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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百华灯下随笔
二○○○年第一期《读书》读完了，里头有几篇文章是被思想界朋友称作“新左派”的，这可以看作《读书》近几年价值趋向的延续。由许纪霖先生的文章开始，思想品质渐获我心，而秦晖的文章更是用心血良知凝成的了！无论如何，今后还得看《读书》的。只是希望摩罗先生的补白文字，今后能写得更好些。
摩罗补白文字的题目是：《警惕完美主义倾向》。文中说，丁学良指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怀有过于理想化的期待，认为一旦在中国实施了民主政治，目前中国的诸多弊病即可获得解决”。摩罗说，民主政治“不是没有缺点，而是缺点少一些而已”。因此我们要“追求、捍卫”民主。但“中国人文化心态上的完美主义倾向是十分可怕的东西，它是专制主义重要的心理根源”。因为“最好的东西世界上只有一个”，一旦得到便“不能批判”，这就有了“排他性”。所以，“对民主政治持过于理想化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为专制主义准备了土壤”。
首先我对摩罗先生对“缺点少一些而已”的民主政治，持“追求、捍卫”的“文化心态”表示认同，虽然我还没见过这“缺点少一些而已”的“东西”，但既然缺点少些了，当然就是一比较不坏的东西。假如果真不仅是“缺点少一些而已”，而且有了基本品质的改善，那想必我的认同就更有了出乎摩罗意料之外的欣慰了。
民主固然有缺点，这不仅对骚扰了莱温斯基的克林顿而言。如果摩罗先生跟在邱吉尔的名言和英国那句谚语后面，对彼邦民众来一句“警惕完美主义倾向”，还是颇有客座传道意义的。可他告诫的是在“文化心态上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中国人，这岂不是告诉池中的鱼小心别让火烫着么？摩罗先生的慈悲心肠当然是感人的，但到底还是过于幽默了些。谢泳讲，没尝过民主滋味的人没资格数落民主的坏处，而应当多说说民主的好处。诚哉斯言！我理解这是谢泳的一种“实践论”觉悟。
至于“专制”，自然有其“土壤”，也似有定论的，摩罗先生当然可以翻出新说来，可我实在想不通，这“土壤”居然可以由“对民主政治持过于理想化的态度”准备。如此说来，专制不就“神女应无恙”了么？可专制何尝有一刻接纳过民主政治的理想（遑论“过于理想化”）？摩罗先生的逻辑无异于谓“冰炭可以共器”，哪还有什么专制、民主的界限？同样从“实践论”说话，什么叫“过于”？肚子还饿着呢，你怎么知道饿汉对食物的想念“过”还是没“过”？
说到“中国人文化心态上的完美主义倾向”，我当然从一些书上了解到，据说有一类人耽于幻念，或者说是精神生活主要在非现实状态，剖分又有“有病”与“无病”也即正常两种。“无病”一种盖因现实多痛，而有了宗教心思，所谓彼岸、天国、上帝主宰的世界是完美的。如此说来，中国人该有特别发达的宗教文化，但这说不通，因为包括摩罗先生都说中国人多“怪力乱神”，而少信仰。那么既说文化，“完美主义”该见于文史哲了，我与摩罗先生年龄相若，有大致相同的人生际遇，与“博大精深”无缘，翻例如钱钟书的大本本有困难，发言权只有放弃。乱说一句也无不可——既无发达的逻辑与起码的科学精神，“完美主义”空言还可，成“倾向”就不可能了。这样，依据怕只能循“道在屎溺”的微言大义，到生活中找。我找到的除了一大堆漂亮话，还有就是一大堆丧气话，诸如“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好死不如赖活”，鲁迅先生早编过“大全”了！难怪有人说此间的“丑学”、“反美学”写得比“美学”出彩好看，大概可以作为“完美主义”的一条证据吧。
我赞成少用“宏观叙事”的文学办法“创作”。倘贴近“大地”（转借张炜的“圣洁”字眼）观察，相对主义、蒙昧主义、庸俗经验主义、自欺欺人的种种主义都泛滥成灾了，怎么倒跟在丁先生后面耸人听闻起来了呢？读过《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的我，当然感到吃惊。我有一个很没有文采、也没什么学问，因而很笨很迂的原则，那就是说话写文章尽量做到不让腐恶占一点便宜！基于村民自治有法不行，被刘智峰夸为“第七次革命”（此间的“革命”、“解放”已成口舌之事）的精简机构出现回流（有些省的部委竟公然通过巧设机构不减反增），经济反改革明目张胆，改良的技术性“新政”深为上下掣肘所困等等事实，我便益觉书房里的摩罗不为饿愁，反为饱忧了。
