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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段祺瑞素来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从内心深处对黎元洪抱轻视态度，和黎元洪绝少交往；黎元洪则外柔而内刚，虽不足威慑别人，却自有不屈的意志。因此府院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再者，段祺瑞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总理，大小事务多委之于秘书长徐树铮，而徐树铮偏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奔走于府院之间，处处越俎代庖，以前就为袁世凯所厌恶，现在更为黎元洪所不喜。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总统印，黎元洪问起其人的履历，徐树铮竟然回答道：“现在实行内阁制，总统您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黎元洪十分愤怒，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而段祺瑞对徐树铮却每每纵容，有一次徐树铮以辞职要挟黎元洪，段祺瑞竟为他说情，说他“为人耿介，不屑妄语”云云，甚至于说“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其责。”黎元洪等听了，都觉寒心。因此，最初的府院之争，与徐树铮有很大关系。
徐树铮的嚣张跋扈，使府秘书长张国淦愤而辞职。黎元洪为对抗徐树铮，乃聘请一样霸气纵横的丁佛言为府秘书长。丁佛言与黄远生、刘少少并称“报界三杰”，笔锋锐利，又素喜打抱不平，如今乃利用报纸为黎元洪张目。徐树铮则以牙还牙，创办《公言报》与之抗衡。于是府院之争，竟然成为报端的花边新闻，搞得天下皆知。而黎段二人也日渐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来竟至事事必反，为争而争。以对德宣战一事为例，最初是黎元洪主张与德国绝交，段祺瑞则深信德国必胜的；到后来在张国淦的游说下，段祺瑞又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反德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为了与段祺瑞相反，硬生生地转变为亲德派，竭力反对宣战。到了1917年5月，在府院之争的影响下，国会仍然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犹疑不定，段祺瑞乃组织军队和“各界人士”包围国会，并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忍无可忍，乃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5月23日，黎元洪签署了罢免令。段祺瑞下野后避居天津，坚持认为在责任内阁制中，总统的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即便任免总理也是如此，因此并不承认自己已经下野。他在天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徐树铮则为他策划了徐州会议，直接推动了张勋复辟，再由段祺瑞“黄雀在后”。于是，才一个多月功夫，段祺瑞便暗渡陈仓，“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的胜利。
第二次府院之争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之争。张勋复辟中，黎元洪流亡使馆区，冯国璋副总统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与段祺瑞遥相呼应，通电讨逆，保障了共和政体的持续。随后，段祺瑞拒绝迎回黎元洪，乃致电冯国璋北上就任总统。他的电文是简单干脆的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不禁心中一热，即令备车出发。不过，在北上之前，他以总统名义令最亲信的将领李纯接替自己的江苏督军，以坐镇自己的大后方。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之初，和段祺瑞的心思是一样的。他们都出身北洋，在小站时就朝夕相处，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说亲如手足，因此他们相信决不会再有新的府院之争了。为此，冯国璋还曾将段祺瑞、王士珍请到府中大话家常，执手温言：“我们三人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总长，我们是一体的，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谈何容易！军事方面。段祺瑞要以武力统一全国，因此要整合北洋的军事，早在冯国璋北上时，他就准备以亲信入替其江苏督军之职，不料被冯国璋先下手为强。后来段祺瑞在幕后策划的天津会议，则几乎囊括了除冯系“长江三督”之外的所有北洋地方实力派，从而最终倒冯成功。政治方面。段祺瑞将第一次府院之争时的“朋党”继续扩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进而形成安福系，并最终组成了安福国会。所谓“安福”，指的是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内的一个四合院，段系人物常在此聚会，评论时政，商量大事，代表人物如王揖唐、曾毓隽、王印川、梁鸿志、光云锦等，显然的“朋党”无疑！段祺瑞方一复任总理，即宣布解散旧国会，代之以安福系为主的新国会，从此国会成为国务院的御用会议。段祺瑞在新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而第二次府院之争的要害，其实在于施政理念。段祺瑞秉持的是袁世凯的政治立场，以西南为叛逆，要以武力统一全国，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限的；而冯国璋的立场与黎元洪类似，与西南暗通消息，要以和平方式统一南北，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较为坚决的。由于西南方面一直对黎元洪持支持和同情态度，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除约法的行为从失望而至于愤恨，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就贯彻得尤为坚决。而西南方面的实力派如陆荣廷等频频示好于冯国璋，冯国璋因此认为西南可以和平争取，而惟有南北统一，他的总统才更有含金量，而战争则会破坏这一切。至于那些参加天津会议的督军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冯国璋而支持段祺瑞，乃是出于军阀的劣根性。因为惟有借战争的机会，他们才可以扩展财源和扩充地盘，而在和平的环境下，他们将没有用武之地。
