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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先由湖南军阀赵恒锡接纳，寄人篱下却喧宾夺主，发出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的号召。直系诸将深感内讧的切肤之痛，便不由自主地将吴佩孚的计划奉为圭臬，后来更加入晋、豫、陕三省扩为七省联防，吴佩孚于是东山再起。他以湖北为根据地，以奉系为远交，以冯玉祥为近攻。冯玉祥深觉处境危险，一度向吴佩孚求和，希望联合抗奉，但吴佩孚痛恨冯玉祥的倒戈之举，宁愿和往日的仇人张作霖合作，冯玉祥于是通电下野。1926年4月，吴军和张宗昌的奉鲁军打到天津，冯部的张之江于是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仍想联吴以抗奉。没想到吴佩孚是个极重义气的人，说自己既然已经和张作霖相约合作，就决不能出尔反尔。他的这一态度令张作霖十分感动，于是一改以前对吴佩孚的轻慢之心，决定要好好地交这个朋友了。
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
结果，“赵简子”尚未到，“东郭先生”已遇救了！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等想以释放曹锟来表达善意，以取得吴佩孚的信任。于是这一日，中华门外冠盖如云，阶下囚曹锟一下子又变回了总统曹锟，请安送礼者络绎不绝。而曹锟最想见的却是吴佩孚，可惜吴佩孚并未亲自出征，如今还在武汉，曹锟只好亲笔写了“文武吉甫”四个字派人送给吴佩孚。这四个字出自《诗经》，下面还有一句是：“万邦为宪。”他写这四个字有多重含义，一是表彰吴佩孚的救驾之功，二是想确定自己仍然是元首。除此之外，曹锟还曾发给吴佩孚一封电报，极力为鹿钟麟说好话，这电报后来被曹锟声明为鹿的伪造。
吴佩孚则一看电报就断定是假电，他对鹿钟麟如同对冯玉祥一样的深恶痛绝，于是在他亲自草拟的回电中，就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之语，鹿钟麟的如意算盘落空，但忌惮吴的实力，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勒索了200万退兵费后退出北京。
而吴佩孚对曹锟隐晦提出的元首问题，却表现出了凌驾于曹锟意志之上的主见。曹锟虽已领略了做总统的艰难，无奈作为政治家的劣根性，仍是恋栈不舍。吴佩孚只好发电报阻止他说：“国事已如此，总统不可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吴佩孚耿耿不忘冯玉祥的倒戈，所以他的本意是先恢复倒戈前的原样，即先由曹锟复位，然后再马上宣布下野，之后通过法定程序重选总统。但这篇电文于5月1日发表时，已经被一改再改，掺杂了奉系和拥曹派的各种因素，不过仍保留了“大法可复，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位”的意思。不久，颜惠庆组阁，暂摄总统职权。
吴佩孚不拥戴曹锟继续出任总统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在1924年贿选的时候，吴佩孚就极力发对，但曹锟不听。曹锟对吴佩孚言听计从，惟独在这件事情上一条路走到黑，这便是权位欲的可怕之处。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同谋者黄郛的妻子沈亦云女士在回忆录里说道：“曹锟急要做总统，亦不择手段，以吴佩孚得其信用之专，而无可奈何，不能劝阻，终成贿选。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曹锟贿选总统是一件大不妥之事，吴佩孚洞若观火却有口难言，实在是个悲剧。要知道贿选前的吴佩孚甚得全国人民的期许，事业如日中天，但因曹锟贿选，声誉遂一落千丈，对此后军事和政治上江河日下不无影响。对曹锟来说，“总统”只是听上去好听，实际上却无异于陷阱，他费尽心机才做了一年总统，付出的代价却是软禁一年半以及嫡系力量的崩溃。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所以吴佩孚不让他继任总统，也是用心良苦。
曹锟虽然恋栈，但毕竟一年多的软禁生涯也使他悟出了一些道理，何况他对吴佩孚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好在他虽然做不成总统，但数十年的打拼，在北洋系内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富翁，他的大哥曹镇和五弟曹钧都是成功的商人或地主，枝气相连，无冻馁之虞。但他出于政治家的本性，耐不得寂寞，最大的希望还是跟“最大的本钱”在一起。
1926年，他赴郑州投吴佩孚，但吴佩孚素来清廉，当时竟把总司令部设在京汉铁路车站，人多屋窄，放不下曹锟这样的贵人，只好请曹锟移居开封。曹锟很是伤感，因为一来他跟吴佩孚各经过一场患难后不愿分开，二来开封的长官寇英杰恰是个他不甚喜欢的人。但是对于吴佩孚的话他又是听惯了的，无奈何只好洒泪相别，寓居开封龙亭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由这个雅号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已逐渐淡漠，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了。
但吴佩孚的境遇也不好，他新败于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又受到奉军的逼迫，势已江河日下。果然次年便弃豫奔川，成为流亡政治家。曹锟见吴佩孚走了，当然也不能留，一大把年纪也不能跟着颠簸蜀道，只好回到了老家天津，开始在租界里做寓公。
十年后华北沦陷，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曹锟，想以他为中心成立一个新政府。曹锟大怒，痛斥之余还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他还谆谆告诫自己的家人要保持民族气节。1938年，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兴奋溢于言表，连声说：“我就不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同年5月17日，他病死于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寓所，终年76岁。国民政府于6月14日对其进行了褒奖，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次年12月，吴佩孚以牙疼病于北平逝世，死因可疑，一般认为是被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割断神经致死。由于他同样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国民政府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不爱读书惟爱看戏，却能坚守民族大义，就这一点也比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汪精卫强。他虽然身背兵变和贿选的历史丑闻，却也具备宽仁忠厚的美德、用人不疑的风范和敏锐练达的气质，这些天然的领袖才华加上他晚年的民族大义，为他争回了几许名声。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在批评他的同时，也应该嘉许他的优点和气节，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他认识他。