我希望摩罗先生说的对自由民主取完美主义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为专制主义准备了土壤，不是在无的放矢，不是在发明方的圆可凿的技术，更不是出于纯粹个人化的奇想，因为那些认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启动的条件已经具备的知识分子，绝没有对例如巨大的人口包袱和环境包袱，存任何浪漫主义的诗意。相反，他们只是坚持认为，所有“老大难”问题可以通过打通政治关节，而得到比较公正、合理、充分的缓解、调整，并赢得带有根本性的转机。必须顺便强调一句，这种积极而又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一些看到克林顿被乖乖审讯的农民心中，也是有的。再不无“反智”之嫌地说一句吧，我们的一些文化人，哪怕是著作等身的，其社会认知并不如一些工人、农民的，大有人在！难道往自由知识分子头上扣各种屎盆子的新老“左”派的作法，不是太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了吗？
作为假相的“完美主义”当然也是有的。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李锐先生在南京知识界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说到了。他说：“×××就是喜欢说漂亮话……”许纪霖先生告诉读者，有一次秦晖先生在电话里跟他说：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高调依然需要高度警惕！漂亮话也好，民粹高调也好，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也罢，都与民主无涉，摩罗何来“过于理想化”之忧？
据我所知，关于民主化的实现路径、顺序安排，不管人们的构想有何种分歧，也都与摩罗所忧不在一个性质范围。既是作为构想的理想，本身就是“过”的，而一旦实践启动，自由民主政治的固有品质之一，便是不断纠错，多元互动，不尚空言，人们也根本无暇耽于“过于理想化”状态，即使是“反对党”也以合作与妥协为基本“游戏”精神，摩罗想象中的“完美主义”者们自会走到边缘或场“外”，这些看看人家的现实就明白了，用不着丁先生们食橘忧枳。有饭吃的人不会暴饮暴食，婴儿第一次吃奶就没有撑着的，只有怕食被抢的人才会想到撑死划算，而这又必定是旧势力十分猖獗、威权复辟迫在眉睫的时刻，因而自由民主八成又是“精神现象学”的对象了，又不在摩罗所忧的范围了。总之，无论是就民主化过程而言，还是就自由民主的现实而言；也无论是就极权时代而言，还是就专制复辟时期而言，摩罗所忧、丁先生所责，都是忧天杞人的不实之论。
当然，“倾向”还是有的，依我看，倘撇开个体心理或文学想象力不说，所谓“文化心态”此间倒是真有些“苟活”倾向的，哪里有什么“完美”而且“主义”呢，不知摩罗先生以为然否。“五四”以后或有对“未见过”的“东西”美夸过的，非常正常，诸如电话、电视、电脑，未见者有几句虚夸，难道也值得指为什么“倾向”么，蔡元培、胡适、罗隆基、储安平直到我下面提到的部分代表，有所谓“完美主义的倾向”没有呢？摩罗先生在学院教书，我也寄身学院，我就没看到什么虚夸民主政治的“完美倾向”，谁在何处看到过不妨拿出写真来让我开开眼。
摩罗给《读书》写补白文字，足见《读书》的门槛之高。我在这里做补白的补白，是坐在自家的门槛内，还能闻到周围的炊烟味儿呢。炊烟自然没什么理性，但也有不同于丁学良先生的经验主义，丁学良先生在境外民主见得多了，就看到民主多么多么的不怎么样。于是批评境内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对民主持了如何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印象中这丁先生曾经是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年不见，去年在《天涯》上看到他露面了，写了篇不咸不淡的文字。
或许是炊烟熏愚钝了，我是没有看到什么自由（？）知识分子无限美化民主的言论的，据说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谢泳、顾肃等等知识分子是崇尚“自由民主”的，而且据说它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很“无知”，例如不懂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多么伟大地救了中国，多么多么地须臾不能离了中国，这是《哲学研究》一九九九年第十一期南京党校某教授的文章中的高论，这里暂且不谈。
我相信摩罗先生的补白是需要由他本人作一次展开的，那样，我希望他讲清楚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的“完美主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并且与专制主义究竟怎样地联过姻。上面的感想，权当一种误读的补白吧。那么，摩罗先生该不会太在意我的误解，更不会因生气而走到作为夙愿的“追求、捍卫”的另面。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南京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