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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水资源危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
水仅仅是中国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
大难临头之际，中国统治者很可能会高举起他们现在所讨厌的“人权”的旗帜，要求实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再分配。其逻辑的顶点，就是转嫁内部危机的对外战争。那时的执政者会有全新的思维：从巩固政权角度来衡量，战争，特别是某种能大幅度削减人口的战争，解决问题较彻底，且成本较低。这对于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陷入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一个走投无路的国家，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国家，应该不算是难以逾越的道德障碍。当年马尔萨斯所言战争是减少人口的一种手段，指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如果换成了“看得见的手”，情况又会怎样？退一步讲，即便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崩溃，也将把世界拖入一场灾难，我实在想像不出有几个国家可以幸免。
──难以设想吗？有时候，需要设想一下难以设想的事情。
在劫难逃的大崩溃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的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西方）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
也许还有一点时间。
也许一切都太晚了。
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
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达成了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会保持其巨大惯性。如俄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之恢复也需要漫长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权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漠视人权、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动乱、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已经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而任何一环的断裂，都会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
形势已危如累卵。
其实中国人已有预感。
看看“二十一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抓起牙刷便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竟把血汗钱往那早已资不抵债的国家银行里存，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末日气息弥漫，人们疯吃海饮，狂赌滥嫖，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
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这是灾难的直觉，绝望的集体无意识。
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古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今是，山河残破而党国尤在。
古诗云：“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今是，尔曹身与名未裂，已废江河万古流。
一个曾历经数千年风霜的辉煌文明似已在劫难逃。
“高速增长”背后的政治秘密
我在其它文章中曾著力分析：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有血有肉的主人），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但在毛式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了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这正如一辆“公用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平所创造的史所未见的“所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公有私营制”，这辆自行车仍然公有，所不同者，是使用者现在可以合法地驮带私货。这样一来，破坏性使用之烈可以想见！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并将传之万世，无人敢于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有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所称的“公有财产的悲剧”，但劳动者也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邓式“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可以说，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那么，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
中国政府和官方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他们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但私下里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他们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中国经济的不治之症，是灾难。因此，他们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而速度不高，则“优越性”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 ──看来，其中的政治秘密是：高速增长是中国现政权合法性之唯一来源。
众所周知，政权必须具有合法性。
一般而言，这种合法性大致有如下四种来源：
第一、符合法统的传承，如皇权社会的王位继承制；
第二、人民的直接授予，如民主社会的普选制；
第三、人民对武力夺取政权的事后追认；如民主革命虽然以武力否定了旧法统，但无不在革命之后以普选制直接与人民订立契约，建立新法统，确认新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的事实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在武力夺权之后进行这一合法性的确认程序；因此，从法理上讲，它们的合法性始终存在问题；
第四、在权力来源上既非依法传承，亦非人民直接授予，但在施政过程中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也可视为获得了人民的默认，具有了某种虽然虚假但还现实的“合法性” 。
由于中共武装颠覆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权，割断了辛亥革命和亚洲第一民主共和的法统，又没有以真正的民主选举建立新法统，于是，现政权的合法性只能从上述最后一条中去寻求。在中共政权初创和上升时期，权力来源是否合法之“确认”被回避，而巧妙地转换为一个制度是否优越之“论证”。除了空洞的“人民当家作主”，其优越性的重要社会—经济指针主要是“普遍就业”和“高速增长”。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率和增长速度，尚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经过长期社会主义实践后，中国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高速增长本身及高速增长所维持的普遍就业），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在后来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 “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注9）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弊病的不断暴露，随着对民主国家真实情况的不断了解，优越性“论证”遭到普遍怀疑，而合法性“确认”渐渐浮上台面。特别是1989年对席卷全国数百城市的民主运动实行武力镇压之后，现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诘问。在这种政权不稳的危机下，除了加强控制，把一切对合法性的挑战遏止于萌芽阶段之外，执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惜代价地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 。在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维持默契。于是，8％增长率又成了必须“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们是深谙个中奥妙的。杨帆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是一个预测数字，到了我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被强化到国内外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已成为我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注10）
经济学家程晓农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以至于掏空了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这是由于“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不是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花钱买稳定'的方针之上，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
因此，说到底，“高速增长”并非一个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权问题，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令中华民族山河变色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究竟为何而支付？
为了维持一个政权的统治，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
谁能告诉我，这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生产虚假合法性这种极少数统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圆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注释：
（1）王沅、孙承咏：《黑色绿色的岔口》，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
（2）昆明《生态经济》1995年6期，赵营波：《大协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
（3）香港《新闻周刊》1999年第10期，吉拉特·谢格尔：《中国力量的神话》；1955年GNP占世界总数4。7％这一数字出自《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转引自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第14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4）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9年9～10月号，吉拉特·谢格尔（Gerald Segal，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中国重要吗？ 》（Does China Matter）；转引自《世界日报》1999年8月29日，孟玄：《西方眼中的中国大陆》。
（5）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转引自香港《动向》1993年5月号，邵冰：《中国的'世界经济大国'梦》。
（6）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杨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
（7）转引自《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12月6日，王力雄：《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与劫数》；并见于许明主编：《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第101页。
（8）纽约《世界日报》1996年9月3日。
（9）《中国经济问题》，1978年第1期。转引自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第14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10）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杨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