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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打击不小，孙中山不久即病死与此必有关系。
至于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关系，也在击败直系后出现了潜移默化。首先，孙中山对军阀本来就有利用之意，因此他在广州接见苏联代表达林时就说道：“等我击败吴佩孚，下一个就轮到张作霖了。”而张作霖对孙中山，则本是“雾里看花”，为之神驰意往；如今没有了距离感，也就没有这种“美”感了，因此他说“孙先生当做一个远交的朋友而已”。孙中山到天津后，特地去拜访张作霖，张竟然没有亲自出迎，且让孙在客厅坐了许久，才慢条斯理地踱出来，而且自己傲然地落在上座。宾主之间，一时竟无话可说。后来还是孙中山先说道：“这次赖贵军的力量，击败曹、吴，真是可喜可贺。”张作霖竟然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李烈钧听后霍然起身道：“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孙中山即徐徐说道：“确实如此，民国以来，能得到我当面祝贺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宾主气氛才融洽起来。
其次，张作霖突然对孙中山持冷漠态度，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坚决反对苏联的。他曾当面向孙中山说：“我是捧人的，今天可以捧姓段的，明天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亦不辞。”张作霖、段祺瑞都有日本背景，而日本视苏联为其在华利益的竞争对手，他们权衡利弊，对亲苏的孙中山采取排斥态度是很自然的。
奉军此次入关后，并未裹足不前，他们继续南下，一度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由奉将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分别入督。在奉系的步步进逼下，直系各部暗中联合，尤其是浙江督办孙传芳异军突起。孙传芳对战争有天然的嗜好，他曾说：“秋高马肥，正好消遣作战。”在他的冲击下，杨宇霆、姜登选迅速失败，奉系遂失去苏、皖二省。
此时，奉系内部又爆发了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本被张作霖当作皖督的人选，但因杨宇霆请命督苏，张作霖遂将原拟督苏的姜登选顺递为皖督，郭松龄因此忿忿不平，致有反叛之举。
既然反叛，必然会找出冠冕堂皇的借口，郭松龄的口号就有很多，如“罢兵”、“建设东三省”、“清君侧”、“老帅下台，拥护少帅”等。奉系始于绿林，却得陇望蜀，逐鹿中原，本来就令天下人侧目。在入关争霸的问题上，郭松龄的看法与王永江相似，即认为奉系的实力还不足以征服中国，因此应当养精蓄锐，以待时日。但他的意见不仅受到张作霖的漠视，且受到杨宇霆等人的嘲笑。杨宇霆是奉军的总参议兼总参谋长，在众将中声势最为显赫，而郭松龄受张作霖的委托辅翼张学良，也掌握相当实权，加之杨宇霆是士官生，重用留日学生如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戢翼翘、熙洽、何柱国等，而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重用陆大生如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动等，故二人在奉系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最要紧的一点是，郭松龄早不反晚不反，非要在皖督得而复失的时候反，可见其更多是出于个人私怨。
其实，张学良已经洞悉到郭松龄的情绪，乃派魏益三抚慰他道：“稍安勿躁，日后黑龙江和吉林可任他选择。”但郭松龄的最大缺点就是心狭气促，他方一起兵，便杀掉了素有芥蒂的姜登选，因此他也决无耐心再等什么黑督吉督。
直隶督办李景林是个武功高超的红脸汉子，当初他带着一支奉军打下热河后，按捺不住衣锦还乡的冲动，顺便也打下了河北。张作霖闻讯大怒，认为他不听指挥，要按军法杀掉他，赖郭松龄求情才得幸免，还得了个临时的直隶督办。这次见郭松龄造反，二话不说，就准备把这条命还给恩人。除了李景林外，郭松龄还联络了冯玉祥，如此结成了一个小型的三角同盟。
