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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很不贴切的。
所谓“重用安福党人，又迫段氏下野”。段祺瑞是实力派，徐世昌作为文人总统，只有被实力派胁迫，哪里有胁迫实力派的道理。段祺瑞下野是因为直皖战争的失败，怎能归罪于徐世昌呢？至于重用安福党人，原因有二，一是徐世昌本来就是安福国会选举的总统，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西方选举政治中也是这样的；二是迫于段祺瑞的压力，用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就是一个例子。
所谓“信任曹吴，又使作霖以兵铲除”，这才是张作霖惟一真正痛恨的。其实，徐世昌对曹吴和张作霖并无偏袒，他惟有允执厥中，才能在夹缝中生存。由于吴佩孚从来不承认徐世昌为总统，且练兵于洛阳，早晚会提师北上，因此徐世昌不得不以张作霖的力量去制衡他。事实上，张作霖对徐世昌的怨恨已非一日。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江苏督军李纯暴死，张作霖推荐自己的亲家张勋继任，徐世昌认为张勋复出会激起公愤，于是任用了与曹吴亲近的齐燮元，使直系力量有所增强，张作霖就已经恨恨不已。这次，张作霖出兵关外，完全是为了抢地盘，却美其名曰为执行总统命令，这才是最荒谬的。
徐世昌总结为官之道的那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所谓“圆通”，是指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要容许转圆，待人要不即不离，做事要八面玲珑。他有天津、河南、浙江三个籍贯，而这三地在晚清都盛产官僚，他处处联系乡谊，对其纵横官场大有帮助。他本与袁世凯等北洋派关系紧密，却又倾力结交南洋的张之洞；他助袁世凯训练新军、治理直隶，甚至改朝换代，却又与满清皇族称兄道弟……这些都是他“圆通”的表现。所谓“沉稳”，是指遇事故守缄默，或故为回避，不即刻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从不轻易出手。他平时遇到小事，经常唯唯诺诺，似有惧意；但大难当前，却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范，能当机立断，不怕危险。比如辛亥年他帮袁世凯向朝廷讨价还价，其实风险极大，但他毫无畏惧。所谓“柔韧”，是指能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徐图东山再起，决不一蹶不振。清亡后和袁世凯称帝时，他两度退隐田园，却终能两度再起，便是“柔韧”的表现。所谓“机警”，是指对局势变化的敏感，时机未至则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则迎头把握。在张勋复辟的过程中，这一性格体现得很明显。他秉持这八个字的原则，在清朝和民国官场左右逢源，最终登峰造极，故得了个“水晶狐狸”的绰号。而他在总统任内，苦于手中无兵，虽想以文制武，却只能以力打力，可惜官场那一套并不适合于军阀，因此“水晶狐狸”就变成了“渔人”。
其实比他为“渔人”的，张作霖并不是第一个。早在1918年他以高票当选总统时，就曾有一票投给了“渔翁”，暗讽冯、段作鹬蚌之争，徐世昌渔翁得利。可是，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若不相争，渔人也就无利可得。张作霖若不想和曹、吴争天下，徐世昌又劳挂齿？这“渔人”二字，明明是张作霖拈来搪塞天下人，为自己推卸责任的！
张作霖是败军之将，何敢言勇？但是吴佩孚二进北京，却是今非昔比，他的政治理想是国民大会，自然不会姑息安福国会及其选出的总统。至于曹锟，一向以吴佩孚为诸葛亮，再说自己想做总统，自然更容不下徐世昌。而且，在徐世昌当选总统后曹锟本想做副总统，贿选票开到每张1000元，却仍被议员们拒选了，此恨焉能不雪呢？
事实上，曹、吴本来还算客气，想让徐世昌再做一年总统，任满五年任期为止。不料徐世昌这次太过“圆通”、“机警”，却不够“沉稳”、“柔韧”，他知道曹、吴必然要恢复旧国会，为了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竟派人南下拉拢老议员，又想方设法阻止老议员集会。恋栈不去是政治家的劣根性，袁世凯如此，冯国璋如此，徐世昌亦如此。曹、吴因此认识到了夜长梦多的道理，终于下了决心。 先是徐世昌亲自任命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请他下台，然后吴佩孚率直系诸将领公布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16字罪状，随后则由徐世昌最信任的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亲自到总统府传达曹、吴的决定，徐世昌一看连王怀庆都变节了，知道已不可挽回，于是决定辞职。当时情势危迫，徐世章和吴笈孙力劝他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暂避，他坚决拒绝，说：“我是中国总统，关系国家尊严，恕难从命！”
