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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本次平叛有不可理喻之处。朝鲜高宗李熙以宗室继承王位时年龄尚小，其生父大院君监国摄政。高宗成年后收回相当权力，但又落入明成皇后的手中。当时日本人在朝鲜活动猖獗，明成皇后为标新立异，且刻意与大院君分庭抗礼，对日本极为亲近。而大院君是传统的卫道者，坚定支持固有的中朝宗藩关系，便是他被囚于保定时，手持不辍的犹是范仲淹、王守仁的文集。清廷莫名其妙地将一个忠臣活捉回朝，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他被囚于保定，清廷等于在给明成皇后做牢头狱吏，且须按其身份供奉吃穿用度，委实愚不可及。且大院君因此深恨清朝，他每每忽忽如狂，愤欲东归，都须清吏与鲜臣多方劝慰才能稍止。因此后来，他一旦东归，便迅速倒向日本。
这边袁世凯受到高宗的信任，决心为高宗编练一支军队。他主动提出帮朝鲜练兵，李熙自是求之不得，但袁世凯的真正目的在于防范日本。在传统的宗主藩属关系之下，朝鲜强兵，则可作中国的屏障，在地缘上牵制日本。
他以英、德式操法编练出一支禁卫军和一支“镇抚军”，人数共5500左右，高宗来巡阅时，为之大拊其掌。论其先进程度及战斗力，便是中国国内也是没有的。他的这次练兵在朝鲜和中国反响都不小，高宗马上要登台拜帅，封他为全国陆军大统领，但遭李鸿章反对而作罢；而清廷在甲午战败后，马上便想到派他在小站编练新军。可见，若无朝鲜之行，便无今后的北洋军，也便没有后来的大总统袁世凯。 晚清重臣李鸿章
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分出一半人马留驻朝鲜，交由袁世凯主持。但朝鲜的局势已更加扑朔迷离，日本极力怂恿部分官吏，谋求脱离中国，且提醒道：中国正在与法国作战，朝鲜若能与日本结盟自卫，便可称雄自主，不必再俯首他人。袁世凯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一针见血：“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果然，是年12月，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入宫劫持了高宗，又矫诏杀害了许多大臣。此即“甲申政变”。因此，袁世凯所处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朝鲜，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袁世凯分析形势后认为：若任由乱贼将高宗劫往日本并另立新君，则朝鲜从此非我所有。既失朝鲜，自己的前途也就完了。而且更要紧的是，乱党依附日本，必然会断自己的后路，两路夹攻，以俘虏天朝大臣而立其威风。因此，当前情势惟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毕竟，清军人数远多于日军和朝军。
他意既决，便不等向李鸿章请示，径自进兵皇宫，迅速击溃日军，救出高宗，粉碎了这次政变。他的军事行动十分迅捷，副将或有异议，均被他严词驳回，大有历代名将的风范。遥想班超在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故典，实在是有几分相似的！
他马上上书李鸿章，认为列强日后必染指朝鲜，不如趁朝鲜民心尚知感服，尽快向朝鲜派出监国，以正视听。然而，李鸿章不愿引起日本的误会，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袁世凯无奈，便自作主张搬进朝鲜王宫，与高宗隔墙而居，以利控制，又要求朝鲜各部大臣每日向自己汇报工作，并服从自己的指挥，从而在实际上行使着“监国”的职权。然而，当他需要以财力笼络朝鲜大臣时，李鸿章却拒绝拨付，以至于日本在外交公关上逐渐占得上风。不久，日本人又致函清廷，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清廷竟为此派员查办他，幸亏钦差吴大澂和续昌对他十分欣赏，才免于惩治。然而，日本人已经恨他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的危险处境一度为国人所知，连他的嗣母牛氏都有耳闻，卒至惊惧成病。他思母心切，于1885年元月回乡探母，并拒绝再回朝鲜。堂叔保龄闻讯大喜，心想侄儿终于迷途知返，忙不迭地催促他浪子回头，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他当然置之不理。