郭松龄是奉命辅翼少帅的，与张学良关系甚睦，因此他打出“拥护少帅”的旗号。这是他最不可理喻之处，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也是他苦心栽培的继承人，俗话说“上阵父子兵”，张学良怎么可能跟着他去打自己的父亲呢？最可笑的是，郭松龄在反叛前夕，还在天津与张学良密谈，抱怨说自己打胜仗，便宜尽让杨宇霆他们捡，并说愿意拥护少帅云云。张学良一听就明白了，但当时只是虚与委蛇，谈话一结束便乘火车东返，沿途命令迅速布防。因此，郭松龄尚未起事，其实已棋输一招了。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正式起事，即日兵指奉天，其“反对内战”、“实行民主共和”等口号迅速引起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一周后，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其易帜的性质与冯玉祥类似，而在郭军的绿色臂章上，也写有冯玉祥似的口号——“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接着，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其中列举了张作霖的四大罪状，即“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民”、“用人不公”。果然念念不忘“用人不公”！
郭松龄之反，在奉系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对，大家从此都称他为“郭鬼子”，既言其脸长鼻隆貌似鬼子，又言其忘恩负义不配为人。奉系本就出自绿林，又是由张作霖这个“总瓢把子”一手打造出来的，众将多有“坐交椅”的情结，讲的是一个“义”字，在重用新派后此风有所改变，但大部分将领仍不改江湖本色。再说，郭松龄自滦州而反噬奉天，是对家乡父老开刀，显然不得人心。盟友冯玉祥和李景林都是身处关内，只能虚张声势，丝毫起不到呼应的作用，何况李景林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动摇。因此，郭松龄是孤军深入。
郭军因突然发难，得以连续攻克连山、锦州，势如破竹，进抵新民。此时，郭松龄已经相当骄傲，他居然对张学良派来劝阻的日人守田说：“此次举兵乃深思熟虑之事，绝不可中止。我已四十二岁，时不我待。若张作霖下野，可请张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我的经纶抱负当能实现一部分，届时再将地位让与他，自己下野，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可见，他的所谓“拥护少帅”全不足信，而以他这样的刚愎自用，也是断难打赢这张战争的。
果然，作为张作霖发迹之地的新民府成为郭松龄的葬身之所。12月21日，他向巨流河东岸的奉军下达了总攻击令，结果却被对方偷袭了后方，遂致大败。24日，他只得准备突围，结果他舍不下亲人朋友，竟车马辎重缓缓而行，终被追及。幕僚饶汉祥逃脱，林长民死难，郭氏夫妇藏身于一个地窖里，被村妇出卖被捕，因张作霖不想再见到他，遂于次日午时被枪杀在辽河边，其妻韩淑秀与殉。前夜他自知不免，与人道此次起兵之动机，念念不忘者，仍是杨宇霆一人。
张作霖的胸怀就远比他宽广得多。郭松龄死后，人人都以为从逆者必遭重刑，不料张作霖竟完全赦免了众将，且任用如故。这事说来容易，但换了郭松龄却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过，由于这次平叛多赖吴俊升和张作相等绿林老兄弟，张作霖的用人标准又有所改变！
郭松龄反对奉军入关，这一点与王永江相似。平定郭叛后，王永江即要求放弃武力政策，抓紧时间建设东北，但仍未得到张作霖的支持。王永江意气萧索，终于留书辞职，他的辞职是张作霖的巨大损失，但张作霖反而抱怨道：“郭松龄以枪杆倒戈，王永江以笔杆倒戈”，可见他将郭、王视作同类了。王永江实现不了“保境安民，造福桑梓”的理想，在次年就郁郁而殁。
郭松龄42岁，就说自己“时日无多”，则张作霖已年过半百，更是迫不及待。大多数政治人物都不免目光短浅，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希望赶在时间的前面。张作霖也是如此，他为了要在有生之年实现逐鹿中原、统一中国的伟业，便无暇考虑整顿财政、建设东北这样的“小事”。他现在要再出山海关，首先要对付的便是助逆的冯玉祥。为对冯玉祥形成夹击之势，他联络了恨冯入骨的吴佩孚。张、吴二人两次大打出手，一度不共戴天，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好汉惜好汉”，两人心里对彼此其实是很佩服的，如今有了共同的敌人，便很容易走到一起。
