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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只有忠实于自己的寄生形象，在寄生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写点鉴赏性的东西，才能有点切实的积极意义，即给好的文学作品抬抬轿子，给坏的作品卸卸轿子。这不仅有利于扶持好的作者，也有利于引导好读者。可现在的文学评论不忠实于这种寄生的角色，反客为主。它们或者到处搬弄时髦的理论，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观念小模型，胡乱裁割生动鲜活的作品；或者打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文学批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苗头，就是搞文化批判。据说，这也是从国外最新引进的成果。文学批评成为文化批判，这简直是对文学批评的莫大嘲讽，可倡行者不仅不以之为耻，反而得意洋洋，俨然是自己的创获，可以与国际接轨。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变成文化批判，是对文学批评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本否定。因为文化批判是一种几乎所有学科都具有的衍生功能，甚至是非学科的一般知识、意见、情绪等都具有的功能，引车担浆之徒都可以搞文化批判。文学批评公然标举文化批判，那它的学科的特殊性表现在何处﹖难道表现在具体的切入角度或知识材料的差异上﹖这简直是在搞笑！
还有一种文学评论，总想在文学之外给文学写作建构一个完美的规律，破解文学的所有谜底。这种愿望的来源特别古老，美学尤其是思辨美学就是它的老祖宗。思辨美学大师黑格尔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可他对美的定义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曾经唬倒了数不清的美学虔诚者。这句话确实听来摸不着头脑，要弄明白它，真得对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费很大的工夫。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想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红色是美的，那是因为我们从红色中看到了“红色”这个概念。我想，这决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庸俗化解释。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黑格尔在胡说八道。
可是，现在还有人有着与黑格尔同样的野心，在建构大的观念解释模型，妄图彻底解释艺术的一切问题，只是做得不如黑格尔庞大普遍罢了。有人责怪评论家没有艺术感觉，说话不牢靠。这些指责不对，要想让评论家造出无所不能的艺术解释模型，前提就是他要对艺术一窍不通。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放开胆子去制造观念解释模型。就说这位黑格尔，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从他的传记材料看，他的艺术鉴赏力极其低下，一生只喜欢看当时德国一个三流作家写的骑士小说，翻了一辈子都爱不释手。我估计，他的《美学》里的文学艺术材料，全都是从二手、三手、四手材料中转用的。一个人要是真有艺术鉴赏力，决不会搞出这样的鬼东西，来否定和扼杀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具体的、感性的美。因此，我前面说道：美学是一个伪学问。
（本文是在诗刊社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６日月末沙龙上的发言，一些地方在整理时又做了扩充和引申。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７日）
文化与反文化
？ 苏中杰
这里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指精神文化，即人类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思想意识、观念形态、宗教信仰、社会规范、教育法律、道德习俗以及科学技术和知识。对此，说法一致的多，已写进某些教科书。那么，什么是反文化呢？一种说法认为，反文化属亚文化（非居主导地位或不具全社会性的思想文化）的特殊类型，是对现存思想文化持敌对态度的思想文化，其特点是不居社会主导地位，不具有普遍性。另一种说法认为，反文化是指某种文化内部摧毁其终极性价值规范的倾向。两种说法具有互补性，且为不少论者接受，并以此认识反文化，便把一定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抗议运动，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等，视为反文化运动。在认定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反文化运动的同时，也把五四运动看成反文化运动，岂不荒谬？这种混乱，惹出了思索的不便和褒贬的错位，其害不言自明。
其实，那个“反”字并不坏，如“反专制”、“反腐败”、“反恐怖”，都是褒扬性概念。但“文化”（包括连带的“传统”）这个概念可并不全是中性的，而且还有相当的褒义成分，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某种文化之前加个“反”字，这种文化的面目就不太好看了，如指“文革”没错，指五四运动则有误导性，因此有必要做个梳理。
既然“文化”这个概念中性偏褒，它就应具有其必要的品质。所以笔者认为，人类随其走出动物界而成为人所产生的文化，其品质首先应该是人性化（没有人性还成为人吗？），在发展过程中，支持人性化品质的应该是人文化、正义化、理性化、科学化、道德化、规则化、开放化、革新化。人性化，当然包括人格独立化，精神自由化，因为舍此则无任何人性化可言。其后的多种“化”，都是以人性化为目标的，为人的自我发展服务的。尽管在已往历史社会阶段，上述各种“化”的程度有限，但从整体看来之所以能成其为文化，就是因为其品质保证了这个进步的方向，而不是与之相反。只要其积极性和进取性不会磨灭，它就是文化，就有发展的生命力，一直是人的希望之所在。
如果我们这样界定文化的品质，那么，什么是反文化，就十分清楚了。