如此游冶浮浪半年之久，他突然又接到了李鸿章的召唤。原来朝鲜局势不稳，李鸿章乃决定送大院君回国主政，而若要安全送达，则非袁世凯出马不可。等袁世凯到天津来拜见时，李鸿章不得不恭维道：“如今就像演一台戏，台已落成，客已入座，就等你这个主角登场了。”袁世凯认为此行危险，提出让丁汝昌率军护送，李鸿章继续恭维道：“朝鲜人听说您袁大将军来了，欢声雷动，谁敢抗命。别人是不行的，兵再多也没有用。”袁世凯无奈，只好带了数十水兵启程。十数天后船到仁川码头，朝方竟无人来迎，他马上派人通知高宗，说你父亲在这里，你怎么可以如此不孝云云。高宗方才来迎，他又当面对大院君和明成皇后进行了调停，随后回津复命。
李鸿章大喜，对他更加器重，遂奏请任命他为驻朝商务委员，官居三品。此时他经历过护驾一事后，知道朝方对自己并无恶意，加之商务委员乃朝廷正式的驻外使节，遂决意重返朝鲜。李鸿章且致函高宗李熙，嘱他凡有大事，皆应咨询于袁世凯。故此时的袁世凯，身份地位已更上层楼，在朝鲜实与“监国”无异。此事他年方26岁，真是少年英才。
他崇尚强权，果敢多智，就气质而言，与前任商务委员陈树棠大相径庭。其实何止陈树棠，便是丁汝昌、马建忠、吴长庆，哪个又能如袁世凯这般顾盼自雄？清朝的大臣太半出身科甲，连将军也不例外，而他早早地放弃科举，反倒保存了别人不具备的锐气。他在朝鲜以“监国”自命，拒绝与别国使节平起平坐，列强对他十分不快，如美国公使福特就十分愤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袁世凯算老几，他凭什么？”既蛮横又无奈。当时的美国人并不了解宗主藩属的历史渊源。
然而在列强的怂恿下，朝鲜的独立意识渐渐觉醒，渐以臣服于中国为耻，高宗本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表示。此时朝鲜的局势更加微妙，亲日之外，尚有亲俄集团，高宗便一度倒向俄国。袁世凯乃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以规劝高宗迷途知返，文末有云：
……方今上下解体，国弱民贫，欲求一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舍中国，其谁与归？谨依中国以图自存，犹有他虑，况背中国乎？
1894年6月，日军借口朝鲜发生内乱，在仁川登陆，其后又陆续增派兵力，与到达朝鲜的清军对峙
然而高宗终于为“现代意识”所打动，在西方各国的支持下，决心抛弃传统的藩属地位，争取朝鲜自主独立。袁世凯闻讯，即托病避往仁川港，以沉默表示抗议。高宗甚为不安，只好收回成命。但是明成皇后认为，中国最怕西方各国，若与西方直接通使，则中国必不敢干涉。不料使节派出后，袁世凯坚称朝鲜作为藩属没有外交权，因此必须召回使节，朝鲜方面却只是一味地虚与委蛇。
中华文化在19世纪末期已呈全面败势，传统的宗藩关系已是日暮穷途。袁世凯却须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对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强大挑战，这实在是一个悲壮的使命！
但他好像愈挫愈奋，即致书朝廷，认为一不做二不休，趁着列强还未深入朝鲜，索性将其改为行省，但朝廷置之不理。不久，顶礼膜拜天朝上国的朝鲜赵太妃病逝，传统观念的象征轰然崩塌了，朝鲜王室更加倾向独立自主，而袁世凯的地位也更加尴尬了。但是他为了维持宗主国的尊严，在殓葬太妃这件事上，他强调了宗藩的礼仪。毕竟“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高宗不假思索地亲自郊迎天朝使臣，整个仪式隆重非常，令列强为之侧目。
他为这“最后一班岗”鞠躬尽瘁，虽与时代潮流不符，他仍顽强阻止着朝鲜的独立自主，这样就遭到了朝鲜方面的忌恨。他们常向清廷进谗，要求更换驻朝人选。而袁世凯也深觉力不从心，几次申请调回。但李鸿章目光如炬，认为安朝鲜者必袁世凯，不仅不同意他的请求，且写信斥责高宗“荒唐”。为勉慰袁世凯，李鸿章还特地送他“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16字考核评语，并赏加二品官衔。
不久爆发的东学党起义成为朝鲜局势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内乱招致外侮的典型。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出兵朝鲜，应互相照会。为镇压起义，中日两国军队同时登陆，党徒望风而靡，然日军就此驻扎不去。袁世凯曾亲访日本公使大鸟，道出利害关系，奉劝日本撤军，但日人不允。这便是他在朝鲜的最后努力，不久中日战争爆发。
日军屯驻朝鲜，中国的影响力相对减弱，袁世凯的处境十分危险。东学党等势力都对他相当敌视，大院君也欲报当年被劫之仇，至于日本则素来险恶，虽恨他入骨，却希望假朝鲜人之手杀之。但日军别有用心地架大炮瞄准袁世凯的使署，以让朝鲜人看中国的笑话。
