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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石，可以攻玉，这个效果正是袁世凯想要的。于是，“君宪优于共和”之说甚嚣尘上。然而，由于袁世凯很快称帝失败，古德诺也随即身败名裂，并失去了代表共和党角逐美国总统的机会。
袁世凯称帝成为民国史上的闹剧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世界，一国的政治体制更多是随着世界潮流而发展变化。诚然，共和和君主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共和毕竟是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君主、独裁国家毕竟越来越少了。
有贺长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于德、奥，获法学、文学双料博士，从1913年起任中国政府法律顾问，被中国法律界奉为导师。他于1915年8月向袁世凯呈递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国，不应该实行西方形式的共和国。但他的观点与古德诺略有不同，即他认为共和有两种，一是君宪共和，二是无君共和，这样就把英、日等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也纳入共和的世界潮流里去了。袁世凯对有贺长雄极尽笼络之能事，曾赐以唐人真迹，有贺长雄具奏谢恩，自称外臣，日本朝野因而鄙夷之。
袁世凯自己对称帝的态度，则有着较长的发展轨迹。辛亥革命时，就不时有人劝说袁世凯取清帝而自代，但他尚不敢如此。一是因为清廷旧臣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等尚有相当势力；二是北洋内部如姜桂题、冯国璋等人忠君思想浓厚；三是北洋军力未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也是半壁河山；四是南方未必不可以争取；五是尚不忍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
辛亥南北和谈时，北方代表之一杨士琦仍力主君主制，时人都以为他志在维系清室，其实他心目的君主其实便是袁世凯。这一点，他与组织国事匡济会的杨度不谋而合。这两人当时被视为不合时宜，后来被证明是目光如炬。
民国初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接见中国使臣梁敦彦时谈及国体问题，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度。当时袁克定在德国养病，听到此说，十分振奋。两年后，袁克定携梁敦彦回国，便将德皇的话转述与袁世凯，袁世凯亦十分动心。不久，中国驻英、日两国公使均来密电，大意是两国政府愿与中国结盟，但两国皆为君主国，而中国为共和国，联盟恐不能长久，因此结盟后愿助中国建立强有力的君主政体。袁世凯虽暂时搁置此议，但他增修《约法》、解散国会、修改《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正是为帝制未雨绸缪，不过是他更为小心翼翼罢了。
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清朝遗老劳乃宣发表《正续共和解》，认为若复辟帝制，自应请宣统复位。对此，袁世凯答道：“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真要皇帝的话，自应是汉族。清朝取天下于明朝，因此应该找明朝皇帝的后人，若找不到，交通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其话虽揶揄，但“要汉族不要满族”，已昭然若揭了。
到杨度、古德诺、有贺长雄先后撰就鸿文，筹安会、各请愿会如火如荼的时候，袁世凯之称帝已如箭在弦上了。各请愿团体组织召开了国民会议，进而升格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以投票方式决定政体。结果，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以1993票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12月11日，汪大燮领衔参政院向袁世凯呈上推戴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山呼万岁。
袁世凯称帝有许多客观原因：一是民国初年，共和突现，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社会上普遍存在迷惘情绪；二是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国内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地方税收上缴情况也有所好转，为称帝提供了经济保障；三是杨度等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判断力；等等。
袁世凯称帝时的报纸剪辑
而在袁世凯的主观上，则有两大原因：一是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其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虽贵为总统，犹嫌不足。事实上，以袁世凯这样一个旧官僚做共和政体的总统，本来就是合法而不合理的。二是长子袁克定的极力怂恿。虽然经过修改法律，总统已可世袭，但袁克定仍觉总统与世袭为格格不入，遂极力怂恿其父称帝。他针对袁家数代以来无人能活到60岁的怪圈，不断向其父进言，说惟有做皇帝才能突破这一宿命。久之，袁世凯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了。试想，对死亡的恐惧，是连秦皇汉武都克服不了的，何况袁世凯呢？袁克定还伪造袁世凯每日必看的《顺天时报》，让袁世凯看不到真实的民众反应。后来还是妹妹静雪发现了这个秘密，连忙禀报父亲的，气得袁世凯把袁克定痛打一顿，但木已成舟，悔之已晚了。因此，有人说袁世凯是被袁克定所误，也有几分道理。不过，袁世凯作为一个旧式官员，必然深受中国官场为儿孙谋利益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不能完全归罪于袁克定。有意思的是，他的次子袁克文却极力反对他称帝，并写有诗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来劝百讽一，一父之子，竟然贤愚如此！
十二、罪在朕躬一人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次日于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色尚赤，国旗于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当日，他发表简短演说道：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他竟在登基之日说出“子孙鲜有善果”的不祥之语，令人面面相觑。然而本次朝贺也委实窝囊，文武百官有的着军装，有的穿长袍马褂，不衫不履；皇帝陛下则穿大元帅戎装，头上竟然无冠。自古以来，朝贺就是最重衣冠礼仪的仪式，本次朝贺如此草草，哪里有半分新朝气象呢？
袁世凯称帝时身着朝服的官员
