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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第二篇《孔乙己》又在小说叙述者的选择上煞费苦心。小说的核心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 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乙己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在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叙述者的有距
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多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从作者、读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出发，人们对鲁迅的《阿 Q 正传》又有了如下发现：在第一章《序》里，叙述者一面以全知视角出现，却一再申称自己并非全知，连阿 Q 姓什么、名字怎样写、籍贯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就构成了对全知叙述的嘲弄。与此同时，作者与读者也对人物（阿 Q）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冷然观照，甚至略带嘲讽的态度。但随着小说的展开，叙述者的观点逐渐集中于阿 Q 的行为与意识，转向限制叙述；作者与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也由远而近：他们在阿 Q 身上发现了自己。到小说结束时，临刑前阿 Q 在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以及最后“救命”一声呐喊，已经融入了作者与读者自身的心理体验，因而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里，作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读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介入（融入），是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的“主观抒情性”的特征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读《伤逝》，就可以发现，小说的重心可能不在那失败了的爱情本身，而在于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这类无论怎样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 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直到逝世前他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的矛盾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
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他又做了这样的尝试：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吕纬甫与魏连殳）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小说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孤独者》中“我与魏连殳相识一场”，“以（魏连殳为祖母）送殓始，以（我为魏连殳）送殓终”，正是暗示着“祖母一魏连殳一我”之间的深刻的生命的联系。而我与魏连殳的三次论争：关于“孩子的天性”、关于“孤独的命运”、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也是显示了鲁迅自身的矛盾与困惑的。这都是“灵魂的深”的开掘，构成了鲁迅小说诗性的丰富内涵。
另一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炼的语言风格。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小孩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512 页。）。人们经常提及的，是《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仿佛绘画中运用疏体笔法涂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祥林嫂那最后的“肖像”也只有寥寥几笔：“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留给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鲁迅的实验的广泛性：他实际上是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来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将它们熔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人们同时还发现，鲁迅在试验为中国现代小说寻找自己的小说形式的最初阶段，是自觉地借鉴西方的小说形式的，因此，在谈到《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鲁迅强调“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512 页）。但在试验过程中，他，自身的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逐渐发挥作用，使他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吸取中国文学的养料，而如上文所介绍，他最初自觉借鉴的是传统戏剧、美术、诗歌的艺术经验。同时，像《儒林外史》等传统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创作的影响与启示也是明显的。这就说明，鲁迅的《呐喊》《彷徨》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传统小说）艺术经验的结果；当然，借鉴并不能代替作家的创造，鲁迅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的无羁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如鲁迅自己所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注：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 1 卷，241 页。）；鲁迅《呐喊》《彷徨》正是“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
二 说不尽的阿 Q
鲁迅的《呐喊》《彷徨》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它创造了以《阿 Q 正传》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阿 Q 正传》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阿 Q 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与发挥，从而构成一部阿 Q 接受史，这个历史过程没有、也不会终结。
鲁迅自己说，他之所以要写《阿 Q 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注：鲁迅：《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鲁迅全集》第 7 卷，82页；《〈阿 Q 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 3 卷，379 页）。最初人们也都是这样去理解阿 Q 的：小说开始连载时，沈雁冰（茅盾）就指出，阿 Q 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直到三四十年代人们也依然强调阿 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注：立波：《论阿 Q》，原载 1941 年 1 月《中国文艺》（延安）第 1 卷第 1 期）。这就是说，无论是 20 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思潮，都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阿 Q也就自然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于是，人们关注“阿 Q 精神”的核心：精神胜利法，并且做了这样的阐释：
尽管阿 Q 处于未庄社会的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 D 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了之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人们发现，阿 Q 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鲁迅的《阿Q 正传》正是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 Q 就被视为“落后的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关注重心也发生了转移。首先强调的是阿 Q是未庄第一个“造反者”，一位批评家这样分析阿 Q“土谷祠的梦”“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思想””。小说后半部对阿 Q 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描写也引起普遍重视。批评家认为鲁迅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注：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收《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94 页、88 页。）。毛泽东也多次提醒人们要吸取假洋鬼子“不许（阿 Q）革命”的教训。80 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又从《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念出发，重读《阿 Q 正传》。尽管关注的重点并无变化，却给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解释：强调的是阿Q 造反的负面：“即使阿 Q 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辛亥革命的教训也被阐释为，“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 ，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王注：富仁：《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31 页、21 页》）。这样，阿 Q 就再一次地被确认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转向对“阿Q 精神（性格）”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 Q 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没落》），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