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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徐世昌政治生命中的两大劫数,张作霖的电文将他的种种不得已之举统统斥为阴险卑鄙,使徐世昌的政治形象遭到严重破坏。而吴佩孚不循常理的出牌,又不经意间打破了徐世昌苦心营造的政治均势。于是,总统自然也做不成了。
说完“偃武”,再看“修文”。徐世昌素来以文治派自命,他做总统,自然要重用文臣,而排斥武人。因此几届国务总理如钱能训、龚心湛、颜惠庆、梁士诒、周自齐,或出身翰林,或长于外事,或精通财政,都是当时公认的人才,只有靳云鹏是个例外。钱能训辞职后,他本想请前朝翰林周树模组阁,但遭到段祺瑞的强烈反对,只好以陆军总长靳云鹏代之。但靳云鹏后来也反对段祺瑞对日妥协,并不惜辞职以对,因此对徐总统而言仍不失其位。总理人选如此,其他职务自然也是重文轻武,朱启钤任和谈代表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武人争雄,徐世昌既不能“偃武”,自然也做不到真正的“修文”。但他在许多方面修修补补,至少胜过破罐子破摔。他历来关心文教事业,曾说:“百年大计,莫如树人。古今之国,得人者昌。查五洲之国,其最强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要无地不学,无人不学。”早在前清年间,就曾聘请严修出任直隶省学务公所督办,在天津设立“劝学所”,发行《劝学月刊》,派劝学员赴各地游说督察,共建立学堂40多所,以至于凡5000户的村镇,至少有蒙学堂1处,学额至少40名。他还主张在天津的中小学普及美术、音乐、舞蹈、体育课程,并对天津的学制建设到课程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外,他还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官办图书馆——直隶图书馆,并捐赠大量图书。十几年后,他已贵为总统,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文教事业。他派严修、张伯苓赴美、欧、日考察教育,严、张回来后汇报道:“洋人的教育,本着为事选人的原则,如此一来,即便人出现变化,事也不会受到影响。而我们的教育,为人选事,因此人一旦出现变化,事也随之废止。”徐世昌深以为然,于是本着这一宗旨发起创办了南开大学。他还号召曹锟、李纯、王占元等捐款助教,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十分宽裕,仅天津一地就累计达到480万两白银。他还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接触,以每年两万法郎之数在巴黎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宣传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轰动。他本来计划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都创办中国学院,因过早下台而未能如愿。
在“五四”运动中,他迫于压力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人的职务,释放了陈独秀等政治犯,并签发了对蔡元培的挽留令。他对学生抱有同情心理,曾说:“学生伤人纵火,确属违法;但是青年人血气方刚,误入歧途,考虑到他们也是出于一片爱国之情,应加以抚慰而不是惩罚。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当时段祺瑞主张严惩学生,教育总长傅增湘力争以为不可,徐世昌称赞傅增湘说:“毕竟沅叔是读书人。”以此表示对段祺瑞等武人的不满。不过,出于传统士大夫的守旧观念,他对学生的这种行为表示反对。他认为学生应专力求知,不应过多过问世事,更不应干预政治,因此他在北京创办了两所中学,一曰四存中学,一曰成达中学,均严明校训,精研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严禁予闻外事。具体则有校规八条:
一、本校学生,对于师长须敬谨谦逊,服从训告。
二、对于同学,宜和厚亲爱,善则相劝,过则相规。
三、学生宜习勤习俭,养成耐劳质朴之习惯。
四、学生宜注意卫生,不准吸烟饮酒。
五、学生宜注重公益事项,不准损坏公物。
六、学生宜屏去酬应,专心学业,非有重要事项,不准请假。
七、学生不准擅开会议,聚众要求。
八、学生不准挂名党籍。
