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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官，不治私产，以“国”和“天下”为家，到了下台后，居然连自己的私宅都没有。冯国璋则不同，他虽不善经营，但据统计，到他逝世时，他的财产仍有265万之多，包括大量的实业和证券投资，涉及银号、当铺、煤矿、盐垦、纺织、造酒、电灯、火柴、印刷等很多方面，此外还包括在北京和天津的房地产多处。因此，他虽然下野了，幸好还可以做“富家翁”。
他的这些家当早在前清时就开始经营，到了民国年间，有的已经颇有名气。比如与张謇在苏北合办的盐垦公司，占地面积达到70万亩，其他如华通银行、华充银号等也很有名气，此外，他还大量投资开滦煤矿、启新洋灰、汇业银行等公司，是北洋集团中最大的实业家之一。当时有人就评论他“善自封殖”，他泰然自若地解释道：“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
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民国与汉朝不同，袁世凯也不是汉高祖。汉高祖威加海内后，功臣成为心腹之患，所以萧何才有田宅自肥之计。但民国远没有河清海晏，功臣也远不到兔死狗烹的时候，所以冯国璋说这样漂亮的典故，不过是附庸风雅，使障眼法而已。
他之所以要田宅自肥，主要还是为儿孙打算。也许是他觉得政治太过黑暗，所以希望后代往工商业方面发展。他的后人中，长子家遂曾做过国会议员，算是半个政治人物，三子家遇曾做过军校的教官，算是半个军界人物，其他的都在实业方面发展。除了为儿孙考虑外，也是为了安排自己的亲朋故旧。做官做到总统，来投奔的亲朋故旧络绎不绝，他又不愿施舍国家名器，那么就只有往工商企业界安排，比如华通银号的经理就是冯家的亲戚，等等。
冯国璋出身贫贱，因此对金钱看得很重，是有名的吝啬鬼。发迹前在北京，常去朋友家蹭饭吃，路再远，风雨再大，也坚持不辍。有人识货，说：“此乃‘飞而食肉’，是封侯拜相之兆。”他喜欢吃玉田酱肉，每让佣人去买，一定要求切成整整齐齐的四方块回来，因为怕佣人偷吃。买回来后偶以待客，则用刀切得极薄，因为不愿让客人吃太多。若有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头舔个干净，有时不慎，舌头被刀子割破，以致血流汩汩。这些事情都被人传为笑谈，可见他有多吝啬了！他也从不轻易给人金钱，他身边跟随他几十年的人，也很少能得到他的赐钱，如果一旦得到了，那说明他确实是把这个人当心腹来对待了。
吝啬只是一种性格，项羽也是个吝啬鬼，照样可以做英雄，冯国璋也一样，他虽不够大方，但对部署还是十分宽厚和守信的。他身边也有不中用的庸才，他心知肚明，但也就是不加大用，绝不断人活路。而那些跟随他的人，他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拿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这长江三督来说，与他的关系一直比较坚定，在民国初年那样朝秦暮楚的环境里，的确不易。当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他对禁卫军的不离不弃。若真能善始善终，本是一段佳话，不料好事多磨，偏要功亏一篑。
当初紫禁城的那支禁卫军，自被冯国璋收顺到民国后，就铁了心要跟着他走。后来该军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却仍然轮换派出一营队伍充当他的卫队。到他做了总统，这个师相当于恢复了“禁卫军”的身份。等他卸任后退居北京帽儿胡同，以及回河间原籍时，仍从该师抽调一连负责防务。但是1919年，他从河间回北京小住时，16师师长王廷桢却把这一连人调走了，改派了一支杂牌军来代替。他为此十分生气，一是气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居然能做出这样的负义之事；二是气自己当初对禁卫军的承诺被打破了，使得这段佳话不再完美。其实他也知道王廷桢是奉陆军部命令行事，而佳话不完美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关键是他由此知道了自己已今非昔比，不仅不再是总统，而且连个普通的军阀都不如了，那么他还如何能东山再起呢！
他为此郁闷满胸，觉得浑身不自在，便于隆冬季节在家里洗了个澡，冷热交换之间，突然得了个急性肺炎，渐渐地不能说话，终至不能呼吸。才几天工夫，就含恨而去了。
