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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最终挂冠而去，令张作霖十分愤怒，但他自知非直系对手，尚须韬光养晦，以待时日，故令张景惠撤回驻关内的奉军，双方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不久后，他和段祺瑞、孙中山达成同盟，胆气为之一壮，遂又大量调动奉军入关。这一去一来，引得吴佩孚十分恼怒，遂决定对奉一战。曹锟当时已与张作霖结为亲家，本不愿妄动干戈，但他对吴佩孚言听计从，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不料曹锟的兄弟曹锐等人出于对吴佩孚的不满，对奉军的步步进逼竟步步退让，直至让出天津。
战争于1922年4月28日打响，史称“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在战争的人事部署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派邹芬的第16师驰援梁朝栋旅，但该师原是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如今两兵相接，倒戈者比比皆是，加之直军破天荒地出动了飞机，将奉系炸得人仰马翻，西线奉军遂败。牵一发而动全身，西线奉军败绩后，东线也渐不能支。5月4日，张作霖下达了总退却令，自己逃往滦州，不久又下令全部退出山海关。吴佩孚虽想收并东北，但自忖无此实力，加之孙中山已开始北伐，只好作罢。但是此役与直皖战争，都足以证明吴佩孚的军事天才，他了解战争的全局性，因此其准备期可长达一年，热战却不过几天，此即闪电战之精髓。而这一点，是张作霖所不及的。
但张作霖有自己的长处。这次战败后，徐世昌即在直系的胁迫下，下令免去他的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等职，且改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以离间奉系内部。但奉系是张作霖的奉系，冯德麟已退出江湖，吴俊升等人则完全以张作霖马首是瞻。直系此举，反倒激怒了张作霖，不久他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在关外励精图治。
吴佩孚为防张作霖坐大，联络了东北的失意军人高士傧、卢永贵等，准备从内部策反奉系。高、卢的军队组织纪律性有限，结果被张作霖派张宗昌轻易地击败，高、卢还赔上了项上人头。张宗昌因懂俄语，还顺便收编了一支白俄武装。这些白俄军人都是十月革命后逃入中国的，装备精良，且具有军工知识，在他们的帮助下，奉系拥有了中国最早的铁甲车炮兵，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
高、卢死后，吴佩孚策反奉系的计策作古，张作霖在站稳脚跟后，却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他对奉军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他做如此调整，是基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新旧派将领的表现大相径庭，例如，若非杨宇霆富有应变能力，抓紧时间在滦河架起浮桥，则奉军就有可能被歼灭在滦河边上。旧派将领如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都是他在绿林中的兄弟，可以生死与共，却未必是打天下的材料，这好比周勃、樊哙，不能与韩信相提并论一样。在与直系的战争中，旧派诸将的军队溃不成军，且军纪很差，这些都对张作霖的触动很大。因此，他不仅要重用新派，且要申明军纪，此外，还广揽军事人才，明确提拔制度，创办军事学校，建设兵工厂，引入新式武器，建设海军，甚至组建空军，誓要把奉军建设为一支国内无敌的武装。他请书法名家在心爱的折扇上写了“勿忘吴耻”四字，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报仇雪耻。“吴耻”二字一语双关，既是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又明指被吴佩孚击败的耻辱。
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吴佩孚
奉系空、海两军的建设有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即便是1926年“吴耻”已雪后，其步伐也并未停下。在其全盛时期，海军的舰只吨位占全国的四分之三，空军则拥有飞机近300架，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为奉系的历次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除军事外，他在财政、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改革。财政方面，他重用王永江，撤换贪官污吏，整顿税收，收回利权，协调官民经营，如此不出数年，奉系即还清外债，且有相当节余。教育方面，他派王永江、张学良等人多方筹措，创办了东北大学，著名学者如梁漱溟、罗文干、黄侃、章士钊、梁思成、林徽因、曹靖华、刘仙洲等都曾任教于此。
王永江可说是张作霖麾下的第一能吏，他主持奉天行政的几年内，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财政盈余充沛，商民两利。王永江希望用财政盈余广兴百业，保境安民，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张作霖不听，他要用这充沛的财政支持杀出关去，一雪前耻。
他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对手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3年，曹锟不顾吴佩孚的反对，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并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贿选完全蔑视民意，将刚刚部分恢复的国会摧残至万劫不复，使直系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张作霖与孙中山、段祺瑞的三角同盟更加巩固，一为声讨直系，二为对抗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然而，张作霖在关外，孙中山在广州，段祺瑞的势力仅余东南一带，对独霸中原的直系还不足以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仅有这个三角同盟还不够。此时，直系内部已分化为津、洛两派，津为曹锐等亲贵，洛为吴佩孚，他们之间争斗不休，而除了这两派外，负责京师卫戍的冯玉祥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冯玉祥本来被吴佩孚保举为河南督军，然因专横妄杀被吴佩孚所痛恨，在曹锟的庇佑下始免一死，因而与吴佩孚矛盾很深。张作霖便专力在冯玉祥身上下功夫，两人一拍即合。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本次战争比第一次直奉战争波及范围更大，浙江卢永祥与江苏齐燮元之间之江浙战争也应是此战的一个部分。卢永祥本属皖系，在直皖战争后日益倒向奉系，成为奉系安排在南方的一支奇兵。卢永祥对上海的控制，以及他持续的招兵买马，引起了江苏等省的妒忌和猜疑，遂致爆发江浙战争。此役9月3日开始，13日结束，卢永祥敌不住苏、皖、赣、闽四省的围攻，兵败后逃亡日本，不久又辗转到了奉天。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即下达动员令，组建了镇威军，决定讨伐曹、吴。15日，奉军开始向山海关移动。此时的奉军虽说兵强马壮，然较直军少数万人，且吴佩孚一直在洛阳练兵，也未曾懈怠，因此论实力双方旗鼓相当。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其军事部署并无大错，只是后来两件意想不到之事，将作战计划完全破坏而已。一是他本来安排海军，拟偷袭辽东半岛，以包抄奉军后路，不料战争中海军司令温树德按兵不动；二是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曹锟。这两件事使直军迅速瓦解，吴佩孚仓惶浮槎南逃。事实上，当冯玉祥倒戈之际，直军在吴佩孚亲临前线的感召下，已经声势大振，战局即将逆转。因此，张作霖此役之胜，计首功的是冯玉祥。