所谓“四存”,是取清儒颜元所讲的“存人、存性、存礼、存治”之意。徐世昌认为程朱理学太过注重心性,于是推崇颜元、李塨较为注重实践的“习行”、“习动”学说。徐世昌做总统后,便把颜、李的地位抬高,使其从祀于孔庙。他将“四存学说”贯彻于教育事业中,是为了摒绝清谈,专务实学,可以说仍承袭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老路子。但是他对于新思想有本能的排斥,因此四存、成达两中学,都将经学作为基本科目,并聘请前清宿儒担任国文教员。四存学校之外,尚有“四存学会”及其会刊“《四存》月刊”,他曾在该刊发表《彛惭А返任恼拢耪僮鹂锥辆V劣谒约旱淖铀铮蛞欢缺谎辖瞎诘难#遣扇∷桔咏逃统龉粞嗲昂蟮姆绞健=岷掀渑八侨プ芡骋皇吕纯矗恼庖桓叱杀窘逃膊皇呛廖蕹尚У模纱丝杉灾泄笔苯逃纯龅牟宦
徐世昌之“修文”保持着浓重的中国传统色彩,1921年,他明令将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合成“二十五史”之数。他又与历史上的帝王如汉武帝、唐太宗、清高宗等有相同爱好,喜欢组织文会诗会。当时的风雅之士如林琴南、易实甫、严范孙(严修)、赵湘帆、樊增祥、柯劭忞、华世奎、王式通、高阆仙、吴廷燮等都簇拥在他的周围,组成了一个晚晴簃诗社。连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都曾被他邀请入社,这可能也算是一种“以文制武”的努力吧!诗社常将往来唱和的诗稿集印成册,而更有意义的则是诠选了《清诗汇》二百卷。他阐述编选的原则是既要“因诗存人”,也要“因人存诗”,意为诗好而人无名的要收,诗不好而人有名的也要收,因此这部《清诗汇》避免了同类著作的很多弊端。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于1929年,历时十年之久。他在编选诗歌的同时,还不忘维护中国天朝上国的威严,比如,他将琉球诗人的作品放在“属国”类内,表示了对日本抢占琉球的不满。
对徐世昌个人而言,既然以“文治总统”自命,便当领风气之先。他本好著述,诗词、书画、学术、政事等方面都著论滔滔,而尤足珍视的,则是他以一篇《欧战后之中国》一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出任总统后,好友李石曾赴法国访学,向法国当局盛赞中国总统是饱学之士、文治总统,法国人心向往之,欲授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但是受学位必须有著作,他于是决定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一书。鉴于总统府恣议黄郛熟悉各国情况,因此委托他代笔,每写一篇,徐世昌都会同学者加以讨论,随处增益中国史实和儒家道理,不到半载,书已写成。因此这是一部集体著作,但徐世昌作为历次讨论的主持人,说有定稿之功也不算勉强。该书印有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由朱启钤为接受学位专使,携带此书分访世界各国,最后到巴黎受博士学位而归。当时世界享此殊荣者,只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徐世昌两人而已。他因此十分高兴,曾穿了西装革履拍照留念,还特地资助黄郛出国游历,以示感谢。不料黄郛到纽约后,竟公开宣扬该文是自己的著作,后来竟又衍写了《欧战后之新世界》一书,将上稿包罗在内。如此一来,徐在国际上顿时声誉扫地。
徐的“偃武修文”政策虽然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在武人争雄的严酷现实中,几乎毫无施行的空间,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
“偃武修文”是内政,在对外方面,徐世昌却并不反对武力。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主张将《孙子兵法》尊称为《孙子兵经》,列为官学,令家喻户晓,以提高全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素质。在总统任内,他的对外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外蒙古问题。他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不负其望,在外蒙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迫使外蒙活佛撤消了自治的要求。其次是胶东问题。徐世昌以陆徵祥、顾维钧等组成外交团参加巴黎和会,并出钱资助梁启超赴巴黎活动各界。他的本意是寄希望于美国调停,这也是当时外交界最务实的希望,但美国临阵倒戈,突然转变态度支持日本。梁启超在法国将和会消息不断反馈到国内,与“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无关系。