1926年2月，吴、张联合讨冯，势如破竹，掩杀到京畿一带。此时冯玉祥为避锋头，已通电下野，取道外蒙，赴苏联游历去了，其麾下张之江、鹿钟麟等遂缴械迎接吴军入京。此时，段祺瑞已被迫再次下台，被囚禁的贿选总统曹锟获得自由，一度想通电复职，被吴佩孚劝止。因此，国家元首的位置暂时虚置。以吴佩孚的意思，要由颜惠庆组阁，代行总统职权，待国民大会召开后，再选举新的总统。张作霖虽表面同意，但心中十分不满，遂处处刁难，终使颜内阁倒台，易之以杜锡珪。此时，张、吴二人已先后抵京，相逢一笑泯恩仇，竟然有相识恨晚之感。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吴佩孚是个实心眼，他带着奉军张宗昌、张学良等部去打冯军的南口，胜利后，越俎代庖地请杜内阁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张学良为良威将军、陆军上将，褚玉璞为璞威将军、陆军中将。结果，张宗昌等全不接受，因为一女不能配二夫，身为张作霖的人，怎么可以再领吴佩孚的赏呢？由此可见，张作霖的驭人之术远比吴佩孚高明，吴治军严谨，惟有气节者能效死力，是名将之具；而张作霖恩威并施，远近皆服，更有领袖风范。
这次虽也有些“一山二虎”的迹象，但由于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大敌当前，两人不具备决裂的条件。吴佩孚即在汉口督战，打了一场血淋淋的汀泗桥保卫战，然终被北伐军击败，仓惶退守河南。此时，张作霖要求南下助阵，吴佩孚不愿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染指，故予以拒绝。但奉系对邻近的直隶早已垂涎欲滴，乃径直开入保定，隐居于此的前总统曹锟只好逃到河南去投吴佩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吴佩孚的军队至此已损耗殆尽，张作霖看准了这个机会，组建了安国军，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大举南下。如此一来，吴佩孚的河南就成为奉军的第一个目标了。此时吴军已只余残部，根本不是奉军的敌手，寇英杰等重要将领又相继出降，连曹锟都回到天津表示输诚。吴佩孚大势已去，不久北伐军打来，只好夜走山道，逃往四川。至此，正统的北洋系已被消灭殆尽，作为北洋旁支的奉系登堂入室，成为北京的惟一主人。
然而，他所得到的决不是天下，而是一个岌岌半壁的危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已将孙传芳击垮；冯玉祥再度出山，在北方与友军遥相呼应；山西阎锡山宣布易帜，改称晋绥联军总司令；即便在北京，也有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甚至军事行动。奉军与北伐军几度遭遇，却非其敌手，任其压迫至陇海线。
此时，蒋介石要求张作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东北国民革命军，并承诺由其继续担任总司令。张作霖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挂五色旗的北京政府，就可继承民国的正统，而南方政府是非法的，正如青天白日旗明明是海军旗，自然不可以用作国旗！如今虽然形势危急，但皇城北京却毫无问题是在自己的囊中了，那个国家元首的位置虚悬着，不坐岂不可惜！
1927年6月，奉系在北京召开会议，杨宇霆代表张作霖提出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抵御南方，因此必须立即组织安国军政府，以便号令全国。此时，就最高统帅的名称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为“临时总统”，有人则建议仍为“临时执政”。这时，张宗昌这个粗人居然说出一番道理：“不如叫大元帅！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不再有通融余地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有了大元帅的称号，有利于号召全体将士。何况，孙中山在广州也是这样做的。”孙传芳都当即表示赞同，最后一致通过。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军职摄行元首职权，一如孙中山广州军政府之故例。他同时发出“讨赤”通电，声称：
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认为共同之事。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