快，拜会的人也较多，这是相当友好的表示。小乌告诉我，蒙古外交部三司主管对外文化交流，现任司长是礼宾司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的丈夫，图门同中国使馆打交道比较多，态度友好。
蒙古外交部地处市中心政府大厦对面，中间隔着一个广场和一条马路，是个三层楼房建筑。外交部内设将近十个司，中国使馆经常与之打交道的有礼宾司、领事司、亚洲司（也称地区二司，一司为欧洲司）和对外文化联络司（也称三司）。蒙古的建交国有五十多个，但在乌兰巴托设使馆的仅有十一个，其中西方国家只有法国一家。
12月28日，离过年还有三天，小毛陪同我拜会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奥尔索。在外交部楼一层一个小型会客室见到这位司长，他是个细高个，穿着一套合身的带条纹灰西服，与我的领扣扣得紧紧的严谨的中山装形成鲜明对照。双方寒暄后在沙发上坐下。他问我：
“秘书同志，过去您在哪里工作？”
“长期在对外文委工作，到文委以前在山东做过政府工作，还当过教员。”我回答。
“以前在别的国家工作过吗？”
“没有。到贵国来我是第一次出国，在今后工作中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协助各国在我国的文化官员开展工作，是我们三司的责任。今年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项目执行得很好，都已如期实现了。”
“的确执行得不错，这也是您司长的一份贡献。不过，还有一项我们驻蒙文化官员访问科布多省，似乎也应在今年之内。”这是小乌特意让我催问的。
“是的，是的，这件事我们尽快安排。秘书同志，您都有些什么喜好呢？”
“我喜欢文学和历史，特别是对一些历史名人非常敬仰，比如对蒙古人民的祖先、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我就很崇拜。”
“啊，啊，我们蒙古现代也有许多名人，例如著名作家达木丁苏伦，文学泰斗仁亲教授。”
“我听说过，希望今后能够见到他们。”
双方又谈了谈乌兰巴托和北京的天气，以及其他一些闲话，彼此还互祝即将到来的新年快乐，之后我就告辞了。
回馆的路上，小毛提醒我以后同蒙古官方人士接触时别提成吉思汗。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1962年是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提出在首都开纪念大会，在肯特省建大型纪念碑，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在苏联的干预下，把这个中央书记给撤了，还打成反党民族主义集团的头子。我不禁想到，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及子孙西征建立的四大汗国，其中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二百五十年，那时俄罗斯人在小孩哭闹时就说成吉思汗来了，吓得小孩不敢出声。当时是为了制服小孩的啼哭，今天则是制服蒙古领导集团中的不同声音，真是可悲。
拜会在1966年新年前后继续进行。在拜会接触中，蒙古文化界人士尽管他们的党中央跟随苏联反华，声调日渐高涨，而且已开始扩展到国家关系中，但在同我交谈时，没有一个人借端挑衅。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拜会完蒙方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和蒙中友协主席、人民军事务部外事处长等朋友。蒙古朋友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美协主席楚勒特木和音协主席贡其格苏姆拉给我的印象尤深。我感到这种情谊是历史上天长日久的积累，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对蒙古无私援助的深刻影响，人心的向背是会影响历史的进程的。楚勒特木的画风深受中国画影响，他特别敬仰我国名画家徐悲鸿。第二次见面时，我送他一幅荣宝斋水印徐悲鸿的《雄鸡引吭长鸣》条幅，他特别喜欢，但不知题词内容是什么，表现有些担心。我给他解释“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八个字的历史背景，他若有所悟地不住点头。我同贡其格苏姆拉只见过一面，因为我不懂音乐，没有多少话题好谈。1967年6月，我国氢弹爆炸之后，小毛给他送使馆公报，他问小毛有什么新闻，小毛讲了氢弹爆炸的消息，贡其格苏姆拉听后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绝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他这样情不自禁地吐露心态，表明不仅是由衷地赞扬中国，且系有所指而发，因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之后，苏联报刊宣称，中国可以制造十万吨级的原子弹，但其技术水平造不出一百万吨级的氢弹。
六
第三章 蒙古昔日的辉煌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兴衰更替
1966年上半年，我在工作的间隙，常到使馆的小图书馆翻翻书。这里的书不过两千册，却很适用，主要是历史和文学两大部分，而关于蒙古的情况介绍占有相当数量。
我来蒙古前阅看有关资料时，一直有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成吉思汗及其儿孙所创立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历史上这样一个强悍的民族，为什么会衰落？是怎样衰落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在图书馆里寻求答案。
经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查考，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逐渐形成：从1206年铁木真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位，到1368年元朝被推翻，是蒙古民族的鼎盛时期；从1368年开始的北元，到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蒙古民族由盛转衰的式微时期；从1644年到1911年，是蒙古民族臣服清政府而无所作为的衰败时期。也就是说，兴盛162年→式微276年→衰败267年。
继承祖业的忽必烈，1259年登上蒙古大汗位，建都中都（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立了元朝。他还在当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怀有奋力开拓疆土的雄心。经过二十年的胜利征战，于1279年击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持续三百多年的并立和相互攻战的局面，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幅员之广超过了汉代和唐代。他不仅使辽东、漠北、西域、云南等地进入大一统，而且吐蕃地区从此正式并入中国，意义非常之大。在巩固了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他又立即着手恢复对西道诸王（四大汗国）的政治控制，征抚并用，使这些宗藩国维持与元朝的正常关系，并由此架起了东西方间的桥梁，使中国同外国的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极盛时期。
忽必烈称帝后，其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邀宠大臣阿合马等人主持国政，吏治腐败，专注搜刮，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出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而这时，大漠南北受封的蒙古诸王连年相互混战，有的甚至叛离朝廷。因此，在忽必烈在位35年于1294年逝世之后，元朝已是强弩之末，皇位递传九代仅74年，农民大起义埋葬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国。
兴盛162年，看起来时间不算短，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蒙古民族的兴衰更替，正如古书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史书称之为北元，持续年代从1368年至1402年，为漠北西部崛起的瓦喇部取代。
明朝建立，把北元视为心腹之患，曾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企图以此为屏障，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居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明王朝又从中挑拨，使之“人自为雄，各自为战”。到15世纪中叶，瓦喇封建主也先力量壮大，取代北元，西征哈密，东取辽东，南犯明朝边境，蒙古民族一度中兴。1449年，也先部在北京附近八达岭外土木堡（今怀来县东南）所进行的“土木之役”中，曾俘虏明朝皇帝明英宗，接着又攻到北京城下，只是由于明朝大臣于谦率众拒守，也先未能得逞。但从此明朝军队全部退入长城以内。不过，瓦喇部好景不长，到15世纪末叶，达延汗兴起，他消灭权臣，削平割据势力，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重新划分领地，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趋分裂。但这时已与前期的分裂战乱和经济衰败的情况不同，各部只是脱离大汗的控制，尚未兵戎相见，经济也略有发展，与明朝之间也保持着相对的和平。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朝统治者根据自己同蒙古族长期接触的实际政治经验，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民族入侵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统治蒙古族的政策。他们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起，前后花费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蒙古各部。
首先是实施盟旗制度，将原来的“爱马克”（血缘集团）、“鄂托克”（地域集团）等大小领地拆散、合并，重新改编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旗，作为军事行政单位。通过两大行政管理系统，即实行大臣、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制“内属蒙古”系统，及实行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制“外藩系统”，以防范内外蒙古联合抗清，从而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旗之上还有“部”、“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