湖南立宪派领导人谭延辏�
袁世凯的托孤之臣是徐世昌和段祺瑞，却未及冯国璋，这对段、冯二人日后的政治路线不无影响。段祺瑞感念旧主之托孤，故坚持旧主的政治路线；冯国璋未入托孤之列，难免心生怨怼，故在反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二次府院之争应了张国淦的预言，冯国璋自恃为实力派，对段祺瑞毫不客气。冯、段二人袍泽深厚，本来常在一起棋牌娱乐，但自从冯做了总统，一切就大有不同。试想，以黎元洪之温柔敦厚，都被段的飞扬跋扈惹得火冒三丈，何况冯国璋呢！一些小的事情，因有前车之鉴，还可各退一步，但遇到一些原则性的大事，那便毫无退让的空间了。黎元洪没有一兵一卒，段祺瑞与他只是意气之争，可谓气结胸臆；冯国璋则控制着大半条长江，段祺瑞不能不投鼠忌器，可说是痛在心扉。
冯、段交恶的最关键一事是傅良佐督湘。当时的湖南地处南北交锋的前线，湖南人不胜其烦，湖南省长谭延辏撕耪俜⑵鹆恕跋嫒酥蜗妗钡脑硕Ｍ苁敌凶员！６戊魅鹑匆灰庖淞ν骋唬鲜鞘坠ブ兀虼伺汕簿鲁す偈潜匾摹Ｋ院先俗龀龅奈┮蝗貌绞侨煤先烁盗甲羧魏隙骄赞揶怼跋嫒酥蜗妗薄５率瞪希盗甲粽飧龊先舜有≡诒狈交疃讶薅嗌俸先说暮奂＃先舜蠖嘁膊恢浪呛先耍灰邓募壑等∠蚴峭耆粲诒毖笙档摹Ｒ虼耍盗甲舳较嬉皇录て鹆撕先嗣竦那苛曳纯埂�
对于冯国璋而言，傅良佐督湘一事令他大丢颜面。因为他和广西陆荣廷是结拜兄弟，他曾向陆承诺过，湖南决不另派督军。结果段祺瑞丝毫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义兄的质问下抬不起头来。结果还得陆荣廷自己来解决问题，他暗中鼓动湖南将领林修海、刘建藩分别在衡阳和零陵宣布自立。冯国璋马上策应之，鼓动北洋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通电要求停战撤兵，傅良佐不能控制局面，乃仓惶北逃。此事搞得舆论沸腾，段祺瑞迫于压力宣布下野，冯国璋似乎赢得了府院之争的胜利。
但实际上，段祺瑞是在以退为进。当冯国璋以为府院之争结束，开始为南北和谈做努力时，段祺瑞发动了对和谈不满的督军团在天津开会，喊出“北洋团结”的动人口号，阻挠南北和谈，事实上也进行着驱冯运动。他有通电声称：
……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阱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
电文中不仅充满了狭隘的正统观念，也洋溢着偏狭的南北地域之见。器宇不宽，是段祺瑞最大的问题。他身为中国总理，却口口声声“北方”、“南方”，怎能不令天下人耻笑？
冯、段终由貌合神离而至公然决裂。1918年元月，冯国璋意识到自己在京城的危险处境，乃使出金蝉脱壳之计，突然约见段祺瑞，声称自己也认为南方的态度恶劣，应该以武力讨伐。段祺瑞正愕然时，冯国璋更表示要亲自南巡，以激励北洋士气。然而，冯国璋托名“南征”，登上的却是往南京方向的列车，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忙令倪嗣冲在蚌埠阻截。结果，冯国璋垂头丧气被截回北京，做了段祺瑞的政治俘虏，从此自暴自弃，成了一个比黎元洪更窝囊的“盖印机器”。第二次府院之争，又以段祺瑞的胜利而收场！
1924年身着戎装的段祺瑞
第一次府院之争，段祺瑞胜利，并签署了对德宣战令，由于德国战败，客观上为段祺瑞争得了不少印象分，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第二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喊出的“北洋团结”口号，实际上是一个内战的动员，在这可耻的内战中，北洋各系的山头主义迅速滋长，以曹锟为首的新直系迅速崛起，并轻松击败段祺瑞的皖系，也结束了段祺瑞在中央的优势地位。
五、“军阀祸国”
段祺瑞虽然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天津会议上，督军团口口声声“北洋团结”，实际上却各怀心事。不久，冯国璋的直系遭到严重打击，冯本人被禁止出京，其心腹爱将李纯暴死。但是，段祺瑞的皖系并未因此而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曹锟坐镇保定，在吴佩孚的协助之下异军突起，成为一支足以抗衡皖系的力量，时人称之为“新直系”。在天津会议上，曹锟就已经唱了主角，要知道这种军阀会议，自然是以实力说话的。除曹锟外，关外张作霖的奉系也毛爪渐丰，虎视中原。可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激起了北洋诸将竞逐武力，使北洋进一步分裂，也为他自己种下了祸根。
冯国璋虽然暂时失败，心理上却没有放弃，一度想竞选下一届总统，但段祺瑞已决不容许他死灰复燃。1918年9月4日，在国会的总统选举中，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当选新总统，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冯国璋一票也无。此国会号称“安福国会”，显然冯国璋是被挤下台的。冯当初以副总统接任总统，本来就不够完美，如今偏偏还要举行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交接仪式，实在欲哭无泪。要知之前的三位总统，孙中山是让位，袁世凯是暴死，黎元洪是流亡，都未有过正式的总统交接仪式，偏偏冯国璋赶上了。他本是一个政治俘虏，心有戚戚焉，如今当众献丑，体味着世态炎凉，确是戚戚惨惨，因此他发表的退位文告中有“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之语。段祺瑞为持公平，也为了宽慰这位老朋友，乃同时宣布下野。按国际成例，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一般来说，总统换了，总理也应随之换届的。因此，第二次府院之争对段祺瑞而言还有一大负面影响，即失去国务总理这一要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有利位置。
徐世昌为宽慰段祺瑞，特任命他为参战督办，次年改称边防督办，负责组织编练西北边防军。他遂以“参战”和“边防”的名义，向日本大举外债，购买军械，加紧操练兵马，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