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艺术》是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诗。就语言而论，这是一篇足令后世称羡的艺术珍品；其中体现了他那精雕细琢的艺术见解，他置艺术于一切之上，是唯一的不受时间腐蚀的东西：
一切消逝了。——雄伟的艺术
巍然而独存。
半身雕像
比城市更长生。
……
神祗们自己也将消亡，然而至高无上的诗篇，永留人间，比青铜更有力量。
他曾对泰纳说：“诗中的感情……那是无关宏旨的东西。绚丽辉煌的词句、音韵和节奏——这些才是诗，诗不证明什么，也不叙述什么……除了词藻而外，没有别的。”戈蒂叶爱好的只有形式而非思想内容。而这本诗集无非是他早在《莫班小姐》的序言中所阐述的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体现。
《弗拉卡斯船长》是戈带叶青年时代开始构思、上了年纪后才动手写的一部小说。第一章题名为《悲惨宅第》，第二章题名为 《雪的印象》。这是写的一批游泳艺人的生活，他们在路易十三时代的房子里进行晚餐，以及驱车穿过雪原的经历。这部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
无论在诗歌方面还是在散文方面，戈蒂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后世的许多文人都是他的追随者，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波德莱尔，也有我们不太熟悉的圣维克多、李斯尔等。他们不是继承了他的形式感和色彩感，就是继承了他对热情的偏爱或他那无懈可击的韵律和节奏。他对语言的运用甚至受到同时代人的称赞，圣佩甫说：“自从有了戈蒂叶，法国语言中就再也不存在‘不可表达’这个单词了。”
第十个文艺女神——圣佩甫
迄今，我们介绍的作家不是诗人，就是小说家。或是戏剧家。最后我将以圣佩甫这位法国批评家结束这一章的介绍。这是个划时代的批评家，由他开创了一个体系，奠定了一门新的艺术。因为现代文艺批评在他以前是并不存在的。他完全改造了文艺批评。
这个后来被德国历史学家称为一代宗师的圣佩甫 （Chailes AugustinSainte—Beuve）出生于 1804年 12月 23日。其父亲是个精明的政府官员。是个很有教养的绅士，当他父亲与母亲结婚时，前者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其母亲当时也近40了。父亲在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前两个月就去世了。老圣佩甫对各种文学都感兴趣，而对于诗的兴趣尤浓。他遗留下来的书本上写满了注释和评语。可见，圣佩甫的批评性的沉思性格显然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下来的。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从小就教他学习英语，为他对英国文学产生兴趣打下了基础。
这个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青年生性郁郁寡欢，少年老成。由于家庭的影响，他从十几岁起就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宗教虔诚，时刻思考着宗教上的疑问和神学问题。但上大学后，他接触到了一些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和感觉论哲学，他们的吸引使他从神学的宫殿钻了出来。但他一直未完全失去对宗教的热情。同时，他对历史和语言也很感兴趣。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却决定去学医。在19岁到23岁这4年之间，他钻研普通生理学和解剖学。
这个年轻的医科大学生，其貌不扬，而且贫穷。有一个与体失去比例的大头颅。那双明亮的眼睛既大又深邃，时而流露出千百种疑问，时而表现出一种梦幻式迷人的憧憬。然而，在他身上更突出的是一种梦幻的、诗意的想象力以及一种柔和的忧郁气质。而这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不可少的气质。
早在1827年，圣佩甫就在当时的《寰球报》上发表了两篇评论雨果的《颂歌和民谣》的文章，因而得以与这位大文豪相识。这天，圣佩甫前去雨果的宅邸拜访，恰巧碰到他与他的妻子艾德娜正在用餐。这两个人将在他未来的生活中起着重大的影响。随后，圣佩甫甚至形成了去圣母院路拜访这一家的习惯，有时甚至一天要造访两次。有时他发现雨果夫人独自站在花园的小木桥旁出神，露出抑郁的神态。他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在圣佩甫的想象中，艾德娜就是他理想中的情人。他在《爱情之书》中曾经描述过他与雨果夫人的关系。
