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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认为他是军阀，他却认为军阀是别人。他在天津礼佛，常与人喋喋不休：“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转世，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的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其实他不认为自己是军阀也有些道理，“军阀”一般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之武人，而他却始终雄踞中央，地方军阀正是他的一大攻坚目标。如今被“军阀”打败，忿忿不平，故有此言，也就不足为怪。
六、徐树铮之死
徐树铮对府院之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徐决不止是一个阴恻恻的小人。在民国初年，府院之争本有其必然性，徐树铮与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只是不能突破这时代局限性而已。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少时应科举失败，赴山东投奔袁世凯，未遇。但不经意间结识段祺瑞，却受到段的赏识，被留在段的身边做书记官，1905年被段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回国后，正式进入段的幕府，赞襄帷幄，这一年他才27岁。民国肇立，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以军学处处长的微职调理部务，将次长国民党人蒋作宾架空。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后，徐树铮更升任次长。袁世凯称帝时，他极力劝说段祺瑞反对帝制，被袁世凯免职。“二造共和”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以他为院秘书长。他处处维护段祺瑞的利益，为此与总统府的张国淦、丁佛言以及内务总长孙洪伊大打出手，甚至不惜与黎元洪针锋相对，成为府院之争的症结之一，为各派人士所忌，于是有“小扇子军师”的诨号。究徐树铮其人其事，可归纳为四大特征：
徐树铮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惨死对民国是一大损失
一是忠心耿耿。特指他对段祺瑞的忠诚。他是段祺瑞的第一亲信，他们的君臣之谊，较冯国璋和李纯更为亲密，与曹锟和吴佩孚差相仿佛。因为，李纯是冯国璋的忠臣，绝少有自作主张的时候；而徐树铮不仅是段祺瑞的忠臣，且能越俎代庖地为段祺瑞策划大事，段祺瑞对他则绝对信任。这一点，吴佩孚之于曹锟也是类似的。在陆军部时，段祺瑞并不常常到部视事，大小事务多委之于徐树铮。徐树铮说一不二，不徇私情，有时是连段祺瑞的面子也不给的。这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与小站练兵时的段祺瑞相似，真可谓人以类聚。
二是才华超群。他是北洋系中一等一的人物，有纵横捭阖之能。他记性过人，思维敏捷，口才绝佳，可以一边会客，一边办公，一边还拿电话与人说话，真可谓五官并用。他又是林琴南的门生，文字功夫过硬，写一手好诗词，是徐世昌“晚晴簃诗社”的诗友。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国家大势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并能组织策划重大的政治行动，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有儒将之风。如徐州会议和天津会议这两次北洋系重大的洗牌行动，其幕后总策划人都是他。徐州会议引发了张勋复辟，驱逐了黎元洪，玉成了段祺瑞的“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呼吁“北洋团结”，孤立了冯国璋，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因此，徐树铮在两次府院之争中的重要性，并不逊色于黎元洪、冯国璋和段祺瑞。天津会议后，他又出关连横张作霖，以对抗直系，自己则出任奉军副总司令。此外，臭名昭著的安福系，也是他组织起来的。
