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鸪龌帷Ａ饺罩冢磺鸬墓竦臣樵贝�438人之多，是国会总议员数（820）的一半以上，国会从此不足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事实上也就瘫痪了，其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等下属机构，也相应终止。次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解散国会令，这个美国模式的国会，就此寿终正寝了。
总统选举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证明“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领袖们被迫流亡海外，重新开始辛亥革命前的艰苦创业，因此，将从此时开始的革命事业称为“二次革命”，似乎更为贴切！两年后，袁世凯真的背叛民国，称帝改制，蔡锷将军发动了护国运动，国民党才乘此东风，重返国内，并在西南和华南诸省站住了脚跟。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的军阀在内讧之余，还在整体上与国民党的政权呈对峙态势。从1916年护国运动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12年里，中国实际上处于类似“南北朝”的分裂状态。
《约法》废置，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外患频仍，再加上农民起义和工人暴动，民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而追溯这一切的源头，未始不是宋教仁遇刺一案。宋教仁是《约法》之父，他既死难，《约法》的精神也就随之而去了，乱臣贼子不复有畏惧之心，天下于是大乱。
十一、此“君主”非彼“君主”
袁世凯的理想政体是君主立宪，在保证君主之绝对权力的同时，依照宪法治理国家。辛亥革命的形势，使他退而求其次，抢到了共和政体的总统之职。但是，他对共和始终抱有敌意，认为权力分立的民主共和，会相当影响行政效率。当年他在朝鲜、山东和直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他并非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是他又是一个旧式官员，习惯了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运作体制，而对新的、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式的行政体制极不适应。所以，他时时抱怨共和体制令他“夙夜彷徨，难安寝馈”，故先入为主地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必欲去之而后快。
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上，王莽要恢复周朝的井田制，结果由谦恭下士的君子，落了个遗臭万年。如今，袁世凯要从共和返归君主，不论对错，首先是逆世界潮流的，那便必败无疑。然而，他当局者迷，一条道走到黑，他与章太炎等常讥笑孙中山为理想家，不落实处，然其不如孙中山处，也正在于此。
哲人说：“要做正确的事，而非正确地做事。”袁世凯虽不能做正确的事，却善于正确地做事。他称帝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操作称帝之事却十分高明。历史上，王莽改制复古，要拉刘向、刘歆、扬雄等学者为自己创建理论，打通玄关，而袁世凯比之王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2年7月，袁世凯颁布《勋章令》，将勋章分为大勋章和嘉禾勋章。前者由大总统佩戴；后者共分九等，授予有功之人
他先是令学者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招揽梁启超、张謇、朱启钤、周自齐、汪大燮等名流担任各部部长。名流内阁要搞行政体制改革，召集各省代表召开“行政会议”，袁世凯便指派李经羲、杨度、蔡锷等8人接管这一会议，并改其名为“政治会议”。在这个荟萃各省人才的“政治会议”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约法会议”，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约法会议”对《临时约法》加减乘除后，炮制出一个《中华民国约法》来，并迫不及待地于1914年5月1日公布。
根据这个“正式约法”，国家立法机关采用一院制，即立法院。在立法院未成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其职权。该参政院制定了许多必要的专门法律，成为后来国民政府法律的蓝本，这些工作值得称赞。但是，该参政院也制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此法，袁世凯的总统便不仅可以荣任终身，且可传妻传子了。
新《约法》中还有许多帝制的前奏，择其要者如下：废除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改为政事堂和国务卿，各部归总统直辖；各级官职采用封建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恢复清朝的都察院和御史台，分别改名为平政院和肃政厅，以监察官吏，贪污500元以上者死罪；废除各省都督，设巡按使主持各省民政；废省设道，以道尹掌握地方政府实权；设置将军府，以安置退位之高级军人；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权。《约法》之外，袁世凯还设立模范团，以改革军队；发布尊孔令，倡言春秋大义；恢复陛见制度，以正君臣之礼；以及赴天坛祭天，应膺天运；等等。
但是，当此万象更新的20世纪，新旧思想交相辉映，令人目不暇接，却尚无一种思想能占据绝对正确的地位。因此，若要令人心悦诚服，势必要理论先行，辩倒天下能言善辩的反对派，才可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付诸实践。而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就也必须有一个经得住推敲的理论来做指导才行。
此时的袁世凯，就如同赤壁战前的周公瑾，万事俱备，就等着一个登坛祭风的诸葛亮了。这时，果然有一个中国的“诸葛亮”和两个外国的“诸葛亮”应运而生。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何况是三个“诸葛亮”呢！
这个中国的“诸葛亮”，便是有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杨度其人，实在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他本是王辏г说牡靡饷派üВ缓罄从侄扇毡厩笱В├牢餮В换毓笠栏皆揽涑锘壑疲灰庞嗔Γ缓橄艿壑剖О芎螅⑷肷叫薜溃鋈欢傥颍奈镏猩叫ЯΓ坏鹊焦窬狈ナ保旨尤牍膊常诎咨植乐杏攘瞬簧俟膊吃奔暗吃奔沂簟Ｋ思吒鲂裕叛锊活浚此枷腌敲埽焕渚甯撸从秩扔谥恕１热纾谌毡居胨镏猩降冉缓茫疵魅繁硎菊煌蘸蠡毓餍衅涞溃晌焦饷骼诼洌辉俦热纾�1927年，他淡出政坛后，经济已颇拮据，但为了营救李大钊甘愿倾家荡产，实乃古道热肠。正因如此，他虽是“洪宪帝制”的第一号怂恿犯，后人却并未因此把他看作一个花脸奸臣。
