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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虽无袁世凯朝鲜练兵的经历，但他当时的地位远高于袁世凯，故比袁世凯更具多种优势，在练兵方面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起步更早，起点更高。他拔擢了许多具备现代知识甚至新观念者担任军官，改变了中国军队不分兵种的传统旧制。为培养适应新军编练所需的军事人才，他还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选送兵员入校学习各种军事知识、技术及德语，学堂的教官也聘请德国人。仅就他主政南京时期来看，其“南洋新军”比之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要更胜一筹。
张之洞
张之洞回督湖广后，即将“南洋新军”的一部分调带武汉，扩编后由德国公使推荐的德国军官贝伦可多夫担任总教习，并创办湖北武备学堂，聘用德国军官格勒根汉等人任教习，借以培养新军军官。到了庚子之乱后，这部分“南洋新军”在建制上受编为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21混成协，实力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六镇，此即在辛亥革命中立下首功的“湖北新军”的由来。而留在南京的部分“南洋新军”于1901年调往山东，归袁世凯统领，后溶入北洋新军。
黎元洪在湖北官运亨通，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都司，由都司而副将，并在1898年、1899年、1901年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军事。在东京等地他看到了许多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掠夺来的战利品，备感耻辱悲愤，便联络当地华侨，要求日本当局撤销这些展品，却遭到拒绝。他因此更加痛感国耻，考察也就更为专心致志。回国后，他向张之洞多方建议，许多都是十分具体的改革措施。
庚子之乱中，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实行“东南互保”策略，山东巡抚袁世凯也遥相呼应。结果，北方的旧式军队，如聂士成、董福祥等人率领的淮军势力被八国联军和义和团冲击得七零八落，但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却毫发无伤。从此，新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张之洞编练新军是地方行为，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等团练军队有承启关系，这一点，与袁世凯奉旨编练新军是不同的。针对北洋和南洋的各自为政，朝廷于1903年下令统一全国军制，湖北额定两镇，不久又将湖北第一镇改为陆军第八镇，第二镇改为第21混成协。而黎元洪即该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在湖北新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此外，他还兼任着兵工厂、钢药厂提调、讲武堂会办、湖北棉麻四局会办，并兼辖湖北水师。
事实上，张之洞本想以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但终因与张彪私交更睦而作罢。到了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时，也想以黎元洪替换张彪，然黎元洪为大局着想，婉言拒绝。
他之所以能得到张之洞和赵尔巽的如此器重，一是因为他的性格魅力，二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当时武汉常有外籍军官来访，惟黎元洪对军事问题能侃侃而谈，洋人由衷地称赞他为“知兵之将”。
而他这个“知兵之将”，更在“南洋新军”和“北洋新军”的两次大比武中大放异彩。1906年10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南军”和“北军”对垒。“南军”由湖北新军中抽调一镇，再由河南拨一混成协组成，张彪为总统，黎元洪为统制，王汝贤为统领，但张彪自知不胜，乃令黎元洪实际指挥；“北军”由驻北苑和驻山东的北洋军中抽调，责成一混成镇，再加上由满洲旗人的北洋第一镇中抽调的一个混成协组成，段祺瑞为总统，张怀芝为统制，曹锟为统领。最终结果，“南军”的效率更高，射击技术且获最优奖励。袁世凯为之叹服，遂奏报朝廷道：“至就四省军队分析衡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1908年11月，朝廷又在太湖举行秋操，仍分南北两军。“南军”由第21混成协加第八镇部分官兵组成，“北军”由驻南京第七镇及驻江苏的两标合并组成，黎元洪仍为“南军”实际总指挥。结果，三天之内，“北军”三战皆败。秋操结束后，黎元洪获得朝廷嘉奖，并声誉鹊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两次秋操中，黎元洪都取得了胜利，这对他日后在北洋政府中的艰难处境不无影响。比如，第一次秋操中，风头被他抢去的段祺瑞岂能不耿耿于怀。后来他们一个是总统，一个是总理，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府院之争”，矛盾最终不得调和，与本次秋操也未必毫无关系。
“南洋新军”和“北洋新军”有几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北洋新军”是中央军，而“南洋新军”是地方军。“北洋新军”是袁世凯奉旨编练的，可以得到中央财政源源不断的支持；而“南洋新军”则是张之洞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一手策划起来的，只能得到两江和两湖地区的税收支持。起初，袁世凯以道台身份练军，很多方面无法与张之洞相抗；但他不出几年便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朝廷的宰辅之一，则“北洋新军”的优势更是体现无遗。因此，“北洋新军”有六镇之多，官兵达75225人；而湖北的“南洋新军”却一度缩编，最终只剩下一镇加一个混成协，也即一个半镇，官兵共16104人，只有“北洋新军”的五分之一。这与甲午战争前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的对比情况是一样的。不过，不能否认的是，论战斗力，“南洋新军”绝不比“北洋新军”逊色。
