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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研究受西方诗歌写作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今天看来，这种影响确实到了应该清理的时候。我对西方诗歌没有太多的研究，只能凭印象说话。我觉得，西方的诗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诗歌是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诗歌是观念诗歌。我们把它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实在是一种自我迷失。这些诗歌都是一些观念谜语，是一些专门制造文化事件或文化新闻的抽象观念符号。他们在诗歌中附加了很多不属于诗歌的东西，使诗歌的直接性、抒情性乃至整个诗性都大大减淡，甚至丧失殆尽。比如，艾略特的《荒原》这首诗，就是从类似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典中，翻找了很多富有寓意的典故拼贴而成，目的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观念批判，可以说，从诗名里就可以看到它的题旨，即现代西方社会是人性的荒原。可为了表达这个题旨，艾略特采用了这样一番移花接木的复杂工艺，确实是枉费了不少牛劲他完全可以写一篇小杂文，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读者群也会远远比现在的读者群大。弄成这样一首诗，我相信它的真正读者群很少，因为它很难读。它的难读，不是难在思想的高深上，而是难在诗歌所依赖的五花八门的注释上。可以说，这首诗的真正篇幅，不是诗歌的文本本身，还包括那些密密麻麻的可以无限伸长的注释。这样说来，只能是那些想拿学位和职称的人才会认真地读它。这样的东西能是诗歌吗﹖我看它们更像是论文之母、职称之父，而不是诗歌。
与此相应，西方的文艺理论也掉进了制造新奇观念的误区里，借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对文学的自我背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批评的细读就完全是书斋化的笨牛式的阅读。新批评家要从一二十行的诗歌里读出一篇几万字的论文，甚至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样的阅读完全是一种异化的阅读，只能满足他们职业的目的，却惟独读丢了诗意。正常的读者决不这样阅读。读者读诗，就像吃饭一样，好吃就吃，不好吃就扔掉，看重的就是一个口感。读诗的口感就是直接的、耐读的感觉。从历史上看，读者的这种阅读是最纯正的。弗洛伊德那种要读出恋母情结的阅读，则是窥探式的变态阅读，只有无聊乏味的读者这样阅读。天下的读者决不会这样阅读，而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的生活内容。意识流写作也是如此。即使意识流真的存在，也是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观察和研究它也是相关心理学家的专业工作，决不是作家单凭写作技巧就能把握的。作家一度追风般地进行所谓的意识流写作，只能是有意识地伪造意识流，最终并不是意识流写作，还是纯粹的意识写作。所谓的意识流写作，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觉。因此，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作品都没有意义，不过是照着一种预定的观念去编造梦话呓语而已。普鲁斯特的东西可能还有点真实性，不过，他那种东西能否叫做意识流写作还很值得怀疑。总之，在这种荒唐的观念炒作中，西方社会冒出一大批名声极大而读者群极小的“世界文化名人”，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热热闹闹的场面背后藏着的是真正的空洞、僵化、虚夸和无聊。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夸大诗歌和理论的社会文化功能，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诗歌或理论把什么庞然大物给颠覆了，做了，灭了，瓦解了，解构了，还说得有声有色，诸如那个庞然大物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什么的。诗歌和理论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小笔尖那么一伸，就能横扫千军万马﹖把我们的诗歌扔到伊拉克，就能发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我就不信！李白、杜甫当年都没有敢这样要求诗歌，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不是诗人和理论家的自大狂还能是什么？我相信，那些自诩能颠覆什么庞然大物的诗歌最终只能是被颠覆、被灭掉、被做掉。它们的毁灭不是哪个对手来完成的，而是它们自己。这种毁灭丝毫也不悲壮，而是无人关注的自消自灭。我希望大家不要让诗歌负载那些不属于诗歌的东西，诗歌担待不起。
我常说一个比喻：有的时候，我特想把手伸出窗外，让它暴露在真实的阳光、空气、雨水里。这个玻璃就喻指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念，它们像厚厚的绝缘体，有几十万光年之厚，把我们和真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们每天被禁锢在这些观念里，还以为是对生活的真实触摸。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学者炒卖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在哪里﹖我找遍整个北京城，也没有看见后现代的影子。当然，这是个笑话。那些炒卖后现代的教授先生们有没有发现，后现代只是书本里对现实的栽赃和虚构。当那些教授们合上了后现代书本，从他们的后现代研究中回到日常生活中，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每天上班、挣工资、买房子、送孩子去幼儿园等等活动中，有多少后现代的内容﹖最多不过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了一点而已！教授应该有正视中国基本现实的定力，不要被书本一吆喝，就以为人类到了用手走路的地步。
现在这些到处充斥的古怪观念把很多人搞得晕头转向。这种现象在校园里表现得尤其严重。学生们对本来平平常常的诗歌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学生受到的观念、流派的蛊惑、误导、暗示实在是太多了，平常心早就没有了。比如，没有读诗之前，就有人给你往歪路上“培训”：这是“非非派”、“莽汉主义”，那是“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等。这样，拿到作品之后，你不可能不预期它是一堆下流话、絮叨话，要不是下流话、絮叨话反而不正常。这种局面得改变，改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松，以平常心对待诗歌，卸掉那些附加在诗歌身上的不属于诗歌的东西。