以此观之，五四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谁是文化，谁是反文化呢？显然，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精神，核心是人性化的，具有人文化、正义化、理性化、科学化、道德化、规则化、开放化、革新化等基本文化品质。而以专制为其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呢？它是反人文、反正义、反理性、反科学、反道德、反规则、反开放和反革新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几千年来反人性化即反文化的结果。五四精神反这种反文化，它就是文化。我们说“文革”是反文化，就是因为“文革”所反的就是文化的上述品质和内容。毫无疑问，“文革”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反文化，但是，当我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有人就认为这是“全盘否定”式的“咸式思维”，是“文革”行为。其实，“文革”不但没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专制性发展到空前残酷的程度，使其所积蓄的丑恶性和破坏性史无前例地大爆发。和苏联克格勃的上层特务杀害基层特务并不是终止特务政治而是强化特务政治是一个逻辑，“文革”看似“全盘否定”，中国的一切都可以不要，但都是为了发展更狠的专制——“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我们看清“文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统关系，批判传统文化，是为了切断“文革”之源，而以批判“文革”之名而有意或无意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内核，可是相当有害的啊。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文化和反文化概念上的错位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在承认文化这个概念之褒性意义的同时，并不否认各种文化品质上的差异。由于历史社会原因所形成的文化品质之高低，使文化有了先进和落后之分。而落后文化虽然落后，但也不属于反文化，只要它有开放性、包容性、革新性品质，它就会形成一套新陈代谢机制，弃旧图新，吸收新的血液，主动朝进步文化靠拢，赶上进步文化，不会堕落成反文化。但是，落后文化要是没有这样的品质，为了自己的一统天下，以排他性代替开放性，以保守代替革新，尤其是不为各种意见搭建争鸣的平台，压制不同意见，封锁文化信息，限制交流自由，敌视进步文化，那就异化为反文化了。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二战时所形成的法西斯文化和当前世界上出现的恐怖文化，就是异化而来的反文化。
文化形成之初的地域性，决定了任何文化都有其品质上的不足，只有在互补中寻求发展。但互补不是自以为是，总想以一统天下的帝王式观念征服他人，而是要在交流中碰撞，在改造中图新，甚至在脱胎换骨中求生。如今世界迎来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地球村势必建立不以任何文化意志为转移的地球文化。这就为各种文化开辟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迎来了严峻的考验。是发展还是停滞，是生存还是淘汰，是成为更进步的文化还是沦为反文化，全取决于其品质。不要一上升到“文化”二字，总带着某种永恒性的自负，认为应该也一定能与天地共存的了，而忽视了文化品质上的考虑。
文化的首要品质是人性化，人性化如何，决定着是文化、落后文化还是反文化。
焦虑与危机
——《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批判
？ 丁国强
《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是北大中文系所开设的学术讨论课的课堂实录。在高度商业化的今天，大学的思想空气也理所当然地稀薄起来。提问的兴致、研究的冲动、言说的激情越来越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面。即便是在离世俗很远的大学里面，问题中人、性情中人、孤独中人也实在是难以寻见了。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纯学者”都只是一种理想，一个幻影而已，即使是自由率真的灵魂之子在碰壁之后，也难保不世故起来，有的甚至越发变本加厉，像是发泄、报复一般，义无反顾地走向自我的反面。在平庸者、趋炎附势者之间，是没有真正的思想对话可言的。在当下这个批量生产知识的喧哗时代，挡在电视镜头和媒体炒作之外的自由对话是不多的。这在无形中显露了商业时代心智退化的危机。对话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并不仅仅在于人们在里面谈了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它启动了一种机制，张扬了一种追求，确立了一种精神秩序。冠名“旗歌”的一群研究生在这六次对话中所获得的是一种高于学术演练和文字游戏的精神狂欢。这些极富现场感的即兴表达向人们传递了一种不同于书面话语的别样智慧。
在这个躁动、媚俗的时代，舌头已经成为很顺手的作秀工具，谎话连篇而不脸红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了，而提问有时也背离了怀疑和追寻的本质，成为成就发言者的虚荣心、优越感的“托儿”。譬如说，某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天才和幸运，大肆渲染自己未成名前在一个小县城里的传奇。他看到文化馆的人不用按时上班，整天在大街上逛，于是就到文化馆上班，因为干什么都不行所以写小说，结果就出名了。这一套话跑到北大课堂上讲，明显带有挑战智性和学院风格的意味。奇怪的是，中文系研究生并不恼怒。“大师”的吹嘘、调侃或者前言不搭后语，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原始文本，他们居然从中听出了一种节奏，一种味道，一种神韵，而且还能够从中找到某种内在逻辑，以证明他们早已设定的学术观点。这种交流完全是在心领神会中完成的，贯穿着相互诠释、相互论证、相互迁就的原则。这是一种以谋生为目的的合作，谁都不好意思砸掉对方的饭碗。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在一场体制内的讨论里面发现什么颠覆性。在这个很势利的年代，无论是对暴富者还是暴得大名者，人们是不惮于献上最肉麻的赞美的，直到黔驴技穷。大学课堂作为一个“探究性空间”，炒作性成分被限制到最低限度，在这种话语氛围中，居然还未能彻底摆脱世俗的明星崇拜的纠缠，说明了融合、混杂、妥协的力量已经超过质疑、反思、拷问和审视。可见，成功人士的统治已无处不在。
今天的“旗与歌”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理想主义激情已经相去甚远。用“转型期”这个暧昧的词汇来描绘当下的尴尬处境倒是颇有意味。转型带来了危机，也催生了投机，这一切都在喧嚣中进行。无论是小资情调还是愤青面孔，无论是私人写作还是公共表达，无论是体制内的生存者还是被放逐的边缘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放肆地生长，并行不悖。谁也不必幻想包揽什么，谁也不必指望别人来拯救。在这样一个分化的时代，人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从过去的生活经验和心造的优越感中摆脱出来。流行文化对偶像的疯狂追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失落情绪的变态流露，对“文革”那样的集体记忆的猛烈改写。其实，私人化表达的限度是可以看得见的，“个性”一旦泛滥到可以批量复制的地步，挂在人们口头的“立场”二字将是多么脆弱和可笑。这是一个言不及义、心不在焉的时代，在会议、课堂、影院等各种各样的现场里，手机声此起彼伏。人们举着被刘震云、冯小刚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