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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日知会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醴起义而入狱，黎元洪即出面将其保释。1909年，主笔《楚报》的党人张汉杰因揭发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而获罪，又是黎元洪出面陈情，才使其从轻定罪，不久陈夔龙调离，他即将张汉杰保释出狱。1910年，党人成立振武学社，第21混成协中参与者甚众，黎元洪侦知后也未加严惩。基于这些事例，军中党人对他十分感戴，认为他“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文士，众望归之”。
武昌起义“三武”之孙武
他很像《水浒传》中的宋江，明知道晁盖他们干的是杀头的勾当，却义不容辞地施以援手。宋江只是一个郓城县的押司，武功低微，形象平庸，然其声望之高，却更在皇室贵胄的柴进大官人之上，在江湖上被尊称为“及时雨”，显然是因为他有超出众人的性格魅力和领袖才能。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正是一个活生生的及时雨宋公明哥哥，而他的身份地位又远非宋江可比，因而能量更大，威信更高。
因此，早在武昌起义前，文学社在洪山宝通寺秘密开会时，针对群龙无首的局面，蒋翊武即提出事成后由黎元洪任临时都督。当时便有人质疑道：“黎协统虽好，终究不是同志，怎能举他为都督？”对此，刘九穗分析道：“并非革命党中没有人才，然而蓝天蔚、吴禄贞远在北方，黄兴、宋教仁远在上海，远水解不了近渴。何况我们依靠新军来起事，同志都是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级以上便一个都无，因此若以军中同志为都督，显然不足以资号召，于大事有害无利。而黎协统有三大优势可任都督：一是他素有知兵之名，堪称名将，推举他为都督，可以震慑清廷，号令天下，增加我革命军的声威；二是他是我们湖北人，又素得军心，足以号召部署，收顺百姓；三是他平素就爱护军中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多是我们的同志，彼此关系本就和睦，利于今后合作。总之，黎协统出任都督，对革命大有裨益。只要能推翻清廷，我们何惜乎一个都督的名位呢？”众人鼓掌称是，此议遂定。
无独有偶，共进会在长清里秘密会议上，也提出以黎元洪任都督。之所以出现这种众望所归的情况，不外几个原因：一是黎元洪本身具有的优势被党人发现；二是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互不服膺，矛盾需要平衡；三是黎元洪是湖北人，在湖北党人的心目中，较之黄兴、宋教仁等外省人更易接受，而蓝天蔚和吴禄贞这两个湖北人偏又远在他乡；四是大家对起义并无必胜把握，因此都督一职并非美差，自己不敢做，不想让别的团体做。
黎元洪在南苑阅兵
而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孙武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官兵闻风而至，搜走党人名册。当湖广总督瑞澂等要按照名册搜捕党人时，黎元洪两次激烈反对，认为名册牵涉过广，不应操之过急，以免生变。这个建议被瑞澂拒绝，但由此可见，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在精神上始终是关怀的。
在瑞澂的高压政策下，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由于蒋翊武临时走脱，众人推吴兆麟为总指挥。起义成功后，大家发现原来议定的都督候选人中，不仅黎元洪不见踪影，就是稍具资格的蒋翊武、刘公、孙武等党人同志都不在城内，于是想推吴兆麟为都督，被吴当即拒绝。恰在此时，工程营士兵马荣发现了黎元洪的一个下人，并顺藤摸瓜地发现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众人闻讯大喜，马上到刘文吉家里将黎元洪请了出来。从此，黎元洪走上了中国政坛的最高舞台，此后大富大贵，不可限量。人们都说他是有福之人，说起来，这场大富大贵，还是一个巡逻兵和一个下人送给他的呢！
他现在的处境，又与宋江有些相像了。宋江虽为造反的兄弟两肋插刀，自己却不愿上山落草，直到闹江州后，忍无可忍，避无可避，才委委屈屈上了梁山。黎元洪也是如此，他虽然对革命抱理解态度，却从未想过要跟从革命。因此，他对前来接驾的党人连连摆手，说“造反是要杀头的，莫害我，莫害我”。
