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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准备与南方开战。张作霖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做炮灰，便将三个奉军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从前线调回，并要求撤回被推上前线的奉军。张作霖之别有用心，已是昭然若揭，徐树铮对此十分不满，却无可奈何，于是段、张之间矛盾形成。
张作霖查出徐树铮把从中央代领之奉军军费500多万元的大部分，用于编练皖系的参战军和组织安福国会的选举，发到奉军手上的只剩180万元。他盛怒之下，遂免去了徐树铮的奉军副总司令职务，且要求段祺瑞发还欠款。段祺瑞虽认为张作霖劫扣军火无礼在先，却不敢激怒他，只好答应清欠。然中央财政状况不佳，无钱可付，只好从徐树铮新编练成的5个混成旅中，拨出3个移交给张作霖。徐树铮是军事人才，于训练军队颇有成效，故张作霖的军力则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不过，徐树铮对此耿耿于怀，对张作霖暗起杀机。
张作霖的第一次挥师入关虽然短暂，但新的机会转瞬即至。段祺瑞不断的对日举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外交，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浪潮，就连北洋系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北洋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在湖南前线连续发出通电，谴责段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亡国政策。吴佩孚虽只是个师长，却是北洋军在前线的中流砥柱，也是曹锟新直系的中坚人物，段祺瑞对他不敢稍假辞色，只能在暗地里布置兵力，以防其倒戈。而曹锟早已联络了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河南赵倜，以及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等七督，召开联盟会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指桑骂槐，虚指徐树铮，实为段祺瑞。吴佩孚则不待中央命令，擅自从湖南前线撤防北上，在保定与曹锟会师。此时，张作霖也挥师入关，声称拱卫京师，与直系一起，对皖系形成夹击之势。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驻节库伦，闻讯赶回北京，积极准备应战。
大总统徐世昌希望能和平解决，遂希望张作霖从中调停。徐世昌对张作霖有雨润之恩，当年委任张为巡防营统领，让张从绿林人物成为朝廷的高级将领，不久前又任命张为东三省巡阅使，因此，张作霖愿作鲁仲连，很大程度是承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在北京和保定、段祺瑞和曹锟之间数次游走，好话说尽，终使徐世昌得以顺利发布撤免徐树铮西北巡边使的命令。当时的军事形势对皖系不利，若皖系能接受这个调停结果，虽暂时损失徐树铮之西北，却保住了段祺瑞的总理位置，并不是不能接受。不料段祺瑞尚未置可否，徐树铮已将张作霖骗至团河赴鸿门宴，准备于席间杀之。然张作霖甚是机敏，他看出对方表情有异，借口出恭而逃走。徐树铮忙令廊坊驻军截车搜捕之，但张作霖已连夜乘货车赴津，遂免此难。徐树铮闻讯，顿足长叹道：“大势去矣。”徐树铮拟于席间杀张时，才把这个计划报告给段祺瑞，段祺瑞为之犹豫万分，张作霖因此看出端倪，才逃出生天的。回头再看，若徐树铮果能杀死张作霖，奉军多半大乱，而直奉夹击之势也将瓦解，故此招虽险，却是上策。如今，张作霖既然得免此难，便决意与段祺瑞决裂，决心助直讨皖了。
段祺瑞的军事才能远不如徐树铮，徐树铮已高呼“大势去矣”，段却对两面作战极具自信。他干脆逼迫徐世昌下令严惩曹锟和吴佩孚，积极调兵遣将，自任总司令。这些举措实际上便是向直系宣战了，而当时的内战，先发动者必不得人心，因此此战未开，段祺瑞已棋输一招了。
反观直系方面，吴佩孚本已严装待发，却还要慢条斯理地发表几篇冠冕堂皇的奇文，将段政府批得体无完肤，得到全国上下的鼓掌称妙。张作霖学习能力极强，也如法炮制了几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接着便令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入关，大军7万余集结于军粮城附近，令皖军未战而股栗。