袁世凯困于使署内，当时朝鲜已在日军的逼迫下自承为独立国，他于是致电北洋大臣，剀切道：“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朝鲜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惧，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经过多次申请后，清廷宣布鉴于朝鲜已自承独立，故召袁世凯回国，并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
1894年6月15日，袁世凯黯然回国。六天后，日军即掳去高宗，拥大院君主政。又过两日，宣布不再进贡中国。不久，更请日军代为驱逐中国驻牙山的军队，甲午战争于是爆发。战争很快结束，中国战败，朝鲜也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东方文明的宗藩关系消失了，但中国和朝鲜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清朝在外交的愚蠢也是失去朝鲜的一大原因。首先，太拘泥于天朝上国的公允持平。本来，大院君是亲华的，清廷却要劫持和软禁他，让亲日的明成皇后得势；等到明成皇后倾向中国了，却又将一个充满仇恨的大院君放了回去。委实莫名其妙！其次，李鸿章等人的外交思想十分奇怪。有人说他劳苦功高，他也确实面面俱到，但他浑俗和光过甚，处处避让，以求太平，实际上使国家蒙受了惨痛的损失。中法战争虽是中国战胜，中国却须向法国赔款，实在荒谬之极！对琉球和朝鲜也是一样。日军侵入琉球时，清廷竟不闻不问，表示事不关己，结果不仅使日本轻易吞并琉球，且使其认为对朝鲜和台湾也可如此。果然，1875年，日本军舰进入江华湾，次年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明确了朝鲜乃自主之邦，中国竟未加干涉。先此，日本人向清廷交涉朝鲜事宜，清廷总是表示不便过问，遂助长了日本的气焰。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清廷又自低身份，自认朝鲜不是自己的属国，而使日本在朝鲜取得与自己同等的地位。这些荒唐的外交片段，不仅是清廷官僚的眼界狭窄及惰性使然，也与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思路有关。“以夷制夷”本是针对西方列强的，对朝鲜及日本有无可行性值得商榷。
因此，袁世凯在朝鲜的失败，并非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中国的失败，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于他个人的名声丝毫无损。不过，他那“一口吞尽胡天骄”的伟大抱负却遭遇了严重挫折。与这个伟大抱负相比，他从朝鲜归来时，收获实在不算多，综览一看，大约有三：一是能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尤其是练兵的能力。二是得到了一个得力助手唐绍仪。他与唐在朝鲜一见如故，而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对袁日后的外事工作不无裨益。三是得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如夫人。他因有功于朝鲜王室，被赐婚王室外戚之女金氏。金氏以为自己会做正室，不想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只好做姨太太。中国人守礼极严，比如秦香莲见了公主，都要说：“我为大来你为小，你该给我行礼！”更有甚的是，中国的姨太太是按年龄排位次的，金氏带来的两个陪嫁丫头也做了袁的妾，按年龄排下来，其中一个做了二姨太，金氏遂只能做三姨太。她为此悒郁终身，一个16岁的小姑娘，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娘家人，委实是够可怜的。好在，她还生了一个名士儿子，即袁克文，与张学良、张伯驹、傅侗并称“四公子”，雅号“寒云”的便是。
袁世凯在朝鲜的事业十分悲壮，他想鲁阳挥戈，却偏回天无力。班超投笔时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袁世凯少年时候的感慨，想必也由此学来。但班超正当其时，他却生不逢时，因此，在能力上相似的两个人，结果却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