他此时所想，固然有名节问题，也有实际的军事问题。督署虽已攻占，瑞澂、张彪逃窜，但若朝廷合重兵水陆并进，以革命军目前既无援军，又无粮饷的现状，断乎不是朝廷对手。他身负“知兵”之名，又是水师学堂的科班出身，自然知道水师的威力，是革命军万难抵挡的。因此，他之所以不愿“上山”，其实也出于十分实际的考虑。
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和立宪派组成了联合阵线，武昌亦然。革命派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尚须征询立宪派的意见。结果，立宪派对黎元洪出任都督十分满意，一方面他们与黎元洪也交情甚厚，另一方面黎元洪与革命党并无渊源。这样，黎元洪之出任都督，就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了。
11日下午，黎元洪被迫来到谘议局，参加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席会议。会上正式宣布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著名立宪派人士汤化龙为民政长，拟由黎、汤二人出面主持大计，号召天下。黎元洪马上站起来说：“兹事体大，务须谨慎，我实在不能胜任，还是请另择高明吧。”众人哗然，党人蔡济民当即痛哭道：“昨夜多少同志牺牲，方有今日之光复，若因无人主持而功败垂成，何以面对死去诸同志？若黎协统再不答应，我便自杀以谢烈士！”另一党人朱树烈则抽刀断指，用断指指着黎元洪道：“你要再说一个‘不’字，我就同你拼命。”黎元洪皆闭目不答。这时，安民文告草就，须黎元洪以都督名义签署，结果黎元洪仍是连连摆手道：“莫害我！莫害我！”党人李翊东见状，便执笔替他在布告上写了个“黎”字张贴了出去。
是日下午，武昌的各大街口都贴出了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路衢为塞，欢声雷动，黎元洪威震武汉三镇。此安民布告张贴之前，由于消息闭塞，整个武汉弥漫着恐慌情绪，即便革命军内部的氛围也彷徨苦闷，布告一经张贴，即焦虑顿去。商民闻都督乃黎元洪，均欢欣鼓舞，照常营业，连外国人都赞叹“不意革命尚能如此”。而原先逃匿的新军军官闻黎元洪上台，也纷纷出山，表示愿归附革命军，从而减少了不确定因素。确实，对普通百姓来说，黎元洪素以仁义宽缓著称，今日竟然带头革命，其意义又非革命党人所能企及；而对清廷而言，连忠厚老实的黎元洪都造反了，于心理上的打击更是沉重。
湖北军政府布告
但此时的黎元洪仍不愿“上山”，他抓住一次机会金蝉脱壳，回到了自己家里，结果又被党人追获。张振武大怒，对吴兆麟说：“如今虽占武昌，然清廷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人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不如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壮声威，使一应旧臣皆为胆落。”并表示愿推吴兆麟为都督。吴兆麟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惟有黎元洪才能安定武汉局势，就是他一言不发，一事不做，于大局也有利无弊。于是，黎元洪被软禁在军政府，由断指诤臣朱树烈佩刀持抢，严加监守。党人们则以他的名义，陆续发布了《布告全国电》、《致各国领事照会》、《告汉族同胞之为清军将士者电》等文电，以及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时，代行都督职权的蔡济民为首之谋略处，已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年号为黄帝纪年。
黎元洪不与革命军合作的态度，外界也略有耳闻，一些守旧势力便欲与他联络，以求反扑。如名士梁鼎芬就曾致电，劝他皈正，但电报被党人扣下；张彪也曾派一旗人来送信，被党人截获；后来又传出黎元洪暗通柯逢时，密谋反叛的消息。事实上，黎元洪虽未投向党人，亦未必会效忠清室，他只是尚未看清形势而已。但是，不少党人因此疑窦丛生，要求以即将莅临武汉的黄兴取代黎元洪。对此，李翊东坚决反对道：“黎都督为我们所推举，出尔反尔，如何取信于人。何况赖黎都督的威望，人心始定，今日无故免之，人心必乱。”易主建议于是作罢。
真正让黎元洪转变态度的是战局的变化。13日晨，革命军炮队与瑞澂的楚豫等三舰进行水陆炮战，结果革命军大胜，瑞澂的三舰中有两舰披伤逃窜，这与黎元洪的预测大相径庭。他看好的朝廷水师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可见朝廷气数当绝。何况，他早已上了贼船，百口莫辩，纵使革命军失败，朝廷也必然会追究他的“附逆”之罪的。
