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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南京趣事很多，但绝非世人风传的那样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试问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又能怎样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呢？他倒是曾经一时好奇，攀在一家教堂的围墙上窥视西洋女子，被洋人扭住不放，要带回去处置。他情急之下，将那洋人一拳打落在路旁积水之中，逃之夭夭了。诸如此类，不过是孩童心性，皆不足为怪！
不过，从许多小事中，都可看出他的过人之处。他六岁入私塾，塾师王志清是项城有名的孝廉公，见袁世凯天资聪颖，对他期望很高，教导也格外严格，不想却激起了袁世凯的反抗。一日夜间，他捉了百多只萤火虫，揉搓成粉状，涂在脸上扮鬼，将老师吓得卧床数月。他食量惊人，孩提时一餐就可以吃掉20个熟鸡蛋和10个馒头，但也不见臃肿，有些廉颇斗酒斤肉的味道，可见其内腑与常人大异。他臂力惊人，在南京时曾从一个和尚习武，体格日益强健，常击打石狮为戏。他虽不爱读书，却常作诗词，如《感事》诗云：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这当然还不足称作诗，但其气势过人，又非常人可比。又有《雨花台怀古七律》一首，诗云：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这首比上一首强许多，器宇轩昂，但是文采仍很粗陋，名为七律，实则处处出律。可见他学习确实不够努力。
他15岁那年，嗣父保庆殁于南京任上，他与寡母牛氏回到项城，不久生父保中亦死。好在次年，堂叔宝恒从西北回籍省亲，看到他的相貌，听到他的谈吐，认定“此吾家千里驹也”，深恐他在项城被耽误前程，便将他带到西北。当时西北的主将是左宗棠，故袁世凯在少年时曾近距离接触过这员名将。左宗棠抗击俄人，收复新疆，立下了班超那样的大功；而袁世凯日后在朝鲜鼎定藩政，驱逐日人，也是一个班超。他们之间或有忘年的交情或意气的感染，亦未可知。
不论有无受到左宗棠的言传身教，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他在西北军营中，确立了一个新的信念，那便是弃文从武。尽管他尚无足够勇气抛开当时惟一的荣身之径——科举，但他已经爱憎分明。他日后果然以武而隆，至于科举，他则激烈地加以抨击。而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正是在他的奏章的作用下寿终正寝的。
保恒本人是进士出身，自然希望世凯能走科举举士的正道。不久他调回北京，便延请了几个有名的先生教导世凯，但他的兴趣全不在此，若要读书，也偏喜欢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籍。但这并未影响宝恒对他的喜爱，因为他在办理具体事务时有突出的才能，这不是读书可以取代的。然而不久之后，保恒也没能逃脱家族诅咒似的壮年先逝，他便回到原籍，从大家庭中分出一块硕大的家业，开始过天马行空的不羁日子。他既然喜欢作诗，便出资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因东道主的缘故被推戴为社长，远近各县的读书人都知道他的名头。淮宁县有一个穷书生叫徐世昌，也慕名而来，二人一见如故，执掌聊灯，尤其是对于废除科举等问题，谈得十分投机。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两个“愤青”了，但事实上他们做不到真正地反抗科举，反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后来，徐世昌还是要上京赶考，袁世凯则赠以路费。多年后，袁世凯拿了一笔钱到北京捐官，不久便挥霍一空，多亏已中进士的徐世昌资助，才得以回到项城老家。
期间，袁世凯遵从父辈的遗训，参加了两次乡试，都铩羽而归。作为项城的文社社长、“文坛盟主”的子侄，却不能中举，此情何以堪！何况保恒逝世前，还殷切希望他能中个解元呢！他盛怒之下，乃将过去所作诗文悉数付之一炬，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这一年，他22岁。