临殁时，他嘱张一麐笔录了“希望早日实现和平混一”的遗言，令家人郑重交给了大总统徐世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这一无可厚非的政治理想更加令人叹惋。后来徐世昌一意要“偃武修文”、“南北和谈”，加上此前和后来黎元洪的和平统一之志，大总统们其实是有一条施政脉络的。
他身后有两个墓穴，一个是政府所建、国葬所用的“冯公林”，另一个是祖坟，两者都在河间原籍。忠孝不能两全，家人因此为他准备了两具棺木，一具放肉身，一具置衣冠瓷像，肉身放入祖坟，而衣冠归于国家——其家人取舍原来如此！没想到的是，冯公林和祖坟最后都在“文革”的浩劫中被捣毁。
一、从龙之士
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也是国人记忆中极为惨痛的一年。这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兵临紫禁城下，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一路经冀晋两省，于10月26日抵达西安。在河北境内一度沦落到餐风饮露的程度，窘况到山西境内才得到缓解。情况稳定后，便陆续有文武臣工辗转来从。这些人大多是投机分子，与太后共一场患难，当然是事半功倍的好事！
在这众多的“从龙之士”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记名道员名叫徐世昌。他早早地抱定了跟随两宫西狩的决心，但无奈两宫逃得太快，等他收拾好行李穷追骥尾时，发现已是望尘莫及，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到北京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在湖北做知县的堂叔专门给他写了封信，劝他应该即刻奔赴两宫的行在，并且附寄了足够的路费。他于是坚定了做从龙之士的决心，终于于次年正月赶到了西安，并借助一个旧相识的力量觐见了太后和皇上。果然，次年两宫回銮后，徐世昌的官运一路亨通，四年之内，由内阁学士，而兵部左侍郎，而督办政务大臣，而巡警部尚书，而民政部尚书，而东三省总督，一举创下了有清一代汉臣升迁速度的记录。而从其堂叔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宗族力量在那个时代的作用是何等重要！
徐世昌远祖为浙江鄞县人，明末开始在京津一带经营盐业。徐家显然家大业大，一度还得到朝廷的敕封，子弟们开始走上科举功名的路子，曾出现过父子两代都曾担任山西巡抚的佳话。乾隆年间，小徐山西巡抚入赘天津巨室，于是落籍于此。到了徐世昌的高祖徐城，又携家宦游，此后直到世昌的数代，都在河南为官，于是他就有了第三个籍贯河南。值得一提的是世昌的父亲徐嘉贤，17岁时就敢于独踹太平军的营寨，一时勇冠三军，但也许正是在战斗中受伤损害了健康，他竟然在25岁那年就死去了。虽然有这样一个例外，但徐家近十世内还是以文士居多，几乎代代有著作传世，世昌亦然。
徐世昌字卜武，1855年（咸丰五年）生于开封。7岁那年父亲去世，扔下孤儿寡母凄楚度日。寡母刘氏出身桐城世家，知书达理。一次世昌和弟弟世光见有三块来之不易的糕点，为了争到两块而大吵不止，刘氏大怒道：“你们从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长大了还会有什么出息！”于是把三块糕点扔到地上踩个稀烂。刘氏素来仰慕欧阳修的母亲画荻教子的垂范，对两兄弟的教课也就十分用心，四书五经自是不在话下，秀才四艺也毫不排斥。因此，世昌自幼便熟知经史，且能吟诗作画，其价值观取向与人生旨趣，于童年已经定格了一大半了。
及至他长成少年，生得眉清目秀，目光射人，言谈之间才气自见。虽然腹藏锦绣，但由于家境清贫，他只能在邻近各县的县署内暂充文书，或者代人撰写文稿，以贴补家用，虽有博取功名之心，无奈在经济上和精力上都不允许。曾有人问他的志向，他慨然说道：“日后若能作官，定以俸钱多致宾客。”直到20多岁时，有一个名叫席锦全的小吏独具慧眼，认为世昌必成大器，便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并将自己财产的大部分陪作嫁妆。孤儿寡母的窘迫生活自此得到缓解，不久世昌兄弟便进京考取了举人，弟弟居然名列哥哥之前。但接下来继续深造，哥哥则一路高中，取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进了翰林院；弟弟则不断地名落孙山。据说兄弟二人初到京城参加乡试时，曾到吕祖庙先求一签，签词恰巧写道：“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世昌认为“光”指的是弟弟世光，而“昌”则是自己，于是深信可以光大门庭，从此终身供奉吕洞宾。