6月1日，他从总统府退回东四五条的私人宅邸。次日，他宴请了一干“文臣”如顾维钧、周自齐、颜惠庆、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等，举杯凄然道：“现在第一届国会拥戴黎黄陂复位，鄙人正好可以籍此退休，颐养天年。今日一别，鄙人即与国事直接脱离关系，望诸君各自努力！”众人皆默然不语。毕竟民国十年以来，中央惟强力是视，总统更换频仍，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了的。
此时他倒是颇为“机警”，为防不测，他毫不拖延地于2日下午便离京赴津。临行电谕全国，大意为南北议和尚未完成，教育实业尚未实现，各系战争尚未泯止，人民疾苦尚未拯救，十分负疚于心，不过于华盛顿会议收回了若干权益，抵制了日人侵略，尚堪忻幸云云。最后说：
比年以还，劳精疲神，茹辛忍辱，调护群才，而不蒙相谅；遇事退让，而犹以为争；不私一财，不私一人，而疑为虚伪。既已艰苦之倍尝，夫何权位之足恋。
该电文为徐世昌亲自拟就，是对张作霖电的一个小小的反驳，也是给自己做的一个简单的总结。而著名报人邵飘萍则作了两首绝句嘲笑他，一时传遍国内。诗云：
昔日恩情安在哉？花冠不整下堂来。
临行还顾镜中语，且照新人笑脸开。（其一）
姬姜憔悴了残年，水竹村中独自怜。
常在君边遭厌弃，后来莫谩再如前。（其二）
诗中所指“新人”，自然是指黎元洪了。无论徐世昌还是黎元洪，都无非是受制于军阀的虚君而已。但是邵飘萍过于刻薄，因为不仅徐世昌有过“偃武修文”的努力，就是“新人”黎元洪后来也有“废督裁兵”的愿望，只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已。5年后，邵飘萍因文罹祸，死在了张作霖手里，不知他临死前，会不会觉得徐世昌是宽厚君子呢！
“渔人”可说是张作霖的诋毁，徐世昌真正的雅号叫“菊人”。因为家居天津，也有人称他“东海先生”；他也曾退隐河南辉县水竹村，因此又自号“水竹村人”、“退耕老人”；但是他最为人熟悉和认可的别号，还是“菊人”。比如吴佩孚就从不称徐世昌为总统，而是一口一个“菊人先生”。当年，袁世凯身经丧乱，竟至忧愤而死；如今，徐世昌被迫下台，却能挥洒而去。他比袁世凯多出的，正是几许菊花的淡定。
他先后两次退隐的辉县，位处太行山南麓，是商都朝歌的郊野，也是西周时鄜、卫之地，《诗经》中许多洵美之章如《淇奥》、《柏舟》等正是描述这一代的山水，风景之美，冠于中原。在此处退耕还读，最可涤荡心胸，看开世事，大有“悠然见南山”的况味。因此，这个“菊人”的雅号倒是贴切得很！当年他有一首《重修百泉诸名胜》诗云：
唤起山灵问水滨，池台竹树几经春。
楼迟贤哲空怀古，护惜山川要有人。
云月未教今古易，嵩条递送雨风频。
疏泉移石劳收拾，曳杖重来垫角巾。
他现在辞了总统，果然便如告别酒会上说的那样，“与国事直接脱离关系”，在天津踏踏实实地做起寓公来。“护惜山川要有人”，说的是“达则兼济天下”；“曳杖重来垫角巾”，说的正是“穷则独善其身”。
六、人间重晚晴
晚年徐世昌像
徐世昌下台后一直住在天津租界内，从事书画、著述，并自书其书房为“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斋”。亦曾开畦种菜，一度有照片风行报端，
他一生著述等身，为民国总统总理中的翘楚。当然，其许多著作其实是集体成果，比如那浩瀚闳富的《清诗汇》二百卷，便是晚晴簃诗社诸人一起编选的，但他“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的编选原则起到了指导作用。此外，他在政学方面尚有《东三省政略》、《退耕堂政书》，学术方面尚有《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学》，诗文方面则有《退耕堂诗集》、《归云楼题画诗》、《海西草堂集》、《水竹邨人集》、《拣珠录》、《竹总楹联》、《藤墅俪言》等，此外每晚都用工笔小楷写作日记，积有50年之久。除诗文日记为自作外，多为集体著作。他年少时就有“以俸钱多致宾客”的志向，后来果偿宿愿，是战国时吕不韦一样的人物。