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张謇
他在“投笔”之后、“从戎”之前，实际上有两段小插曲。由于他优游太久，对“从戎”这样艰苦的事情，一时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先是带了生母和嗣母的私房钱，到北京活动干系，想捐个中书的官职。不想一到京城，声色犬马欲拒还迎，最终被赌棍将钱财骗光，若非徐世昌的资助，连项城都要回不去了。从此，他对赌博深恶痛绝。后来，他又到上海去闯世界，大概是想“下海”经商，但始终没有成就。独自住在客栈里，不免寂寞，经常流连娼寮。后来结识了一个姑苏名妓沈小姐，情感甚笃。不意这沈小姐竟是个“巨眼识穷途”的红拂女，献出了自己的百宝箱钱，鼓励他北上从军。临别时，美人摆酒相送，表示会自赎其身，等郎君归来。他大为感动，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驻戍朝鲜时，即将沈小姐接来，做了自己的大姨太太。沈氏虽名为妾室，却主家事，公子们都呼她为“亲妈”，而后来的妾室都须接受她的教导。而正室于氏，是袁家从邻里中选聘的媳妇，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是袁世凯对她十分礼让，让她安享“夫人”之名罢了。
就这样，在女人的情感攻势下，他终于下了“从戎”的决心。恰好，他嗣父保庆的生前好友吴长庆，时在山东登州任庆军统领，得知他的窘况，乃写信招他前往。当年袁甲三对太平军作战时，袁家子弟如保恒、保庆等都在军中效命。时吴家的团练军，被太平军围在庐江城内，吴长庆单骑求援，袁家为此争论不休，终至延误，城破人亡。但袁保庆当时是极力主救的，于是吴长庆独与他交好。后来二人又在南京共事，吴长庆对聪明伶俐的袁世凯十分喜爱。这时老友先逝，孤儿无依无靠，他便义不容辞地施以援手。
后来可知，吴长庆是袁世凯一生最重要的“贵人”。若非吴长庆引他走出这一步，他也许将永远是“迷不知吾所如”的。
他在从上海去山东的路上，无意间认识了阮忠枢，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阮忠枢且资助了他一笔盘缠。此后他先去天津拜见了在北洋帮办海防营务的堂叔保龄，随后乘船去了登州，这时似乎还有若干保庆的旧部得到他的召唤，一起来投奔吴长庆。但吴并不以为忤，都给予了妥善安排，对他则更为优待。吴希望他继续在科举一途努力，只让他挂名文案，领有薪水，且派了两名差弁做他的勤务兵，更请来名流张謇、周家禄教他读书。
张謇是状元，名高气盛不客气，总是将袁世凯的作业改得面目全非，若文理不通者，干脆置之一旁不加理睬。袁世凯十分痛苦，他满心以为此番可以“效命疆场，安内攘外”，没想到还是要“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终于大病一场。他忍无可忍，乃对张謇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声称如果仍须如此，则宁愿立即回家。张謇虽是状元，却不是老夫子，为人十分开通，便向吴长庆建议满足他的要求。吴长庆一听便同意了，对军人来说，“从戎”自然不是坏事嘛！马上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
营务处是军中的中枢机构，负责辅佐主帅办理军政和行军布阵、联络将官、审理违法违纪事件、监督训练、考核课目、兼带稽查队，责任重大，也是人才辐辏之地。然而袁世凯年轻气短，卒然当此美差，未免遭人闲话。此时他表现出了十分的投入，努力学习各类业务，谦敬勤勉，且公正严明。这一年春节期间，有士兵因赌博而酿成几十人开枪射击的骚乱。当时营官们都回家过年了，惟袁世凯在军中，他马上赶到出事地点，假传吴长庆的命令，正法了带头闹事的士兵。事后，他向吴长庆磕头，请治专擅杀人之罪。可是吴长庆夸他还来不及，怎么会责怪他呢？他渐以公正之心与应变之才誉满军营，成为庆军中的后起之秀。
“投笔从戎”这个典故出自东汉的班超，班超若不投笔从戎，只怕终生都是个兰台抄书匠，又怎能威震西域流芳百世呢？袁世凯也是如此，他全不适合科举举士这条路子，若非“焚稿断痴情”、“投笔事戎轩”，又怎能出将入相，进而登阶元首之尊呢？
三、末代班超
1882年，日本人利用大院君李罡应和明成皇后闵氏之间的矛盾，在朝鲜煽动了“壬午兵变”。时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乃求援于清廷，不久，丁汝昌、吴长庆、马建忠奉命东渡平乱，袁世凯也随军出征。