但徐世昌在翰林院并不吃香，虽然也有人欣赏他的性格，比如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王当时任国子监祭酒，曾注视着徐谨慎小心的背影说道：“徐世昌是后起之秀。”不料马上被掌院学士李鸿藻驳道：“徐世昌为人，虚矫过人。”掌院态度如此，徐世昌的处境可想而知，但这九年的翰林生涯，对他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锤炼阶段。他也曾一度无法再忍，想谋取降格外放的机会，结果他分别在湖北和江西任知县的两个堂叔同时来信劝阻他，要他安心等待，并允诺在生活上给予资助，他于是打消了离开的念头。家族的力量再次左右了他的命运。
徐世昌最终离开翰林院是1895年，他应袁世凯之请，赴小站兼管新军的参谋营务处。当时重文轻武的倾向仍很明显，小站的新军不过区区7000人，参谋营务处的性质又近乎幕僚，名不正言不顺，听上去比外放州县官员差得多。他之所以做此选择，一是他有感于甲午战败，早已提倡以西法练兵，很有热情参与这方面的实践；二是出于他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
袁世凯少时曾寓居陈州数年，徐世昌则曾在陈州为公署襄理文案，两人因此相识。袁世凯喜欢驰马、饮酒、读兵书，为人张扬不羁，轻财尚侠；徐世昌比袁世凯大四岁，老成持重，深沉谦逊，正好与袁世凯互补。两人经常聚饮游玩，情同手足。袁世凯好纵酒暴饮，徐世昌常规劝他加以节制，袁世凯虽然不能改，却感念于心。而徐世昌上京赶考前，袁世凯亦曾馈赠多金，以壮行色。徐世昌在京为官后，两人音讯一度中断，但徐世昌一直没忘记袁世凯。数年后，徐世昌听说袁世凯仍然蛰居乡野，便写信劝他出山谋事，袁世凯于是才横空出世一飞冲天。
如今，袁世凯后发而先至，徐世昌还是一个穷酸翰林，袁世凯却已成为举国之望的新军总督练官。以徐世昌对袁世凯的了解之深，不难预见其未来的前程走向。因此，徐世昌之所以愿以堂堂翰林屈居参谋营务处，实在是因为他独具一双识时和识人的慧眼。尽管很有政治投机的意味，但他到任后的表现却又十分实在。他当时已43岁，却夜以继日地攻读英语，又设立专门机构编译西方军事学著作，并主张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与日本陆军的优点加以融合和吸收等等。他勤勉的工作态度加上他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使他获得了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姜桂题、张勋、曹锟等新军将领的尊敬，这也是他日后纵横民国政坛的一大资本。
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一直亲密无间，彼此推心置腹。徐世昌为袁世凯的前途着想，建议他与张之洞接纳，并以翰林的身份极力撮合两者。因此庚子事变的时候，袁张二人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即“保境安民”。而百日维新的时候，徐世昌又为袁世凯在北京四处钻营，并拉袁世凯加入强学会，以接近维新派。政变前夕，袁世凯为光绪密诏彷徨犹豫，求教于徐世昌。徐世昌沉思许久后，将密诏背面朝天覆于案上，一言未发便离去了，袁世凯马上明白其意是靠拢“后”党，于是便向荣禄告发，戊戌变法因此而失败，袁世凯却扶摇而上。袁世凯当然也没有忘记徐世昌，于是拉张之洞一起举荐徐世昌为候补道台。
之后便是庚子年，徐世昌一门心思要做“从龙之士”。当时的官吏或目光短浅，或眼高手低，或泯然从众，对于自掏腰包并长途跋涉追随政治前景不明朗的两宫，大多不愿付诸实践。徐世昌既然做到了，就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实践的人，也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这种锐气对他日后的成功而言十分重要。
在后人看来，他跟从袁世凯练兵于小站，就已经是一个“从龙之士”了，而他现在却要追逐慈禧太后这条老迈昏聩的龙。据说慈禧第一次见到他时，见他仪表端凝，奏事明晰，大喜过望地跟左右说：“徐世昌足以继承李鸿章！”这说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