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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语境和不同历史语境中，合法型权威的生产方式会各具姿态。
毛泽东向权威的转化完成，其标志是１９４５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得以最终确立。但是，早在１９４３年下半年，延安解放区的人们，在自己的言说和意识中，已经有一个话语权威，那就是“毛泽东”。１９４３年，由于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需要一位思想意识上的领头人，一则是对国际形势的回应，因为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需要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应对这种国际时局；一则与国内出版了《中国之命运》的蒋介石相抗衡，这在政治上表现为谁是以后中国的合法性领导者的核心问题。在思想上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的体系来设定中国的走向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言说上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话语方式来规范中国人的言说方式和行为姿态。因此，战争中的时势呼唤延安话语权威的诞生。谁能担承？就当时的情形看来，当然是非毛泽东莫属。但是，权威得以生产，还需要一套生产机制。就１９４３年延安需要一位话语权威来说，延安的生产机制并不符合韦伯所说的规章制度。在没有这种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如何建构所生产权威的合法性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另外，韦伯所说的权威生产的方式是否就是惟一的方式，也是值得探讨的。
１９４３年７月，“毛泽东思想”见之于《解放日报》，这个设制了以后中国历史形态的关键词，如何被提出的，现在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时势需要一个说法，需要一个关键词，以此作为言说的主词，造成一面话语的旗帜。这个关键词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则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便成为问题；但又必须是中国的，否则无法应对国际国内的时势。这个关键词不能用“中国共产党”来命名，“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形式，而且它的所有思想资源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话，应对的难题还是没有解决。并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用个体名字命名的，按照这一命名范式，这个关键词也必须是以个体名字来命名。马克思、列宁之所以能续之以“主义”，当然是基于他们著书立说的写作。而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一种典范，说他的政论白话文是典范，意味着这种写作范式已经具有言说的规约功能，规约不仅是对写作姿态、言说方式的规约，同时也是对价值认同和思维路径的规约。这个时势呼唤的关键词之一部分已经解决：以“毛泽东”来表述。那么，如何确定“毛泽东”的后续词呢？仍然用“主义”吗？〔１８〕用“毛泽东主义”不行吗？其实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在１９４２年，张静如就使用过“毛泽东主义”一词。既然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能称为列宁主义，那么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当然也能够称为“毛泽东主义”。
但当时的言说为什么选择了“思想”一词作为“毛泽东”的后续词呢？“主义”作为外来词在晚清引进以后，便变得十分活跃。１９２９年，世界书局出版了一本《社会科学大辞典》，由高希圣等人编写的，以“主义”作为后续词的词条有一百二十七条，除掉三十五条重目，有七十二条，其中许多词条现在还经常使用，如：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等，但是也有一部分词条现在不用了，或者使用频率很低，如：三八主义、四八主义、不在主义、师父主义、大众追随主义、利他主义、无原则主义、理论拘泥主义、无轨道主义、斗争主义，等等。但是这些词恰恰说明“主义”在当时，活性很强，能与很多词结合，几乎涵盖所有动词名词。鲁迅也使用过“拿来主义”、“寡妇主义”等词；而毛泽东自己在五四时代对“主义”一词的使用，也是很宽泛的，他喜欢独立地使用“主义”一词，如康德之主义、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教育上之主义、宗教上之主义，等等〔１９〕。从上面可以看出，“主义”一词的使用，很泛滥，一种主张，一种原则，也可以称为“主义”。而“思想”一词却没有这么活跃，在古代，“思想”是作为并列结构的动词使用，但到晚清以后，却更多的是以宾词的形式出现，如毛泽东使用“改造思想”，思想作为动词的宾词，但更多的是作为代词的宾词。物理学家严济慈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在法国留学，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２日所写的书信中，用“思想”一词：“此信恐是路上最后一封，我所有思想亦正在预备过新生活。〔２０〕”“思想”也就是“观念”、“看法”之类的意思。从学理上看，“主义”更有体系性、封闭性、完整性，而“思想”更有开放性、可塑性。所以在１９４３年的延安选择“思想”一词，一则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另外，当时毛泽东理想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也就是说，支持这种现代民族国家的学说没有经过最终的检验，不像列宁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足以证明列宁的学说能够称为一种“主义”。一位外国学者对“思想”一词的理解很有意思：
就含义而论，思想这个字眼不像主义那样使人感到抽象和僵硬。思想是一个像人一样具有生命力的语汇。这个语汇本身能反映出它同一个真正的、有生气的人，即一个特定的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这个人又处在不间断的思考过程之中，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这就意味着某种能动性，使人感到毛的思想能反作用于生活，会创造性地适应其所面临的不断变化的环境。思想一词不会使人联想到教条，不会联想到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僵化的理论体系。恰恰相反，这个词使人有永无止境之感，而且意味着可以同现实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并有可能作出灵活的反应。正是这种精神和外部世界的能动的统一，最能反映出思想的特质和毛泽东个人品质的特征。〔２１〕