1829年圣佩甫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抒情作品《约瑟·路洛姆诗集》。这是一部构思奇巧、字斟句酌的集子，在当时的诗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圣佩甫假称这是一本由一个死于肺病的年轻医学生所写。但诗人在序言中却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他自己的生活。约瑟是个贫穷但有才华的青年，他对人类的苦难怀有无尽的同情。他的性格是一个哲学家、理想主义者的性格，怀疑一切，同时又醉心于低级的放荡。圣佩甫在选材上别具一格。这可归因于他当时所加入的诗人和画家结成的兄弟情谊的小团体这一事实。他赞美这些成员，对他们推崇备至。
接着的几年，他又发表了《安慰集》、《逸乐》以及《波尔·罗雅尔》的前两卷。这些作品是作者极富感情的产物。《安慰集》虽说是呈现给雨果的，实际上是献给雨果夫人的。小说《逸乐》中阿莫里和著名政治家库阿恩先生及其夫人的关系，也是影射他与雨果一家的关系的。这本小说冗长不堪，但不失为一篇细致而深刻的心理研究。它属于卢梭式的忏悔之作。但在风格上要比后者具有更鲜明的人物个性。它处理的是一个追求享乐的放荡青年的生平事迹。主人公阿莫里和三个妇女密切交往过。一个是他的老师兼上级的妻子，他深深地爱她，同时又不让她知道这件事。第二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他们订了婚，但是为了第一个而放弃了她。同时他又不知不觉和第三个女人发展了亲密的情谊，对于她，他时而热情地崇拜，时而又用残酷的冷漠来折磨。阿莫里本来是个胸怀大志，孜孜不倦的青年，却由于这些爱情纠葛，他那过人的才华枯萎了。最后，除了罗马天主教会这块庇护地外，他简直毫无希望可言了。这就是以一个教士忏悔的形式自述他的青年时代的小说。作者在这里对自我灵魂的反省预示了未来的创作倾向。同时他对女性性格的洞悉又是独特的、成功的。瞧瞧他那敏锐的观察和动人的感想吧：“青年人天生是多么忘恩负义呀！凡不是由他自己赋予他的一切，他都轻蔑地弃若敝展。他只受自己形成的束缚的拘束，他要求自己选择的朋友，也仅仅是为了自己，他肯定在他灵魂里蕴藏着足以收买人心的宝藏。足以使这些心灵开花结果的生机。因之，我们看见他对于昨天还不认识的朋友，不惜以生命相交，对于几乎全陌生的女性，宣誓永恒的忠诚。”
圣佩甫的最后一本诗集叫做《八月的思念》。他在这本诗集中也表现了显著的独创精神。它体现了英国湖畔派诗人单纯肃穆的风格。如那首《致伯爵夫人》以及《小学教师约翰先生》后面的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他在孤儿院里长大，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是谁。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父亲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卢梭。于是
他动身了，在浓雾弥漫的巴黎奔走；
他走进死胡同，到处找寻那
他想使他欣欣若狂的人。他找到了那条小路，他走上去；每走一步，他慌张的胆量
都使他心烦意乱。……
1834年到1837年可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1837年，他与雨果夫人的关系突然告终，这也就等于中断了他与浪漫派的关系。同时他也放弃了宗教。他退隐到洛桑，开始在那儿讲学。《波尔·罗雅尔》就是根据他在此讲学的讲义而写的。这是一本研究詹森派是一种热情、明智、强烈的虔信形式。其特点是一种人人对真理的热情，强调独立性格，反对迫害和压制。这本书出版后，他成了有影响的社会交界人士，成了贵族家庭里受欢迎的客人。当时他与德·阿布维尔夫人来往密切。这是一位将军的遗孀，国务总理的侄女。每到冬天，他就与她一起消磨余暇，夏天与她一起去乡下的亲戚家串门。他成了旧派人物的朋友，但是1848年的革命把他们这个圈子得四分五裂，他甚至遭到受贿的指控。这件事使他十分伤心，于是他离开了法国，定居于列日，并在此讲学。这些讲学形成了他日后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艺集团》一书的雏形。在此，他研究了哲学家帕斯卡尔，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研究了法国作家拉辛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乔治·桑等当代作家也成为他研究的对象。