时人认为他字不如诗，诗不如画。他6岁开始学画，长于山水、松竹，尤其喜欢画扇面，造诣很高。他的代表作为《晴风露月四竹图》，当时极为有名，行家评价道：“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1920年，他以总统身份成立了国画研究社，聘请国画大师周肇祥主持；又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聘齐白石、王梦白等执教。他下台后，他在天津的宅邸成为一个书画俱乐部，名家往来不断。他还有个弟子，即自己年轻漂亮的六姨太，从隐居水竹村时就开始跟他作画，后来画艺亦佳。徐世昌的书法宗法苏东坡、黄庭坚，行书别具风格，也精于旧学人最推崇的馆阁体。他晚年书画作品很多，多署名“石门山人”，但从不轻易送人，1939年大半毁于天津大水。他在京津两地还有许多题字，但大多毁于“文革”。六姨太本来收藏他很多作品，但皆在“文革”中被抄走，她大着胆子想要回一点来，说是要“留个念想”，但被拒绝了。
徐世昌的诗未臻上乘，但与他往还酬唱者如林纾、易顺鼎等，都是一时名士。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晚晴簃诗社”，“簃”意为“小屋”，因此“晚晴簃”应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这个诗社从他任总统开始，一直活动到他在天津的暮年。诗社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即不谈政治。后来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应邀入社，也得遵守这条规矩。不过吴、段的诗都很差，不过是来附庸风雅而已。
他晚年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练习气功，白天或书画自娱，或荷锄耕耘，或散步庭除。除了诗词书画外，他还爱好收藏古砚古墨，拓有《百砚谱》一册。
徐世昌不仅有“晚晴簃”这样的雅趣，而且确有“晚晴”这样的操守。他本来已决心忘记政治，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他曾苦心经营的东北，于是又开始关心时政。西安事变时，他曾有公开声明，认为事变应该和平解决，并一致抗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七七事变”后，曹汝霖来天津游说他，说：“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权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和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他以自己年老为借口加以拒绝。曹汝霖走后，他马上吩咐门卫道：“以后这个人来，就说我不在家。”嗣后，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派人转告他日本军方欲请他担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也加以拒绝。1938年，日本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约他定期见面，他仍托病不出。于是日本人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游说他，他委婉推辞，但是章、金二人反复劝说不止，他终于愤然骂道：“你们太浑了！”金梁也反唇相讥：“老师才浑呢！”徐世昌顿时老泪纵横，泣道：“没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碰到这么一场！”说罢，拂袖上楼，章、金二人也不辞而别。章、金二人都是宗社党人，念念不忘恢复清朝，现在则为伪满洲国和日本人效力。
徐世昌坚守不出，但身心状况却江河日下。1939年春，他因练习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动手术。经医生诊断后，认为可以治愈，但须到北京住院治疗。他认为自己一旦离开租界，必定会被日本人扣留，于是放弃赴京，遂于这年夏天病故，享年85岁。他有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以胞弟世光的儿子绪直为嗣。
殡葬时，潘毓桂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老臣不眷念幼帝”，斥徐世昌不忠；又代其姐拟一挽联，骂徐世昌忘恩负义。原来潘毓桂的姐夫姓祁，徐世昌做翰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