他决心已定，但由于矜持了太久，实已赧于表露。恰好他的一个亲信王安澜担心他如此不思茶饭，会被活活饿死，故向党人汇报情况。哪知引得党人甘绩熙勃然大怒，说“他不死不活，留他何用”，手挥手枪就直奔黎元洪的住处。众人忙死死抱住，甘绩熙说：“我就是不杀他，也得逼他表个态。”于是众人一起来到黎元洪处。黎元洪见甘绩熙手持手枪，叹道：“年轻人，你何必如此激烈！我在这里呆了四天，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呵！”另一个党人陈磊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您的辫子还拖在脑后。您既然是民军的都督，就该剪掉辫子，做个表率，以示决心。”黎元洪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几年前我就跟你们说，愿剪发者听其自便。我何惜乎一条辫子？”党人闻之雀跃，马上找来工具，将其辫子剪去。一剪之下，众人释然，相对大笑不止。
他既正式上山落草，即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当晚的会议上，他便慷慨表态：“我对于革命，至今日决心始定。从今后，我便是军政府的一员，成败利钝，誓与诸君共生死。”众人大喜，有的便在都督府门外燃放爆竹，以示庆贺。他又发表演说道：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但革命须有充实武力，才能成功。湖北军界同事多不明革命宗旨，因而临时走避不少，为扩充武备起见，亟应招致，以做对抗清军进攻的准备。尤其是老兵更不应逃避，其中品行操练俱优者可以军佐委任，庶几吸引人才。拟派员往说张彪，如其赞同革命，不妨让出都督职务，俾有利大局。如其仍执迷不悟，即以敌人看待。我民军光复武汉后，清廷虽调兵遣将，企图扼杀革命，但革命成功有十分把握，可谓胜券稳操。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50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够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各位回去后，克尽职责，速召集同学同事，鼓励士兵，稳定军心，不使逃脱，这是目前要务。
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印
他在演说中，表示若张彪来投，则可让出都督职务，也与宋江动不动就要让出头把交椅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即向张彪发去劝降书，云：“种族之界，严于君臣。大义之行，可以亲友。”结果被张彪怒斥一通。
不日，黎元洪在接见《大陆报》记者埃德温·丹格尔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以美国为榜样建立共和制度。满洲统治者从未公正对对待汉人，只是镇压、屠杀，因而才激发了革命。我虽然早就知道新军中有革命党人，但并未参加，更不曾想到会成为党人的领袖，如今我要做的，是尽量减少革命中生命的牺牲。等建立共和国家后，中国将更大地对外开放，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以及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一番高论，令这名记者十分叹服，即在报端声称：“如果没有黎元洪，就没有这场革命。历史表明，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革命党人多年轻气盛，立宪派雅不愿与其合作，便拟订了一份《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军政府分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都督掌军政大权，立宪派掌民政大权。黎元洪尚未置可否，革命党人已将该条例扔进废纸篓。这时，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居正、谭人凤来到武昌，劝说湖北党人接受立宪派的《暂行条例》，并安排祭天大典。
武昌湖北军政府原址
10月17日，祭天大典在武昌阅马厂中央临时搭建的祭坛上进行。黎元洪戎装佩剑，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