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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联中提到的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的功臣，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袁世凯之所以杀张振武，是为了造成黎元洪与革命党的矛盾。当时，张振武完全无视黎元洪的权威，令黎十分气愤，遂趁其进京之际，密电请袁世凯相机除之。袁世凯乃令陆建章捕杀张振武，并将黎元洪的密电公布，从而使黎名声扫地。然张振武之死，若与多年后的陆建章、徐树铮之死联系起来，其君子报仇，三命连环，比之宋教仁、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赵秉钧的五命连环更为处心积虑、惊心动魄。因为张振武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与同时留学于士官学校的徐树铮相识，故1918年徐树铮杀陆建章，也不无为张振武报仇之意；而1925年冯玉祥杀徐树铮，又是为舅舅陆建章报仇。他们都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比之袁世凯的迫不及待，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十、民国从此成乱世
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内弥漫着极度悲愤的情绪，大家都认为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主使人，誓必报仇。但是在如何报仇的问题上，却又意见不一。孙中山力主起兵讨袁，然当场只有戴季陶一人表示赞同；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思。
黄兴是在腥风血雨中铸炼出来的革命派，他之所以主张慎重，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但当时的国民党连两师兵力都没有，如此起兵，无异于以卵击石。其次，此时已是民国，国民党是国会的绝对多数党，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应是起兵打仗，而应是诉诸法律，若袁世凯公然撕毁法律，则将失却人心，届时再打不迟。此事如果发生在欧美民主国家，也当然会诉诸法律，打一场世界瞩目的官司。
因此，国民党先请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以公审刺宋案，不想却被国民党籍的司法总长许世英驳回。许世英认为，诉讼应从地方法庭开始，不可越级，所谓组织特别法庭，为干涉司法独立。国民党人诚然是依法办事，但也彰显出其内部的离心力，这种内耗为宋案的法律解决增加了阻力。事实上，宋教仁的飞扬凌厉的性格，不惟在党外结怨甚多，在党内也有许多矛盾，如陈其美与他就不甚相睦，而应夔丞正是陈其美的麾下。
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在东京举行“讨袁死难同志追掉会”后合影
孙中山要动武，首先号令国民党的三个都督——安徽柏文蔚、江西李烈钧和广东胡汉民宣布独立，然三督马上覆电，自承无此实力。孙中山乃欲亲自赴东京乞援于日本，联日倒袁，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想法，马上被同志所否决。孙中山无奈，只好派人在武汉进行地下破坏活动，不想被黎元洪破获，国民党员宁调元、熊越山等死难。这边孙中山动武不成，那边袁世凯却已经挥师南下了。
此时，袁世凯已取得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两年之久的善后大借款，折合两亿银元。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是非法借款，拒不承认。国民党三督以及湖南都督谭延辏В擦ǖ绫硎痉炊浴Ｈ欢蓖夤钦呶实皆揽暗鼻爸泄钪匾奈侍馐鞘裁础笔保卮鸬溃骸岸阅诙酝饩院推剑宋钪匾隆！奔钦哂治剩骸澳敲次裁垂竦骋炊灾醒耄镅缘诙胃锩兀俊彼鸬溃骸罢庑┤艘延懈锩南肮撸藿ㄉ璧乃枷耄参奘档鼐椋涣私庵泄笫啤Ｈ欢嗣癖厝徊换岚镏恰Ｕ庑┤舜蟾庞辛街郑阂恢质且丫〉谜瓯ɑ蚬僦岸宦庹撸硪恢质巧形慈〉谜瓯ɑ蚬僦罢摺！�
袁世凯对国民党三督公然抗命十分不满，他钱既到手，便马上扩充军备，准备内战。孙中山等见此，自知不敌，又倾向于和平解决。素来亲袁的汪精卫提出了解决办法三条：一是推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是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任期内不撤换都督；三是宋教仁案仅罪至洪述祖、应夔丞，不再往上追究。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均无异议。汪精卫便托张謇出面调和，不日得袁世凯复电云：
自共和成立以来，待遇伟人，倾诚接纳。即有以过于将顺来相诮责，在所不顾，方谓敬人者人恒敬之耳。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然且抱定不较之心，隐忍迁就，以冀其悔悟，非有所畏也。持以国计民生，不堪再忧，故降心相从耳。不意国会将开，党争激烈，适有变故，借为大题。北伐乍闻，逢人辄告；煽乱之使，日有所闻。以及军事会议，暗杀分途，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
电文中所说“伟人”，指主“北伐”之孙中山。孙中山明知实力不济，却公开扬言“若有两师兵力，当率问罪”，在行动上却又做不出任何部署，可谓毫无保密意识，视军事行动如儿戏。但在袁世凯看来，孙中山虽不足惧，但国民党三督却不容小觑。因此，他虽声称可以息兵，但为自身安全考虑，则必须更换三督。
不久，袁世凯即先后发布了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都督职务的命令，国民党始得同仇敌忾。7曰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7曰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江西宣布独立。紧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相继宣布独立。15日，黄兴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加入战团。而黎元洪则表示服从中央，遂使北洋军可取道京汉路进攻江西、湖南。
由于实力悬殊，不出两个月，“二次革命”即告失败。具体而言，江西李烈钧败于段芝贵和李纯，江苏黄兴败于张勋和冯国璋，安徽柏文蔚败于倪嗣冲和汤芗铭，上海陈其美败于郑汝成和刘冠雄，广东陈炯明败于龙济光，重庆熊克武败于胡景伊和唐继尧，福建和湖南的独立因内讧而终。显然，“二次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实力悬殊，但国民党方面缺乏良将也是事实。