也许，“思想”更具有“中国特色”，这样也就更符合当时言说的召唤。其实，选择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毛泽东主义，更重要的也许与毛泽东个人对“主义”和“思想”的喜爱有关。在毛泽东运用的“主义”一词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通用的词语之外，只要是用“主义”做后续词的词汇，几乎没有一个是可爱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更不用说了，其余如：屠杀主义、取消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不动主义、农村游击主义、兼顾主义、本位主义、报复主义、享乐主义、流寇主义、山头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等，无一不是毛泽东批判的对象。毛泽东也喜欢用改造思想、思想改造、批判思想等结构，恰好表明在毛泽东的言说中，“思想”是流动的、开放的，他说：“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会完备。”〔２２〕早在刘少奇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之前，毛泽东于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４日给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２３〕而当时势需要毛泽东的“主义”或者说“思想”出场时，毛泽东个人会选择或者同意用“思想”一词作为后续词也就毫不足怪了。
四
那么，毛泽东的话语权威是如何确立的呢？有必要先回到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的《解放日报》。７月和８月的《解放日报》，言论的意向在于一方面推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或者说“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写道：“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２４〕这就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批评的武器和标准来看待，成了言说的尺度。刘少奇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原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把毛泽东个人也还原到这种历史之中：“中国党的历史，应该说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２５〕。王稼祥的说法就更直接和具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２６〕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二十世纪的关键词，但在当时其实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语没有差别，只是“毛泽东思想”更符合命名的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孙文主义等同类。王稼祥更是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性，连用三个“中国的”突出了其言说意向。但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绝对中国化，不然整个的言说系统便会瘫痪，所以，王稼祥说：“它（指毛泽东思想——引者）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２７〕。而博古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一文的标题是很有意思的，它的语义在于当时面临危机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切合当时的形势的，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了某种质疑。博古写道：“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２８〕博古的语调中，有一种自豪和骄傲。博古下面这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二十二年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提高了责任感上更提高了这种团结的程度。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士敏土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虫豸之造谣所能损伤其毫发的。”〔２９〕博古的回答有一种急切，一种渴望，一种被人承认的诉求。１９４３年７月底，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在８月２日的欢迎会上的答词中说：
我们党的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３０〕
同样，周恩来的言说把毛泽东的“意见”、“方向”、“路线”放置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历史”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时间流逝的痕迹，更是成为毛泽东的“意见”、“方向”、“路线”的合法性的见证，并且用三个“就是”联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使得二者在“意见”、“方向”、“路线”三个维度上达到高度的统一，因为“就是”的语义在此表示“意志坚决，不容改变”，其语义指向是封闭性的，其语义开放是“零开放”。“就是”使得肯定的意向绝对化，没有其他阐释的可能。周恩来的演说无疑是延安政治高层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最后定位。
在延安政治高层对“毛泽东思想”表决的同时，延安还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起了批判。从７月到８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何思敬的《驳蒋介石的法律观》。毛泽东个人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除了在《解放日报》发动系统的攻势之外，还电告南方局的董必武如何宣传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说得很仔细，其目的就是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体系。
延安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在经过１９４２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之后，其言说达到了与政治社论的高度一致。艾青在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３日写的诗句中有：
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拥护中国共产党！保卫边区！
拥护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不让敌人触动我们的一根毫毛！〔３１〕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