其次，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个人风格必然投影于两支新军。张之洞作为一代儒臣，其编练新军的目的，乃在于保国、保种、保教，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而无自私自利之心。他曾对袁世凯说：“弟儒家者流，岂知兵事？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访考求。”他还曾说：“中国练成能战精兵十万人，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他又在为湖北新军所撰的《军歌》中写道：“欲保国家须要精兵保，欲保种族须联我同胞。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圣门学生佩剑兼用矛。”而袁世凯之编练新军，是以其军事能力获取朝廷信任的，是“专意练习兵事”，重技术而轻精神。而袁世凯亦显然将“北洋新军”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最终将这支中央军练成了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相比之下，张之洞就超脱得多，他调任湖广总督后，听任留在南京的部分“南洋新军”并入北洋，而他1907年奉调入京后，便基本失去了对湖北新军的控制力。
再次，士兵的文化素质不同。张之洞和袁世凯对新军军官的选择都是开明而严格的，都擢拔了一批毕业于新式军事学堂的学员或归国的军事留学生，其麾下的军官大多具备一定的新式军事知识和理念。但是在士兵的层面上，两者就有很大不同。袁世凯挑选士兵的标准，主要是身高、体力、年龄等，多从山东、河南、皖北等地的农村挑选壮士。张之洞则十分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说：“外国无不深通学问之将，无不识字、不通文理、不能明算、不能画行军草图之兵。盖兵不识字，遇有传达命令、探报敌情及一切行军规模符号、营官所发地图，皆不免有茫然之虞。”因此，他在《湖北练兵要义》的第一条便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因此，湖北各营多少识些字者约可得半，至于营官、哨官、哨长这些低级军官，则无不识字者。1906年秋操大典后，时人评价北军为“以勇气胜”，南军为“以学问胜”，可谓一语道破。
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诸多不同，使得两者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也大相径庭。湖北新军从上到下，文化素质较高，更具理想色彩，故能更为广泛深入地接受革命学说，并最终形成武昌起义。而北洋新军由于被袁世凯用朝廷俸禄打造成一支私家部队，其取材又多是文化有限者，故在辛亥革命中较难被革命党策反，而是一心一意效忠袁世凯。
对于黎元洪来说，他在“北洋”读水师学堂，从“北洋”战于黄海，并差点捐躯国难。此后他又在“南洋”发展，官运亨通，一帆风顺，并借此好风之力直上青云。最后，他却又进入了“北洋”的最高政治集团，被目为北洋一员的同时，又与北洋嫡系的实力派人物进行着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他是“南洋”最后的代表人物，也是“北洋”集团固步自封的一个见证人。
三、宋江上山
被革命军攻克的武昌湖广总督署旧照
清末革命党人起义频仍，然大概不外乎三种：一曰边疆起事，即在边疆省份起事，如三洲田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二曰长江起事，即在中国的地理中心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如自立军起义、萍浏醴起义等；三曰北方起事，主要指在东三省或直隶起义，如滦州兵变等。对此做出总结的是革命党人邹代藩，他认为北方起事可直接威胁京师，或有一劳永逸之效，故为上策；长江起事可掌握富庶的长江流域，对南北均具辐射力，可为中策；而边疆起事影响力有限，故为下策。当时的革命党领袖宋教仁等人对邹代藩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后认为，上策面临着北洋军的阻力，下策则已屡试屡败，相较而言，以在湖北、湖南、江西等长江省份起事为佳。当时在湖北起事，尤其有一大优势，即湖北新军经过革命党人的策反工作后，已颇具革命倾向，这是其他各省所不及的。因此，武昌首义，是早在计划之中的。
但是，武昌首义也有其偶然性的因素。那便是在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迫使清廷从相邻的湖北调兵前往镇压，湖北出现防备空虚的情况。革命党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定下了在武昌首义，站住脚跟，继之全国响应的全国起事计划。而在起义的过程中，由于几个参加起义的革命团体之间，尤其是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起义的计划未能圆满地贯彻执行，虽然起义最终成功了，但不可否认有运气的成分。如果不是偶然因素的垂顾，武昌起义或许又是一个黄花岗起义呢！
武昌起义还有一个不同凡响之处，即它是革命党人迄今为止惟一一次起义成功并占领一座城池达到一周以上者，全国因此才能发生连锁反应，革命因此才能星火燎原。而黎元洪，显然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11年10月10日晚，第21混成协的辎重队和第八镇工程八营同时起事。黎元洪闻讯后，即将麾下将官集合在会议厅内，下达了一个“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的命令，但求自保。此时，工程八营的党人周荣棠赶来联络，号召大家攻打督署。黎元洪正在担心军心不稳，见状大怒，当即抽出佩刀，将周荣棠杀死。他意在杀鸡儆猴，不料士兵们对革命早已神驰意往，纷纷奔出投入革命军。黎元洪无奈，只好藏身在参谋刘文吉家中。不料他的行踪被一个下人在搬运行李时泄露，次日上午即有一队革命军赶到刘宅。黎元洪见他们荷枪实弹，自以为不免，于是悲愤地问道：“各位兄弟，我自问不曾亏待过大家，何以却不放过我呢？”不想却听大家答道：“统领说哪里话来，我等哪里有什么恶意。我们是奉命请统领出来，主持革命大计的。”
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正规军
原来，武昌首义成功后，共进会和文学社的矛盾就暴露出来。由于孙武试制炸弹不慎爆炸，起义暴露，若干同志被捕牺牲，起义计划被打乱，起义总指挥蒋翊武不得不溯汉川而上，以求避祸。一个逃命的总指挥自然不配坐头把交椅，而另外几个党人领袖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分属不同团体，都不足以慑服对方；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又远在上海，远水解不了近渴。党人为了这个头把交椅，吵闹不休，甚至拔刀斫案，大打出手。在这样吵闹不休的局面下，便有人提议这头把交椅由黎元洪来坐，结果大多数人表示欢迎。
黎元洪何以能孚众望呢？这与他一直以来的治军风格有关。他对士兵们接受新思想向来不反对，甚至还有所鼓励，对军中暴露行迹的革命党人也常尽力加以保全。如1904年，刘静庵与黄兴的联络书被人截获，呈与黎元洪，他便示意刘静庵托病离开，并将此信销毁了事。1907年，日知会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醴起义而入狱，黎元洪即出面将其保释。1909年，主笔《楚报》的党人张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