三是面冷心狠。徐树铮在国务院期间，素以不徇私情而闻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便是对段祺瑞本人，也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每次他到段祺瑞处报告公事，都是干净利索地交代完就走，向来不耽搁时间，也很少参加段公馆的宴会，更极少陪段祺瑞打牌。对段祺瑞如此，对别人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时也有失公允，比如对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处处刁难，气得蒋百里在学员大会上拔枪自杀。他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大多投身南方的革命事业，在北洋系中多遭排挤，惟徐树铮是个例外。他面冷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心狠！1918年，第二次府院之争渐趋白热化，冯国璋援引北洋元老陆建章为高等顾问。陆建章先是策动甥婿冯玉祥反对对南方用兵，又策动吉林督军孟恩远反对张作霖，以对抗皖奉二系，为冯国璋清除路障。当时徐树铮正在为段祺瑞争取张作霖，对陆建章的拆台自然十分不满。在一般人看来，陆建章是北洋元老，无论有多讨厌，也决不至于该死。但徐树铮不同于常人，他竟然请陆建章赴鸿门宴，从身后开枪将其击毙，手段之毒辣令人侧目。然而一报还一报，7年后，他终于还是血债血偿。
曹锟、张作霖、李纯、王占元、赵倜、陈光远、马福祥、蔡成勋、王廷桢等人讨伐皖系及徐树铮的通电
四是好大喜功。徐树铮自视甚高，精力过人，亦好大喜功，其在陆军部和国务院的独揽大权，可谓路人皆知。然而其好大喜功，客观上却为国家立了一件大功劳。徐世昌任总统后，为将徐树铮调离段祺瑞身边，特任其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并兼外蒙善后督办，负责收回国家在外蒙的利权。民国初年，外蒙在沙俄的怂恿下宣布独立，虽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仅冠以“自治”之名，但实质上中国在该地区的利权已丧失殆尽。但是十月革命使俄国暂时无暇东顾，也使部分外蒙王公对赤色的俄国心生排斥，决定回归中国，但被外蒙“议会”否决。对徐树铮的任命正当此时，他知道自古以来军人最大的光荣便是开疆拓土，于是慨然赴任。1919年10月，他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挺进库伦，软禁了外蒙伪政权的一干人等。11月17日，外蒙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完全回归中国怀抱！徐树铮更驻军于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发动人民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从各个层面上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其中的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7年之久，这次也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此番功业，可与清朝左宗棠收复新疆相俦，只是民国政局太乱，终于不能保持他的胜利果实而已。
综上可见，徐树铮是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他既纵横捭阖，播权弄非，又辟疆开土，功在国家，对他决不可片面论定，而应全面了解。然其最终惨遭横死，撇开江湖恩怨不论，实在是民国的一大损失。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息影津门达4年之久。这4年内，他与军政人物依然往来密切，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与此同时，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锟居然贿选总统，遂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挥霍殆尽。而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两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军战败，被迫退出关外；第二次因冯玉祥倒戈，直系惨败，奉系进入北京。然无论冯玉祥还是奉系的张作霖，论资望都不足以做国家元首，他们商量的人选一是段祺瑞，一是孙中山。但当孙中山欣然北上后，他们却权衡利弊，出于北洋的门户之见，还是决定拥戴段祺瑞。
当时段祺瑞在天津的公馆门庭若市，奉、苏、鄂、浙、皖、闽、赣、豫八省联电拥他出山，他本人亦登高训话，大有舍我其谁之意。1924年11月24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所谓“执政”，是合总统与总理为一，以避免府院之争，但翌年12月始又重设了国务总理。执政名义上是大权独揽，但由于段祺瑞今非昔比，除浙江卢永祥外已无兵可用，因此他这个执政处处受制于张作霖和冯玉祥，比之当年黎、冯、徐等几位总统受制于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此十分愤懑，经常不到府视事，在家中下棋打牌消遣。