可能我的这些话不够前沿，不够时髦，保守、落后、老掉牙了，在大家看来，属于原始主义、落伍主义，甚至和“四人帮”一样反动。这没关系。我现在对诗歌的态度是大溃退，但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一句话我先撂在这里，可能会引起争论，这就是：美学是一种伪学问。文艺评论要是对作品进行美学化的处理，或者说是观念化、理论化的处理，那将是无效的。当然，我也清楚，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态度，目前这种炒卖西方文化思潮的学术路子还会走下去，这背后有非学术的动力，诸如盲目、饭碗、名利等等，它其实和“文化大革命”一样盲目。
二
我的话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我是反批评。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否定现在风行的这种文学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读后感，就是鉴赏式的批评。这是批评的正路。这种批评的主体是读者，评论家只有作为一个读者，才可以做这样的批评。
有人说诗歌应该给大学生看，或给大众看，我认为都不周全。不是想打禅语，我认为诗歌是写给那些读诗的人看的。这些读诗的人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工人、农民、民工、党政要员等等，来者不拘。这些读诗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评诗。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读者和评论家的关系。对李白来说，有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有评论家心目中的李白。这两个李白看似有联系，其实根本就不搭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李白的读者要去翻看社科院的《文学评论》，从里面找到关于李白的研究文章，诸如“论李白诗歌的夸张手法”、“论李白诗歌的恋母主题”、“论李白诗歌的内在抒情结构”一类玩意，然后再去阅读李白的诗。通常读者想读李白，就径自买来一本李白的诗集看，最多因为语言隔膜，要选择一个注释详细准确、对写作背景有认真介绍的版本。至于理解和鉴赏李白则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但这种理解和鉴赏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出离不了一个由作品本身大体确定的方向和范围。决不会像现代的接受理论浮夸的那样：随心所欲，互相抵牾。我想，要是有人把“床前明月光”读成旅馆使用说明，那不是表明他在鉴赏上有什么再创作的权利和才能，而只是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痴呆傻子。
评论家研究李白，则是为了寄生出学术成果。李白是他们撰写论文的由头或药引子。李白活在盛唐，至今已经一千好几百年了。这中间，中外研究李白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大都通过这种方式捞到了学位和职称。这中间也曾冒出各种称霸一时的李白研究权威，信誓旦旦，自诩李白之谜统统被他解开了，再要理解李白，必须从他开始。可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李白依旧光焰万丈，而那些称名一时的李白权威都销声匿迹、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了。时间最终使人明白了一切：相比之下，那些踏踏实实整理李白著作，为李白诗歌做题记、考本事、加注解的学者，保证了李白的诗歌穿越时空的阻隔仍能为后人阅读，他们的工作却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他们的名字也得到了后世的颂扬。
由此可见，读者心目中的李白和研究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根本不一样的。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活的、开放的，是读者的人生知己，可以终生相互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学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死的、封闭的，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一个谋生的财神爷。正因为这样，我说千年以来的所谓李白研究是一项学术产业。我为什么称它为学术产业呢﹖请听我的详细解释。李白研究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活动，而是一种经营活动，是一种讲投入和产出、成本和利润的经营活动。它的生产主体，也就是吃李白饭的所谓研究者，生产的产品就是论文或著作，产品的购买者就是特定的时代。每个时代都需要用学术来装点，弄出一点学术繁荣的模样来。评论家只要能闹出一点声音，把学术杂志一类特定时代的“学术宣传栏”、“文化装饰橱窗”及时给填满了，生产任务也就完成了，经营活动也就实现了。作为交换，时代会给评论家带来饭碗、职称、地位、名声等。这种文学评论成果其实只在学术圈内循环，学术圈外的人根本就不关心它们。文学批评完全是这种文化产业制度的产物，也是众多文化产业中最没有文化积累的项目。仔细想想，一千多年的李白研究有什么文化积累﹖我可以坦率地说，没有任何积累，完全是零进展事实也就是这样，一代的李白研究者来了，通过这种虚假的生产，捞到了现世的名利，然后就连同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消失无踪了，为下一代李白研究者的出现清理出场地。一代一代的李白研究都是在重复，在做无用功，决不会造出第二个李白来。
因此，文学批评可以职业化，诗歌写作则不能职业化。一个人要靠诗歌写作吃饭，那他肯定要被活活饿死，这表明诗歌写作是一种私人行为。文学批评家一早晨爬起来就可以写评论，一直写到晚上上床敦伦，这表明它是一种职业行为。写诗则不可能这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大早就像上班那样开始写诗，写上八个小时，然后下班回家吃饭休息。诗人不管如何勤奋，写诗都要靠灵感作为药引子，没有这个药引子，根本就做不成诗，而灵感决不会每天早晨八点就在办公桌前等你。写诗是一种创作行为，文学评论则是一种寄生行为、依附行为。因为是创作行为，它就很像太上老君炼丹，只要能炼成一粒丹，就能长生不老，诗人的长生不老就是至少能把一首诗写进读者的心坎里，让千千万万个读者反复品读。这就表明，他活出了人生的滋味，能和千千万万个读者产生共鸣。至于名声，不过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躲也躲不过，扔也扔不掉，因为这是真名声。
文学评论家只有忠实于自己的寄生形象，在寄生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写点鉴赏性的东西，才能有点切实的积极意义，即给好的文学作品抬抬轿子，给坏的作品卸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