他首先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被黎愤然拒绝。接着又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最奇特的则是，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最终，封爵者共计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此外，又发布专令，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不日又有人性化措施出台，即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这个册封名单中，少了一位北洋实力派，那便是段祺瑞。段祺瑞是逼帝去位、拥立袁氏的关键人物，长期把持陆军总长的要职，宋案后还一度代署国务总理，后来更参与赣宁之役和围剿白朗起义，实力大增。袁世凯对他戒心日盛，遂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段祺瑞与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宧、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段祺瑞即失军权，乃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称病不出。筹安会和请愿团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发表了卓尔不群的谈话，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还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袁则坚决否认有称帝之心。到了帝制已路人皆知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皙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袁均称病不见。据传，袁世凯一度派刺客刺杀段祺瑞，还曾收买段家的亲戚前往行刺，但都没有成功。因此，袁世凯册封的众爵里，便没有段祺瑞，这也是因为不便强人所难。而段祺瑞一度与蔡锷暗通消息，蔡锷在潜出京城前，还曾赴拜访过段宅。段由于种种原因不便站在前台，但他在护国运动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后人说他有“三造共和”之功，其中的二造共和就是指他在洪宪帝制中的表现。袁世凯素来重视段祺瑞，他逝世前遗于金匮中的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缺少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也是洪宪帝制的一大败因。
便是在册封名单内，也多“义不帝秦”或貌合神离之人。黎元洪自然是一例，但他本不属于北洋系统，情有可原。徐世昌则是袁世凯的总角之好，“义不帝秦”就令人费解。1914年，袁世凯扩大总统权力，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拜徐世昌为国务卿，这是清亡之后徐世昌的首度出山。然徐世昌心中的皇帝，乃是紫禁城中的宣统，别人是万难染指的。对于袁世凯称帝，徐世昌认为，彼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为友，也就不必犯颜苦谏，因此，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有一次，袁终于忍不住召徐面谈，问他是否知道全国劝进的事，徐说不知道。袁不信，徐淡淡地辩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回想交往几十年来，徐何曾对袁如此冷漠过？袁世凯称帝后，本来拟拜徐世昌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则干脆告老还乡，每日作画遣兴，不问世事。袁世凯无奈，只好把他奉入“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批评袁世凯道：“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即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徐世昌去而复来，可见他宁做共和之官，也不做洪宪之臣。
冯国璋也是一个反对帝制的北洋实力派，他并不反对袁世凯，但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一方面，他认为民国已有时日，称帝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他认为即使复辟帝制，也应还政给宣统，而非袁世凯自为。他对梁启超一见倾心，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事实上是以梁启超的理论为指导的，而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冯国璋的思想本来是偏于保守的，但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却相当进步。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他曾专门进京询问袁世凯，袁世凯辩解道：“华甫，你我是多年的兄弟，像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得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说：“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当即否认道：“我决无这个意思，也决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冯国璋深信不疑。翌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冯国璋且频频向人保证，说袁世凯决不会称帝！因此，袁世凯称帝后，虽封他为一等公，但决不足抵消其愤怒。他在江苏装病扮傻，拒不合作，令袁世凯知道后十分不满，即下令调他为参谋总长。他自然不会中这个请君入瓮之计，对袁爱理不理，反而与西南方面频繁联系，密谋护国运动。不久，他又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一起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帝制，此所谓“五将军密电”。这份密电令袁世凯十分惊惧，几近于昏厥，因为他所一手造就的北洋系竟然开始反对自己了。这是他众叛亲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帝制取消后，袁世凯仍恋栈总统位置，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通电威胁袁世凯“敝屣尊荣”，以保住身家性命。可见，冯国璋是北洋系中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积极者，较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