北京方面称“二次革命”为“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它对民国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国民党要人亡命海外，国会因国民党人被驱逐而名存实亡，革命局势被打回辛亥革命前的原状；其次，因本次战争的胜利，北洋军中出现了几个地方实力派，如张勋、冯国璋、倪嗣冲、李纯、龙济光等，都在袁世凯死后成为军阀。
此时的袁世凯已视国民党为头号敌人，但他并未立刻解散国民党，因为他需要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若无国民党，则国会也不复存在了。此时，北京国民党部的负责人吴景濂和王正廷已被迫开除了黄兴、陈其美以及“党人三督”的党籍。然而到了总统选举的环节，人心就不易驾驭了。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总统选举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列席，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当选，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得之，以得票过投票之半者为当选。结果，第一次投票的结果，与会759人，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得151票，袁所得票未达到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必须进入重选。第二次投票，袁世凯得票略有增加，但仍不足法定票数。第三次投票是从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人之中决选，结果袁世凯得507票，已过半数，遂成为民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法选出的总统。
本次选举不仅是完全依法进行的，确切地说，还是在对袁世凯十分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二次革命”的缘故，占国会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显然有了成见，但纵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仍然能当选总统，可见他的威望仍在，而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也暴露无遗。然而此次选举对袁世凯的打击不小，当第二次投票后，出现他和黎元洪对决的形势时，他十分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直到第三次投票结束后才放下心来。他因此见识了民主的“可怕”，从此愈发要反其道而行之了。
总统就职典礼安排在10月10日国庆节，与国庆纪念活动同时进行。参议院院长王家襄认为总统不是皇帝，应该背南向北，向议员宣誓，袁世凯则坚持要背北朝南，并将议员安排在东西两向。经过激烈争论，他仍不愿改变初衷，最终只是把议员的位置调到背南朝北方面而已。他宣读的宣言书中，开篇即道：“此种政体（指共和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制，吾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令听者面面相觑。足见其内心深处，始终未尝接受共和。
任职典礼前，世界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只有美国、秘鲁、巴西三国；而典礼后，日本、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士等主要国家才次第承认并正式建交。中华民国看似有了些新朝气象，但事实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比清末更甚的乱世。
首先，辛亥革命的一大后果，便是打破了清朝封疆大吏“本省回避”制度，本省人把持本省军政，形成地方军阀。由于辛亥革命中，各省多是由本省革命党人领导本省革命，事成则被推为本省军政长官。以袁世凯之强势，上台后也不得不承认现状。但是，这种现状对中央而言是一大弊政，因为各省均以各种名义扣留国税，中央财政因此毫无着落，最终不得不通过举外债来度日。因此，国民党人批评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而事实上若易地而处，只怕除此之外别无善策。
袁世凯深知此弊，遂决意削藩，因此“党人三督”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恰恰撞到了枪口上。袁世凯免去这三省的都督后，又用不同的手段，先后免去了在“二次革命”中首鼠两端的湖南谭延辏А⒄憬烊稹⒃颇喜田伞⒐阄麽红拥亩级街拔瘛Ｇ蒙秸鸹ⅲ辽僭谝欢问奔淠冢魇《级蕉灾醒氲奶扔辛俗洌醒氩普猜杂泻米恕�
宋教仁一度曾是民国政坛上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
蔡锷的情况有所不同。袁世凯欣赏蔡锷的才具，故欲延揽于麾下，以备革故鼎新之用。而蔡锷素有大志，也不愿僻居一隅，正好一拍即合。再者，蔡锷是湖南人，在云南都督的任上虽得拥戴，却也不满各省割据自保的现状，终至羞与哙伍，潇洒而去，也是一段佳话。
但当时的封疆大吏们，能如蔡锷这样志存高远者又有几人？如山西阎锡山、奉天张作霖等，袁世凯在世时还能小心伺候，等袁世凯一死，就拥兵自重，且要逐鹿中原了。因此，作为民国最大乱政的军阀混战，实际上在辛亥革命时已埋下伏笔了。
其次，袁世凯在依法当选后，便要毁掉这个对自己处处设限的《临时约法》。按理，临时大总统成为正式大总统，临时政府成为正式政府，《临时约法》自然也应代以正式的宪法。1913年10月，即他当选的当月，国会即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亦称《天坛宪法》。然而这个宪法，仍然是按照《临时约法》的精神制定的，贯彻的仍然是责任内阁制的思想，仍然极大地掣肘着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对此十分不满，于是请出《临时约法》为尚方宝剑，坚称《天坛宪法》与《临时约法》有诸多不符，乃决意废止之，另行增修《临时约法》。而增修的内容，自然大有文章可做。
从法律精神考量，宋教仁实可谓中华民国的精神象征，他一夜之间草就的《临时约法》，在民国最初十几年内，成为民国正统的标志之一。袁世凯戕害《临时约法》，使民国的法理基础被破坏殆尽，此后，《临时约法》再未重见天日。而没有宪法的垂范作用，民国就成为一个基本制度和法律极不健全的国家。
再次，顺利当选后，他自然就要解散国民党，杀害“乱党暴徒”，以彻底解决这个第一劲敌。他于1913年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凡属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一切机关限令三日之内解散，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和徽章，驱逐出会。两日之内，被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