1920年7月10日，段祺瑞下达总进攻令，直皖战争开始。最初，皖军尚打了几个小胜仗，不料这是直军的疑兵之计。16日夜的大雨之中，吴佩孚出奇兵，直扑松林店的皖系前敌总司令部，诱擒其总司令曲同丰。翌日，曲同丰被押送保定，在光园向曹锟献刀投降，并通电奉劝策反皖军，皖军的军心遂为瓦解。而与奉军正面交三、逐鹿中原
张作霖有枭雄之谓，自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偏安一隅的东北王。他通过参加督军团，击败了第一号竞争对手冯德麟，得以独霸东北，且依附于段祺瑞，结螭于众督军，借中央以震慑地方，借地方以抗衡中央。东三省地处东部，迫近京师，毗邻海洋，其地缘优势非西南、西北等边陲地区所可比拟；又山高皇帝远，进可攻，退可守，有似于东周时的秦、楚二国，腾挪空间远较中原诸夏要广阔得多。这也是他逐鹿中原的最大本钱。
他依附段祺瑞，段褀瑞则自命清高，始终视他为绿林草寇，只是顾忌他军力强盛，不敢小觑于他而已。1918年，冯玉祥在湖北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段祺瑞对此束手无策，只好遣徐树铮赴奉天请张作霖出兵。张作霖对逐鹿中原早已跃跃欲试，如今自是满口应承。但他首先派杨宇霆在秦皇岛港口劫走段祺瑞新购的27000支步枪，然后向中央抱怨道没有军火无以南征，故先斩后奏云云。段祺瑞只好由得他去。
当初张勋复辟时，除张勋的“辫子军”外，冯德麟的“胡子军”也给北京人留下了较差的印象。因此，此次张作霖的军队刚进北京，市民即极为恐慌。张作霖连忙发表通电，说此胡子非彼胡子，保证不会扰民云云，京师人心始定。张作霖遂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宣布组成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总司令且代行总司令职权，这标志着他正式与段祺瑞结盟。
沈阳张氏帅府
但张作霖是个桀骜不驯之人，他驻扎京师，仍不辞反客为主地继续劫掠段祺瑞的军火。段祺瑞的财政本来就紧张，为此只好向日本举债，军火也多购自日本，以膺南征之用，如今张作霖兵未渡河，军火却一劫再劫，实在太过跋扈。徐树铮遂在汉口成立奉军前敌指挥部，将入关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准备与南方开战。张作霖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做炮灰，便将三个奉军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从前线调回，并要求撤回被推上前线的奉军。张作霖之别有用心，已是昭然若揭，徐树铮对此十分不满，却无可奈何，于是段、张之间矛盾形成。
张作霖查出徐树铮把从中央代领之奉军军费500多万元的大部分，用于编练皖系的参战军和组织安福国会的选举，发到奉军手上的只剩180万元。他盛怒之下，遂免去了徐树铮的奉军副总司令职务，且要求段祺瑞发还欠款。段祺瑞虽认为张作霖劫扣军火无礼在先，却不敢激怒他，只好答应清欠。然中央财政状况不佳，无钱可付，只好从徐树铮新编练成的5个混成旅中，拨出3个移交给张作霖。徐树铮是军事人才，于训练军队颇有成效，故张作霖的军力则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不过，徐树铮对此耿耿于怀，对张作霖暗起杀机。
张作霖的第一次挥师入关虽然短暂，但新的机会转瞬即至。段祺瑞不断的对日举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外交，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浪潮，就连北洋系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北洋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在湖南前线连续发出通电，谴责段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亡国政策。吴佩孚虽只是个师长，却是北洋军在前线的中流砥柱，也是曹锟新直系的中坚人物，段祺瑞对他不敢稍假辞色，只能在暗地里布置兵力，以防其倒戈。而曹锟早已联络了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河南赵倜，以及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等七督，召开联盟会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指桑骂槐，虚指徐树铮，实为段祺瑞。吴佩孚则不待中央命令，擅自从湖南前线撤防北上，在保定与曹锟会师。此时，张作霖也挥师入关，声称拱卫京师，与直系一起，对皖系形成夹击之势。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驻节库伦，闻讯赶回北京，积极准备应战。