杨度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曾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专为讨论君主、民主何者为宜。如今，袁世凯增修《约法》，帝制已箭在弦上，以杨度之智，自是洞若观火。他于1915年4月撰写了鸿辩滔滔的《君宪救国论》，由夏寿田转呈袁克定和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大为激动，亲笔题写“旷代逸才”四字赠与杨度。此文以汉大赋的宾客问答文体，借“虎公”和“客”之口，极言君主立宪之佳，而将共和驳得体无完肤。此文一开始即写道：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杨度以此文得到袁世凯的器重，更于当年8月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和严复一起组织了筹安会，是谓“筹安六君子”。这六个中，杨度、刘师培、严复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才子，胡瑛、孙毓筠、李燮和则是成名已久的老同盟会员，刘师培其实也曾经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对革命早就失望，胡瑛、孙毓筠和李燮和则是对革命后的现状不满，至于严复则是被杨度涎皮赖脸拉来的。他们的组合，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迷惘情绪。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与各国公使合影
不论如何，这“六君子”的影响力都非同小可，他们一挂牌办公，全国上下被搅得人心惶惶，都认为帝制即将产生。梁启超即针对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发表了堪与并称双璧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以驳之。继之，汪凤瀛发表《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发表《对于筹安会意见书》，从理论上驳斥筹安会的主张。袁世凯知道后，深以梁启超为惧，乃重金请同孚盛名的严复撰文驳之，被严复拒绝。袁只好改令孙毓筠撰之，但影响力就已大打折扣了。
此时，更有李诲、贺振雄、梁觉、周震勋等人弹劾或起诉“六君子”，总检察厅厅长罗文干挂冠而去。惟司法总长章宗祥尚能揶揄，他说：“国家不安而能筹安，岂非人民的幸福！”众人既无可奈何，筹安会便干脆抛开研究讨论的外衣，开始公然呼吁帝制，将来京参加参政院会议的各省代表组织成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政院正式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
历朝历代，劝进之功乃是第一等美事。看到杨度等春风得意，一向与之不睦的梁士诒便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许多请愿组织包括筹安会都被列名其下。其中，安静生组织的妇女请愿团被几个女学生在报端痛斥道：“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杨度见状，乃组织了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与之争风。
事实上在袁世凯称帝的全过程中，梁士诒的功劳更大于杨度，因为梁士诒精通财政金融，素有“财神爷”的美誉，帝制的总花销超出预算一倍有余，都是由梁士诒办理的。因此，时人认为杨度是言论的帝制派，而梁士诒是经济的帝制派。只是因为杨度在理论上开了先河，更具精神象征意义罢了。
袁世凯发行的洪宪纪念金币
那两个外国的“诸葛亮”，一个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古德诺博士，另一个是日本著名法学家有贺长雄博士，两人都是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也是当时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即出其门下。当时顾维钧被袁世凯破格征用为机要秘书，遂向袁推荐了自己的导师。然而古德诺是一个埋头做学问的夫子，对复杂的中国政治毫无了解，他只知道与中国政府签订了3年顾问合同，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便十分敬业地将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却不知道中国素来有“因言获罪”的传统。
他撰于1915年暑期、发表于《亚细亚日报》的大作《共和与君主论》，在后人看来，自然是一部臭不可闻的秽书，然而，若结合当时情况来看，他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道理。他认为，奉行共和政体而有效者，实际上只有美、法两国，而其中法国还经历多次反复。受美、法两国影响，原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地也纷纷建立共和政体，然而由于它们缺乏美、法两国的经济和文教条件，其共和政体最终都变易为寡头独裁政权。而当此寡头人物寿终正寝时，该国必然陷入大乱，搞得民不聊生。这种寡头独裁政权，由于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就还不如帝王专政，世袭罔替的好。因为，帝王专政虽然也是独裁，但为了子孙后代的江山社稷考虑，还是会付出相当努力、负起相当责任来的。古德诺又说，世界上最早搞共和政体的是英国，并且有了一位民选的元首克伦威尔，但克伦威尔一死，即复辟了帝制。而复辟后的英国，哪里不比克伦威尔时代好呢？而帝制的英国，又哪里比那些寡头独裁的拉美国家差呢？因此，帝制和共和，本无优劣之分，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应该机械地去看。古德诺最后认为，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情况来看，既不能一成不变，又不宜变得面目全非，相对于民主共和政体，显然以君主立宪为佳。
我们考量历史上的共和和独裁，如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制度，比之罗马帝国的独裁制度，孰善孰恶，一言岂可判之？而在民国创立之初，共和画虎不成，民主似是而非，天朝的斜阳却余暄尚在，面对如此困惑的现状，有个旁观的洋夫子踊跃发言，“高屋建瓴”地回答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惜的是，古德诺此文虽是秘密呈给袁世凯的，却被袁世凯当作一大利器公之于众，造成舆论大哗。要知道，民国之初，国人对民主、共和均若雾里看花，不甚明白，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大言绰绰，不足为信，而古德诺却是来自共和国家的典范——美国的政治学专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效果正是袁世凯想要的。于是，“君宪优于共和”之说甚嚣尘上。然而，由于袁世凯很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