不久,日本提出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建议,段祺瑞表示支持,但全国各界激烈反对,徐世昌则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使日本的建议搁浅,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到了1921年,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日本针锋相对地向中国提出善后八项建议,他均明确予以拒绝,终于在华盛顿会议上,由英美联合对日本施加压力,最终达成了将青岛交还中国,并由中国赎回胶济铁路的协议。
五、“渔人”和“菊人”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在直系的压力下,徐世昌下令免去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张作霖十分愤怒,通电痛斥徐世昌,原文如下:
自内阁问题发生以来,中央陷于无政府地位。作霖远处关外,不欲为若何举动。乃徐世昌派其介弟世章及吴秘书长笈荪,先后来奉,谓总统面谕,饬作霖率兵入关,以资震慑,庶总统对于用人行政得自由处分。当服从命令,率师出关。后欲撤兵回防,徐又派徐吴两人再三挽留,并谓直军徒有虚名无能为力。作霖与仲珊本系姻亲,岂忍相残,子玉情同袍泽,更非仇敌,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兵戎相见。顾以总统之命,违心言战。自恨菲才,以致丧师失地。及明其真相,方知为人所利用,决计退集滦州,出关自保。徐世昌又遣使来,劝我再战,一面以命令夺我职权,犹谓敷衍表面。此中诡谲,又复谁欺!徐世昌之为人,诡诈百端,惟利是视:臣事满清,欺其孤寡;辅翼项城,辜其托付;嗾使张勋复辟,又从而剪除之;重用安福党人,又迫段氏下野;信任曹吴,又使作霖以兵铲除。作霖愚昧,为其所卖。自民国以来,屡次变乱,徐世昌坐收渔人之利。外间不察,误以为和事老人,不知其实为导火索也。
这段电文对徐世昌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之前由于他秉持“偃武修文”的基本政策,虽然受制于军阀不得施展,但在国人眼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张作霖竟将政治家幕后的行为抖到前台,激起全民公愤,他的声望就此惨跌。张作霖这篇电文不惜自毁为“丧心病狂”,进而才怒斥徐世昌,不过300余字,却将其大半人生完全概括,逻辑缜密,情感摇荡,以情以理,都极具杀伤力。
电文似乎是对徐的一个盖棺论定。由于徐世昌过于“圆通”,素有“水晶狐狸”之称,其纵横捭阖之际,不可避免地会有坐收渔利的嫌疑。然而事实上,以上概括并不符合事实。
所谓“臣事满清,欺其孤寡”。徐世昌做总统时,想将女儿嫁给逊帝溥仪,孰料竟被拒绝,他大怒之下,说亡国之君还摆什么架子!小朝廷很是害怕。但事实上,他对清朝的感恩戴德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历次政治风波中,他都强调应维持优待清室的条件。就连就任总统之前,他都要先进紫禁城向溥仪汇报。即便是这次嫁女被拒,小朝廷为补偿他,特授以太傅衔位,他虽迫于民众的压力而不敢领受,心中却十分高兴。可见他的生气只是一时委屈而已。民国的总统愿把女儿嫁给亡清的废帝,更愿意去接受亡清的太傅,虽然荒唐,却可看出他对清朝感情之深。
所谓“辅翼项城,辜其托付”。应是指徐世昌对黎元洪的态度。事实上,袁世凯托孤托得明白,主要是托徐照顾自己的家人。即便如此,徐世昌仍曾在府院之争中尽力地帮过黎元洪。至于后来徐世昌自己做了总统,置黎元洪于不顾,这只能说明徐世昌自己也是想当总统的政治家。再说,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挚友,却决非他的“辅翼”;本来就不是君臣,又凭什么“守节”呢?徐世昌下台后,与其女儿有婚约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坚从美国留学归来。袁家想举行婚礼,但他决定取消婚约,令袁家大怒,骂他是“人去人情去”的小人。但事实上徐世昌之所以取消婚约,是因为袁克坚是被哈佛大学开除学籍才回国的,因为他半夜跳墙强奸校长的女儿。对这种斯文败类,难道还能把女儿嫁给他吗?
所谓“嗾使张勋复辟,又从而剪除之”。徐世昌确曾派员参加徐州会议支持复辟,但后来又与复辟划清了界限。事实上,徐世昌对清朝和对复辟的态度本来就是矛盾的,但他对张勋却始终是爱护的,否则就不会再三劝张勋三思而后行了。因此,用“嗾使”和“剪除”这样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