大总统徐世昌希望能和平解决，遂希望张作霖从中调停。徐世昌对张作霖有雨润之恩，当年委任张为巡防营统领，让张从绿林人物成为朝廷的高级将领，不久前又任命张为东三省巡阅使，因此，张作霖愿作鲁仲连，很大程度是承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在北京和保定、段祺瑞和曹锟之间数次游走，好话说尽，终使徐世昌得以顺利发布撤免徐树铮西北巡边使的命令。当时的军事形势对皖系不利，若皖系能接受这个调停结果，虽暂时损失徐树铮之西北，却保住了段祺瑞的总理位置，并不是不能接受。不料段祺瑞尚未置可否，徐树铮已将张作霖骗至团河赴鸿门宴，准备于席间杀之。然张作霖甚是机敏，他看出对方表情有异，借口出恭而逃走。徐树铮忙令廊坊驻军截车搜捕之，但张作霖已连夜乘货车赴津，遂免此难。徐树铮闻讯，顿足长叹道：“大势去矣。”徐树铮拟于席间杀张时，才把这个计划报告给段祺瑞，段祺瑞为之犹豫万分，张作霖因此看出端倪，才逃出生天的。回头再看，若徐树铮果能杀死张作霖，奉军多半大乱，而直奉夹击之势也将瓦解，故此招虽险，却是上策。如今，张作霖既然得免此难，便决意与段祺瑞决裂，决心助直讨皖了。
段祺瑞的军事才能远不如徐树铮，徐树铮已高呼“大势去矣”，段却对两面作战极具自信。他干脆逼迫徐世昌下令严惩曹锟和吴佩孚，积极调兵遣将，自任总司令。这些举措实际上便是向直系宣战了，而当时的内战，先发动者必不得人心，因此此战未开，段祺瑞已棋输一招了。
反观直系方面，吴佩孚本已严装待发，却还要慢条斯理地发表几篇冠冕堂皇的奇文，将段政府批得体无完肤，得到全国上下的鼓掌称妙。张作霖学习能力极强，也如法炮制了几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接着便令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入关，大军7万余集结于军粮城附近，令皖军未战而股栗。
1920年7月10日，段祺瑞下达总进攻令，直皖战争开始。最初，皖军尚打了几个小胜仗，不料这是直军的疑兵之计。16日夜的大雨之中，吴佩孚出奇兵，直扑松林店的皖系前敌总司令部，诱擒其总司令曲同丰。翌日，曲同丰被押送保定，在光园向曹锟献刀投降，并通电奉劝策反皖军，皖军的军心遂为瓦解。而与奉军正面交锋的是徐树铮的东路军，徐树铮自知不敌，弃军而逃，皖军遂致完败。
直皖战争的结果是，段祺瑞下野，皖系瓦解，直、奉共同进入北京。然直系鄙夷奉系渔人得利，且不忿奉军四处抢夺军械，双方矛盾顿生。不久，双方又在安徽、江苏等省的督军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矛盾日益加剧。为解决矛盾，徐世昌命总理靳云鹏召集曹锟、张作霖以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天津召开了一个高峰会议，时称“四巨头会”。但会上唇枪舌剑，摔杯打盏，终未达成实质性的成果。由于在利益的争夺中，直系总是占据上风，令奉系十分不满，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任命张作霖为蒙藏经略使，以勘平蒙古之乱，并对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亦有全权。张作霖满载而去，然他对外蒙不如徐树铮那样热心，惟对热、绥、察三区极为热衷，他的势力范围于是进一步扩大。
但张作霖野心极大，欲壑难填，他与直系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稍为缓解，双方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国务总理的人选问题上。靳云鹏总理是张作霖的亲家，但他为了表示公平，反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偏向直系，久而久之，各派对靳云鹏都失去了信任，他只好辞职。张作霖遂推荐梁士诒组阁，吴佩孚虽不满意，但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梁士诒则素有“财神”之称，又许诺上台后会优先解决直系的欠饷问题，吴佩孚也就默许了。不料梁士诒上台后，对财政问题一筹莫展，许诺给直系的300万元欠饷也毫无着落，曹、吴对此十分不满，加之梁士诒是张作霖举荐的，又有亲日的嫌疑，曹、吴便决心要倒梁了。吴佩孚仍然发挥他善于文战的本色，通电痛斥梁士诒亲日卖国，事实上梁士诒与日本的接洽尚无实际进展，但国人宁信其有，形成了举国讨梁的声浪，上海还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吴佩孚且在骂电中含沙射影，指向幕后的张作霖，气得张作霖拍案而起，反唇相讥，二人一个骂梁，一个护梁，针锋相对，文采斐然，令时人叹为观止。不过吴佩孚文章自拟，而张作霖都须文案捉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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