他的《星期一漫谈》和《新的星期一漫谈》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两部著作收集了他最完美时期完成的稍短一些的文章。同时代的法国小说家于尔巴克对他的这一成果作过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现在引以自豪的文学，将有多少不受时间的淘汰，我讲不出来。是拉马丁和雨果的一些诗歌吗？是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吗？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撰写历史不求助于圣佩甫，不把他的作品从头至尾读一遍，是不可能的。”
圣佩甫批评的标准是建立对诗人或作家的充分理解之上。他教导后人说只有了解了诗人的所有品格，文献才是活的，灵魂才能赋予历史以生命，艺术作品才变得晶莹透明。同时他的批评又是很公允的。他既不会一味地颂扬人性，也不会诽谤人性。他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洞察力。他的那双眼睛学会了既看到明媚的阳光，也看到阴影。他说：“难道我必须把拉封丹这位寓言家只看成一个体面、高贵、风流儒雅、具有宗教虔诚的巨匠，而要隐没他的轻率、莽撞而又好色的真面目吗？”因此，圣佩甫在批评时竭力侧重于理解，而不在虚构。从此之后，一直被称为灰姑娘的文艺批评一下子显示了她的美丽，成了第十个文艺女神。
其它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不仅在德、英、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在其它国家也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在意大利·浪漫主义于1815年左右形成流派。在此，它在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相连。当时，有些人幻想着复兴过去的繁荣昌盛；也有些人因意识到其人民解放斗争的软弱而感到悲哀和绝望。还有一些人却钻进历史的遗迹中，在书斋中回味着辉煌的历史。因而出现了三派不同倾向的作家：即以玛佐尼为首的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者；以莱奥拜尔琪为代表的悲哀和绝望的表达者和像德阿捷里奥这样的历史小说家。
在匈牙利，裴多菲无疑是最突出的浪漫主义作家。19世纪上半叶的匈牙利一方面受封建主义的压迫，一方面受奥地利帝国的专制主义和殖民政策的压迫。因此，匈牙利人民面临的是反封建主义、反侵略、建立新的民族文化的重大任务。裴多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成为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和19世纪的儿子。
裴多菲生于1823年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屠夫，母亲是乡下农妇。他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十分困苦的生活。当过兵，也做过流浪艺人。15岁时便开始写诗。他的诗作有政治诗、革命诗和爱情诗。在他的诗中他主要体现了他的“人民性”。他曾在一封信中说道：“一旦人民在诗的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么距离他们成为政治的领导人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这就是这一世纪的任务，每一个有崇高的心胸的人都应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信念运用到他的诗歌创作中，他写匈牙利人民，写农民，写侠盗。与他们一起观察着自己的祖国。这一题材的选择也给他的语言打上了素朴的烙印。此类诗有《谷子成熟了》、《牧羊人骑在驴上》等。
一般人认为裴多菲于1846年开始写政治诗。他在这一年所写的《人民》一诗中宣称人民没有了祖国，因为人民没有权力。《我的歌》一诗又号召带着镣铐的人们起来打碎镣铐，争取自由。
1848年，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以裴多菲为首的激进青年们在佩斯发动了革命。在平等、博爱、自由的旗帜下，群众释放了政治犯、废除反动派的书刊检查制度。这时，裴多菲出版了他的《民族之歌》以及《给贵族老爷们》。他在后一首诗中说：“假如他们不承认我们‘完全平等’，那么就准备给老爷们一条 ‘紧紧的领带’。继之，他又写了《大海汹涌着》、《匈牙利人民》等革命诗，继续关心革命的前途。
裴多菲不仅是个战斗的诗人，也写有爱情诗。1846年春天，他爱上了森德莱·尤丽亚，并开始写情诗，把一首首如缕不绝的情诗献给他的爱人，如
《云正低低地压下》、《世界多么美好》。但即使是在蜜月期间，他也没有忘了革命。他已预感到自己必将为革命而战死沙场。于是，他对他的爱人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