大清帝国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老挝）、苏禄（菲律宾的一部分）、库尔喀（尼泊尔）、浩罕（乌兹别克等回教族）等，其中以朝鲜、越南最得中华文化的雨露之恩，外加日本，这三个国家是中华文化圈的坚定成员，就文化而言，比之中国本土的蒙古、西藏还要中国化。日本本来也是中国的属国，但因其岛国的天性，对大陆素来有着政治野心，从唐朝到清朝，对半岛（朝鲜）和大陆（中国）侵略骚扰了一千多年，在明朝打得尤其惨烈，乃不复入贡，因此未入清朝的属国之列。越南曾是中国领土，属汉武帝“天下十三州”之一的交州，在东汉末年还一度是全国最安定繁荣的地区，北宋时代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属国，因此它一直有摆脱中国的心理。惟独朝鲜，是最为中国化的属国。其最后一个王朝李朝与中国明朝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以至于明亡于清后，它认定清朝是蛮夷，拒绝臣服，并积极操练兵马欲为大明复仇。后来虽然在清朝的高压之下放弃了军事计划，但它的典章制度依旧仿照明朝，甚至延用着崇祯皇帝的纪年。当然，它已经承认清朝是新的宗主国，并对清朝履行着属国的义务。
可见数百年来，朝鲜是中国最为忠实的属国，但是这一牢不可摧的政治伦理关系，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而濒临解体。当时对朝鲜垂涎三尺的，不仅有老牌帝国主义英、美、俄、法等国，还有一个新近崛起的近邻日本。这些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大相径庭，在他们的眼中，温柔敦厚的宗主藩属关系简直莫名其妙，他们要做的是征服朝鲜，让朝鲜成为殖民地。但是，中国文化在朝鲜根深蒂固，便是朝鲜国王给各国的国书，都自称“大清属国”，这并非朝鲜人自轻自贱，在当时这恰恰是一种骄傲，明太祖曾一度埋怨朝鲜进贡太多，而日本也一度妒忌朝鲜得到中国的敕封！因此，尽管当时中国国力衰微，但宗主国的地位是深入人心的，无论哪路英雄，想在朝鲜逞强，都须顾忌中国的因素。然而，由于朝鲜牵扯着众多列强的神经，此时来朝鲜平乱，就绝非历史上任何一次那样简单。而袁世凯却在朝鲜复杂的局势中脱颖而出，从而不仅在大清朝廷一鸣惊人，而且得到了国际名声。
这次远征像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一样！部队开拔前一夜，他激动得无法入睡。中国从汉武帝开始，“从戎”之人的一大理想便是开疆拓土、戡靖夷氛，古代的班超如此，如今的袁世凯也是如此！从此，他极其主动和热情地投入此次行动之中，常能身先士卒，威震三军。
当时，吴长庆带往朝鲜的六营军队军纪很差，甫入朝境，奸污民女、抢掠财物之事便屡发不止，丝毫没有宗主国的样子。袁世凯深觉可耻，而且意识到如此军纪必然会引起日本和其他各国的轻视，便毅然使用中军令箭，正法了七个首恶，随后才向吴长庆禀报此事。吴厉声喝问：“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严办？”他昂然答道：“我已斩杀七人，首级正欲呈验。”吴为之动容离座，十分欣慰地夸奖他道：“真是将门之后啊！”他之所以要先斩后奏，是因为他明白军纪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往日纵容过甚的缘故，若报请吴长庆而得不到允许，则反而会助长那些恶兵的气焰，有妨大计。由此事便可看出他的决断力，吴长庆也因此对他更为欣赏，干脆令他总理前敌营务处，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且准予便宜行事。六营军纪从此肃然。
军抵汉城城下，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入城拜访大院君，回营后摆下“鸿门宴”，专候大院君回拜。等大院君一来，袁世凯即将其卫队拦在门外，将他劫上马山浦军舰押送回国，软禁于保定。之后，他持高宗李熙的国书敕平乱党，将阴谋作乱的日本人赶出境外。次日他受到了高宗的设宴感谢，同时，吴长庆奏请朝廷升他为同知，随自己继续留驻汉城。
清廷本次平叛有不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