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奉系进入北京，与冯玉祥共掌中央，重演一出一山二虎的好戏。
四、四民主义
张作霖一向敌视革命党人，甚至因此仇视南方人，但他却称孙中山为“我的老友”，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孙中山是民国的开国总统，是名震中外的革命家，又甘于让贤给袁世凯，口口声声“天下为公”，论其品德之馨，声望之高，举国无人可匹，自然不是张榕、蓝天蔚之流所可比拟。张作霖是个绿林豪杰，受戏曲评书中忠奸之辨的影响很深，在他心目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是奸臣，那么，揖让天下的孙中山就是一个“宁教天下人负我，不教我负天下人”的刘备！
其次，张、孙建立关系，孙居主动。孙中山的革命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袁世凯窃国后，他先是组织了党魁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到了护国运动时期，又与南方军阀互相援引。但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仍然悬殊，他很自然地认识到，对北方军阀有分化的必要，因此，他对作为北洋旁支的张作霖情有独钟。早在1919年，他就已经定下了联络张作霖的计划，次年即派奉天人宁武前往游说，结果张作霖也有意向，乃派张亚东回拜孙中山。
张作霖见宁武的第一句话是：“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可见他对孙中山是充满崇敬之情的。他总爱向人标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这种感觉，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那里是找不到的。
但惟一令张作霖感到不满的是，孙中山也有和段祺瑞建立同盟的意向。张作霖很厌恶段祺瑞，因此他跟宁武说：“我是带兵的，粗人一个，不懂政治。但是我很不明白，中山先生是革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段祺瑞这路人合作？”说是这样说，但一者由于孙中山的感召，二者由于直系的威胁，孙、段、张三角同盟终告成立。
直皖战后，这个三角同盟是十分活跃的，而孙中山也并非只借助段、张的力量，而是有相当的主动表现，如他曾对张作霖说：“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次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军只须扰乱其后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能把雨公的一生事业给毁了。”使张作霖心头为之一热，乃慷慨答道：“要干一起干，我也派兵出关。”然而，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流亡上海，这一计划遂告流产。奉军孤军深入，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奉军遂败。但他并未迁怒孙中山，他说：“此事是被陈炯明和张景惠两人耽误的，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虑。”他且令人给孙中山送去10万元生活费。从此，双方信使往来更加频繁，如汪精卫、程潜、孙科等著名革命党人都常在奉天出现，而孙中山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常有书信往来，张学良的居室且挂有孙中山亲书的“天下为公”横幅。
至于段祺瑞方面，也并未被冷落在外。张作霖虽不喜段祺瑞，但直皖战后，直系如日中天，奉系不得不连横皖系，因此信使同样不绝于途。而对皖系最后的实力派人物卢永祥，张作霖也不吝资助。1924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曾碰头开会，时称“三公子会议”。而这些后辈们对彼此的长辈，如孙科对张作霖、张学良对孙中山，都是十分钦佩的。
郭松龄旧照。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密约，达成联合倒奉协议
三角同盟中，论交际能力，以孙中山为第一。除段、张外，他还将直系的冯玉祥感化到自己的国民军阵营中来。冯玉祥之倒直，虽符合其一贯作风，却也与张作霖和孙中山的游说有关。尤其因为冯玉祥早在辛亥滦州起义时，就曾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此时，孙中山又命李大钊等人前往游说，冯玉祥不动心也难。何况，此时冯玉祥已得到了苏联的军事资助，自然就要靠近“联俄”的南方国民政府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共掌北京，很快应了那句“一山不容二虎”的老话，双方都曾策划暗杀行动。为平衡矛盾，他们只得推出一个国家元首，人选有二，一是段祺瑞，二是孙中山。此时，军阀的劣根性起了作用，他们认为惟有请段祺瑞上台，才能不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段祺瑞已无兵无地，注定只是个傀儡而已；至于孙中山，此公号称“孙大炮”，做事一往无前，主义至上，精神象征意义巨大，届时若要消藩裁军，势必很难应付。此外，国内大多数利益集团也希望段祺瑞重新出山。
但孙、段、张三角同盟犹在，因此虽然段祺瑞上台已基本确定，碍于面子，段、张、冯等人仍热烈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此时，孙中山认为自己跟段、张的主张已大致相同，且认为此时乃13年来最难得的一个谋取和平的机会，故很快发表《北上宣言》，整装北上。中山北上，未必没有入主中央之意，但不久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便发出拥段的通电。段祺瑞即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将国家元首抢在手中，并组织“善后会议”，以对抗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的“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矛盾焦点在于：“国民会议”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善后会议”则声称要外崇国信。段祺瑞等人的态度转变太快，对孙中山的打击不小，孙中山不久即病死与此必有关系。
至于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关系，也在击败直系后出现了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