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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南北双方的和事老,但在价值取向上又倾向于南方的护国军。对于袁世凯,他只希望能保住其身家性命,这是分析当时形势后的一个理性的判断。
到了1916年5月,袁世凯距自己的死期已不足一月,却仍无冯国璋电文中建议的“敝屣尊荣”的打算,仍旧放不开大总统的宝座。冯国璋极为不满,于是联合了张勋和倪嗣冲,召集北洋系的地方实力派在南京开会,商量劝袁世凯退位。大多数人表示赞成,惟有倪嗣冲以为不可,竟至拍桌子骂娘。冯国璋的本意是让袁世凯看看地方实力派的意见,不料被倪嗣冲搅了局。
袁世凯虽尚有朱家宝、倪嗣冲这样的死党,但他其命不永,坚持到6月6日便羞愤而死。他这一死,关于他退位与否的争论自然消失了,冯国璋与他的情仇恩怨也忽然间化为尘土了。当冯国璋接到袁世凯逝世的电报时,想起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不禁悲从中来,放声恸哭,声泪俱下地说:“大总统如此英明的人物,不料竟会有如此下场!”不错,大总统的确英明神武,但是居然会拿他当小孩子来骗,说自己绝不会当皇帝。
四、“吾家千里驹”
冯国璋本来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逊帝溥仪复位。他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深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在民国初年,他又与胡嗣瑗、康有为等复辟派互通声气,不无兴复大清的想法。
根据民初优待清室的条件,逊帝溥仪和太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富贵尊荣,实乃天下第一寓公。溥仪年少无所事事,喜欢作画题字为乐,常流传至外,由于是皇上的手笔,时人趋之若骛。洪宪帝制后,冯国璋曾托人代求一帧。十几天以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郑重裹好送给冯国璋。冯国璋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将此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两点的“冯”字,并有提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从此常对人言:“溥仪这孩子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溥仪出生于1906年,洪宪帝制后也不过才是个十龄幼童。无论自作聪明,还是愤世嫉俗,都不过是顽童心理,不可以常理度之。他想必是读《幼学琼林》,刚巧读到“吾家千里驹,苻坚羡苻朗为侄儿”一句;又或是读《三国演义》,刚巧读到曹操赞儿子曹休“此吾家千里驹也”,兴之至处,率意为之,只可权当一笑,哪可信以为真呢?不过一个十龄幼童,却要把一个年届半百的封疆大吏比作儿子,无怪乎冯国璋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了!
何况在洪宪帝制中,全国上下对帝制一致加以鞭笞,不论洪宪,还是宣统,都已成为民国的反面。以袁世凯之英明神武,一旦帝制自为,则由开国元首迅速堕落成丧家之犬;杨度、古德诺等一时俊杰也落下了千载骂名。冯国璋看在眼里,焉能不铭刻在心?何况他作为实力派,与康有为等“赤脚郎中”不同。康有为等搞复辟,成则大佳,不成则流亡海外,还不失轰轰烈烈。冯国璋若搞复辟,成也不过是人家的“千里驹”,不成则遗臭万年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将功业倾隳、为天下笑,最后落得一个袁世凯的下场。后来的张勋复辟就是明证!
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
传言在民国初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时,极尽坑蒙拐骗之能事,似有等民党之乱平息,再还政清朝的说法。因此北京的达官贵人,多有收藏朝服和辫子的,只等朝廷重光,好再做天朝的子民。此说或有不确,但在民国初年,满清遗臣和民国显要的关系仍是密切的,这与明清之际截然不同。如徐世昌、冯国璋等民国一等一的人物,均与前清贵胄交好,与复辟派互通声气,也就不足为怪。
冯国璋任直隶都督之初,即在前清贵族铁忠的推荐下,援引了复辟派的胡嗣瑗做自己的秘书厅长。到他转任江苏都督后,胡嗣瑗又跟随他南下,任江苏省咨议厅长,并在咨议厅中安排了许多复辟派人士,如张季煜、刘体乾、长兴、贺硕麟、丁传靖等,使咨议厅成为复辟派的一个重要营垒。后来,胡嗣瑗又向冯国璋引见了康有为。冯对康十分推崇,固然因为康的名头大,而且因为康的复辟主张一度与他甚相契合。但是有关复辟,对他来说,最为关键的则是与张勋的互通往还。
1913年征讨“二次革命”时,冯国璋与张勋在南京共处过一段时间,曾就复辟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流。到了1916年6月8日袁世凯病逝后两天,冯国璋便给张勋送去一封密信,原文如下:
项城长逝,中原无主,义旗北指,此正其时。兄若锋车先发,弟当部署所部以随其后。事贵速断,敢布胸臆。
可见,冯国璋此时,是仍不辞作“吾家千里驹”的。但是次日,他即从日本人那里了解到,北洋系内部对复辟的看法很不一致,他于是又改变了“事贵速断”的想法,又致电劝张勋“事须慎重”。因此张勋在复辟失败后,十分恼恨北洋诸将的反复无常,事实上,当初写信怂恿张勋复辟的,也不止冯国璋一人。未写信而持首鼠两端态度的,更是比比皆是,不过惟独张勋头脑简单罢了。
由于在洪宪帝制中的出色表现,冯国璋于1916年10月当选副总统。他不愿意放弃军队和地盘,于是援引民国初年黎元洪在武汉就职副总统的先例,设副总统署于南京,并兼任江苏督军。他既然成为国家的“二号人物”,自然与政界名流往来增多。他与梁启超的良好关系,也使得他与复辟派的关系愈行愈远,而与深具文人气质之研究系的关系愈走愈近,如他的秘书长林长民便是梁启超的挚友,而梁的弟子张君劢也是其秘书之一,梁启超还准备将研究系改造成一个较大的政党,请他做党魁。亲一派必然远一派,反观康有为等人,早已被他冷落多时了。