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枪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另如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向来慵懒的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则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倒台。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北洋系的各路诸侯走马灯似的登上“华山绝顶”。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以及吴佩孚、冯玉祥、徐树铮、张宗昌、阎锡山等等，纵横捭阖，错综纷乱。这区区十年的历史，是一台群英荟萃的武戏，而在这台戏中，段祺瑞显然是最为显要的角色。他从1916年任国务总理以来，虽曾几度下野，事实上却始终留在这舞台的中央。如吴佩孚之异军突起，冯玉祥之立场变换，张作霖之虎视眈眈，也终究不如段祺瑞的砥柱中流。因此，如果非要为这十年的北洋政局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一定是段祺瑞。
在1924年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也赫然在列。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国共合作，蔡元培是老校长，属于第二集团；其他六人属于第三集团。而段祺瑞不仅超越了胡适等青年人的偶像，还超越了“五四”时期名声鹊起的吴佩孚，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都不能望其项背。那么，何以这样一个受到学生肯定的“大人物”，会突然变成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将屠刀砍向学生呢？
“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刘和珍
其实，1926年的段祺瑞虽然贵为“执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一代名将吴佩孚输了个措手不及，贿选总统曹锟被叛军幽禁。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协商下，段祺瑞黄袍加身，以“执政”之名，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执政”之名，是他的朋友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借用来的。他不做“总统”而做“执政”，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曹锟贿选已将国会破坏殆尽，惟有惩罚了贿选议员、重组新国会后才能正式选举总统；二是他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他只能在奉、冯的缝隙中苟且，又岂能高调做“总统”；三是前几任总统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了“总统”不是一个好差使，如前任总统曹锟，就是因为要当这个劳什子“总统”，费尽心机，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了！因此，段祺瑞和后来的张作霖，一个号称“执政”，一个自封“陆海军大元帅”，都强忍着不做这个“总统”了。
直系当政四年，段祺瑞蛰伏于天津，事实上却始终在连横各方面的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鉴于他的号召力，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南方的孙中山都把他当成重要的拉拢对象。至直系惨败后，有关孙中山还是段祺瑞上台的争论随之而起，而张、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段祺瑞。一方面，孙中山号称“孙大炮”，火力太猛，又被国人称为“伟人”，殊不好得罪，段祺瑞则没有孙中山那样崇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段祺瑞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孙中山在南方还有国民军，故段祺瑞更好驾驭。
因此，段祺瑞虽名为“执政”，实际上与之前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是个傀儡罢了。其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何况军事。如京师的防务与治安，概由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负责。“三一八”事件后，北大校长傅斯年曾面斥鹿钟麟道：“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任教育总长时的蔡元培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说法不一。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的则说是总理贾德耀，有的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当然更多的人认定是段祺瑞。而且无论是否段祺瑞，他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是“执政”，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且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官邸之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费解：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不过他的这个表现令人生疑。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让总统徐世昌很不以为然。即便“三一八”事件中，据说他也曾气哼哼地对卫队长官楚溪春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还要奖赏他们呢！这群土匪学生！”可见，他对学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够友善的。那么这次他长跪不起，必然别有原因。
“三一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大沽口炮击事件。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以与奉鲁军作战为由，铺设水雷封锁了大沽口的水道，日军遂炮击了国民军阵地。其表面情况如此，幕后情况则是苏联支持之冯玉祥与日本支持之张作霖的一次矛盾爆发。当时，苏联人已经向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鼓动其发动“革命”。在此外力的作用下，张作霖与冯玉祥终于“一山不能容二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