但他争强好胜的秉性竟全无改变。孙中山应邀北上时，沿途演讲其“国民会议”的施政思想，并声明要废止不平等条约。段祺瑞视孙中山为政敌和“外人”，故反其道而行之。他针锋相对地抛出“外崇国信”之论，声称中外诸条约均应继续履行。针对“国民会议”，他亦提出召集“善后会议”并付诸实践，在此“善后会议”上，他由“临时执政”变为正式“执政”。孙中山乘兴而来，却遭此反戈一击，身心俱废，不久病死。段祺瑞以脚疾发作为借口，竟未参加孙的致祭。其心胸之窄，竟至如是！
拥段祺瑞组织临时执政府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而已。
段祺瑞的处境如此糟糕，徐树铮为此忧心忡忡。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时，委徐树铮以特使名义出洋考察，访问英、德、法、意、美、俄等国。徐树铮在外国常登台演讲，由于他风度翩翩且博学多才，于文学艺术亦有颇高造诣，洋人对其印象极佳。这正是段祺瑞的本意，他除让徐树铮远离是非外，还要培养徐树铮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徐树铮心知肚明，故在各国均着力表现，处处显示政治家的风范。
徐树铮与冯玉祥是一对冤家死对头。当初，被徐树铮杀害的北洋元老陆建章，便是冯玉祥的娘家舅舅。陆建章被刺时，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段祺瑞为安其心，特升他为常德镇守使，授勋四位。冯玉祥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不仅绝口不提此事，反而自告奋勇调往福建前线与军政府作战。实际上，冯玉祥的城府极深，他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1924年，他阵前倒戈，害苦了吴佩孚，取了北京，软禁了曹锟。段祺瑞任执政后，冯玉祥的军队负责京畿的防务和治安，直接监控段祺瑞的动向。段祺瑞为人倔强，素来重英雄而轻小人，比如吴佩孚败走天津，段祺瑞就曾主动为他指点迷津，而吴佩孚也将自己的军械辎重留给段祺瑞。而段祺瑞对冯玉祥绝无好感，因此在冯、奉出现矛盾时，他总是偏向奉系。久之，冯玉祥对段渐生厌憎，乃利用京城的治安大权，对段祺瑞多加监守，使段祺瑞如坐针毡。徐树铮在国外闻讯，十分焦急，他觉得段祺瑞孤掌难鸣，自己必须回国襄助之。他自知身无一兵一卒，乃拟秘密联络张作霖和孙传芳，以共同倒冯。1925年夏，他从美国返回上海，即拜访张謇、孙传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计，并致电段祺瑞，拟晋京拜见。段祺瑞深知局势险恶，极力反对他来北京，但徐树铮胆气豪壮，竟置之不理，终于北上不归之路。
徐树铮和冯玉祥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冯玉祥深藏不露，貌似粗豪忠厚，实则心细如发；徐树铮意气风发，看似白脸奸竖，实则磊落使才，胸无机心。因此，徐树铮与冯玉祥结怨，是他最大的不幸。
他到北京见了段祺瑞，即口称老师，行跪拜大礼，段祺瑞连忙回拜，二人相拥而泣。随后他告诉段祺瑞，关于制裁冯玉祥的办法，他已经和张作霖、孙传芳议妥。段祺瑞自然心中暗喜，但是嘱咐徐要小心从事，不料徐极端托大，竟然在办公室里跟梁鸿志大声说道：“你可即草拟讨伐令，我们要对付冯玉祥了。”这些话被冯玉祥的探报听到，冯玉祥闻讯便开始策划暗杀计划。更要命的是：徐树铮离京返沪之日，有人在段祺瑞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写：“又铮万不可去，去必死。”段祺瑞急令将纸条送徐树铮，当时徐树铮已登车待发，竟将纸条一笑置之。左右或劝他改乘汽车往天津走海路，徐树铮自重其政府官员的身份，务求堂堂正正，竟仍乘火车启程。故徐树铮难逃一死，也可说是咎由自取。
徐树铮并非毫无警觉，而是过于自信胆大。他去北京觐见段祺瑞，便刻意渲染自己“考察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待他离开北京，又自恃国家大员，认为冯玉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料，冯玉祥祭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更为合情入理的法宝，即由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参与刺杀，还天下以“替父报仇”的解释。当时，英日两国都不喜冯玉祥，冯玉祥为应对两国驻屯军的干涉，不惜动员其京畿驻军，并延请资深外交人士入幕。实际上，为了杀掉徐树铮，他已不遗余力。
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的专车抵达廊坊。负责刺杀的张之江乃紧急布置，先使列车停在廊坊车站，又郑重邀徐树铮下车面谈。徐树铮当即拒绝道：“要公羁身，不便下车。若张师长有事相商，可上车面谈。”据说，当时陆承武就出现在车前，一边散发“报仇雪恨”的传单，一边高喊“杀人犯，杀人犯！警察快来！”张之江早已化装为二等兵模样，混在普通士兵中，挥手示意将徐树铮强行拉下车来，推到车站以东100多米处，也即票房北角的台阶上，预伏在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