冲淡感情的良药莫过于时间。冯国璋对清朝的感情,来得最汹涌澎湃的莫过于被册封为“二等男爵”的时候。现在距那时已过5年,何况他已成为民国的副总统,下一步极有可能做国家元首,非“二等男爵”所可比拟,可见民国对他的恩典远大于清朝!政治人物的心理都是逐利而消长的,可笑小孩子溥仪自命曹操、苻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产生了府院之争,段祺瑞过于强势,黎元洪无法可施,只好求援于冯国璋,冯国璋于是赴北京做鲁仲连,但没有效果。不久,黎元洪盛怒之下,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激起了督军团的集体反对。黎元洪无法可施,只好再次寄希望于冯国璋,徐世昌和王士珍为了平息这毫无意义的内耗,也专门写信劝冯国璋出马。冯国璋则回答道:他反对段祺瑞的跋扈,但也不便斥责他,他可以做的不过是管束王占元和李纯等人不参与督军团的反黎活动。同时他又认为:“总统这次免芝泉的职,似乎冒昧了点。”因此他的态度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置身事外。在调解府院之争的问题上,他不如徐世昌的态度积极,而且他的消极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恶劣的后果,那便是黎元洪荒不择路,居然向张勋伸出求援之手,以至于引狼入室,上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
张勋复辟后,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留京办事,实际上把持了中央军政大权。冯国璋则受封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级别虽与张勋相同,但实际上逊色多矣,因此他反对复辟的决心更加坚定。当时胡嗣瑗还自作主张奔赴南京游说他,被他严词拒绝,胡嗣瑗才知今日之冯国璋不复往日之冯国璋,乃进一步知没有冯国璋的帮助,张勋必败,于是自己流亡到上海去了,也算是个明白人。
当时黎元洪尚在北京,被复辟的清朝封为“一等公”。黎元洪在甲午海战中就敢于蹈海殉国,此时更是毫不含糊,他冒着生命危险通电全国,怒斥复辟,并宣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张勋怕黎元洪闹事,加强了对他的监视,但黎元洪于7月2日乔装逃出总统府,避难于日本公使馆。接下来两天内,在南京的冯国璋和在天津的段祺瑞分别发出讨逆通电,冯国璋电云:
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经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孝定景皇后禅让于前,优待条例保障于后,共和国体,民已安定。《约法》:谋叛民国者,虽大总统不能免于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议复辟置诸重典之宣言。诚以民生不可复扰,国基不可再摇。处共和国体之下而言帝制,无论何人,即为革命。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皇天后土,共鉴此心。乃安徽督军张勋,奉命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大兵围护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自称政务总长议政大臣。又捏造大总统与陆巡阅使暨国璋劝进之伪奏,进退百僚,行同儿戏。夫禅让之诏,优待之条,著在史书,传为佳话。今乃一切破坏之,玩国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是谓不义。自民国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国之承认,变更国体,是何等事。今以各国承认之民国,变而成为非国际团体之帝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中外疑怪,骇人听闻,是谓不智。近年国家多故,天灾流行,金融滞塞,商民痛苦,正赖安居乐业,迄可小庥。乃无故称兵,闾阎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祸无穷,是谓不仁。保全元首,拥护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该督军亦电称不得别图拥戴。乃狐埋狐搰,反复无常,欺诈同胞,藐视国法,是谓不信。若任横行,不加声讨,彼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是用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克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诸公忧国之忱,过于国璋,尚望慨赋同仇,各摅义愤。敢叶肝鬲,伫盼玉音。
随即他又与段祺瑞联名通电,宣布张勋的八项大罪。在这两个最大实力派的带动下,南北各省宣布反对复辟的通电纷至沓来,即便原先的帝制派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态度。但当时总统避难外国飞地,终究于讨逆有碍,冯国璋于是以副总统身份代行大总统职权。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7日开始军事行动,12日结束,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有多么愚蠢,他叫嚷道:“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他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
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他所受委屈确实属实,但他所言徐州会议之事,并不切实。第四次徐州会议是复辟前的总动员会,督军团照例是要参加的,段祺瑞确派代表参加了,但却不闻冯国璋有代表在座,且冯的嫡系王占元和李纯均消极抵制了这次会议。至于前三次徐州会议,则未必完全与复辟有关,不过是督军团的例会罢了。因此,说冯背信弃义,除非上溯到1916年袁世凯刚逝世的时候,可是,政治风云变幻,此一时彼一时,怎能刻舟求剑呢?
张勋复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由于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便是民国政坛的头面人物也不能免此。如徐世昌、冯国璋等人,有的甚至是为民国创立立下功劳的人,均不能褪去那层保皇的情结。就其层次深浅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坚定的保皇复辟派,如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以及金梁等宗社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