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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农民以谷换钱，以钱易银，自然层层受剥削。这些情况，在史料中尤以
嘉道后个别大臣的反映，最为直率。关于银钱比价，“昔日卖米三斗，输一
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
① 清薛福成： 《庸庵笔记》。
② 清王先谦： 《东华续录》。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④ 民国《歙县志》卷九。
⑤ 享德： 《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70 页。
⑥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
⑦ 汤成烈：《治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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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民暗加一倍之赋” 。关于官吏浮收，道光初年，“官以其私，征米一石，
②
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而自后30年，“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关
于勒折，“每石折收钱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
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刁民挟制，于是大户折
色之价日减，小民折色之价日增……而漕政因之益坏，百余年来，日甚一日”
③
。
官吏的浮收勒折，首蒙其害者，自然是单寒的小户自耕农。嘉道时期土
地兼并过程的加速，正是建立在大批自耕农破产的基础上。
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向为中国治史者所回避。清代人口，在乾隆三十
④
一年（1766年）为209839546人 。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口为361693179
⑤
人 。 46年间，人口增加1。5亿。同期全国耕地面积（民田）却由741449500
亩降到705698400亩，也就是说，由人均3。5亩降到人均不足2亩。按乾隆
⑥
末年农业生产力估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可是，即使一家5
口，耕地20亩，按清代租佃通例，一般为主佃各半，而佃农尚须负担各种费
用，“一亩之田，耒耜有费，籽种有费，罱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
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千钱，一亩需千钱，上农耕田二十亩，则口食之
外，耗于田者二十千，以中年计之，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
①
存仅二十石” 。20石中除去上述费用，所余只能10石左右。以一年10石
的收入，怎够维持全家生活？因此，在道光初就已出现农民相率逃亡或抗租
不纳现象。道光初年，江苏金坛、吴江诸县因抗粮而酿成事端。道光八年（1828
年），山东发生抗粮风潮，“山东钱粮，嘉庆年间每两收至三千一二百文，
②
今日有加至四千文者……种种朘削，鸡犬皆空”。道光二十一年，湖北崇阳
③
“抗粮不完，聚众至二万人，兵械火器甚盛”。道光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
和抗粮风潮，很快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发展为全国性的抗粮潮。
（2）工业
①清代初期的工业政策。清代初期，前明遗留下来的手工业基础在战乱
④
中已破坏殆尽。江南驰名的丝织业，往往“所存仅颓房几间”。号称“买不
尽松江布”的松江一带，棉纺织业也因受战乱影响，出现“商贾不通，民无
⑤
生业”的萧条景象 。余如四川的井盐生产，景德镇的陶瓷业，已陷于全面瘫
痪状态。作为恢复手工业生产的重大措施之一，清政府于入关第二年即明令
废除元明以来的匠籍制度。顺治二年（1654年），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
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二，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
② 冯桂芬：《与许信臣抚部论苏松漕弊书》。
③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七，胡林翼：《谨陈湖北漕敝拟办减漕密疏》。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五。
⑤ 《嘉庆会典》卷一一。
⑥ 清洪亮吉： 《卷施阁文甲集》卷一。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章谦：《备荒通论》。
②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③ 清黄钧宰： 《金壶匕墨》卷四，《漕变》。
④ 孙珮：《苏州织造局志》卷三。
⑤ 《皇清奏议》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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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并宣布免征以银代役的“京班匠价”。这一政策对雇募逃散的工匠和促进手
工业的恢复起了有力的作用。匠籍制废除后，政府对官办手工业的应役者，
采取了按工给值制。如苏州织造局的机匠工价，缎纱花机每日工银1钱5分，
缎素机每日工银1钱3分5厘，挑花匠每月工银2两，倒花匠每月工银5钱，
画匠每月工银2两，等等。
其次，废除了官营采矿和国家对井盐生产的垄断。顺治时期的矿业政策
①
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官府只按常例课税，不直接干预开采。井盐
灶户，顺治时期虽著籍“灶籍”，但只是职业标志。官府对井盐生产同样采
取任民自由开采政策。国家只按井灶课税，并且对于开凿井盐，允许按照开
荒之例，定3年后起课。但由于顺治时期国家尚未统一，军费支出浩大，以
及重本思想，在政策上也时有反复和限制。如不久又恢复了“京班匠价”，
限制机户织机不得超过100张等。
康熙统治时期，商业思想比顺治时期开放，主张“卹商”和“利商便民”
②，从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如在纺织业方面，取消了过
去对机户织机的限制，江南市镇出现了一批拥有雇佣劳动者的布局。上海县
生产的青蓝布，每年达到30万匹。苏州的汪益美号（亦即程益美号），“一
③
年销布约以百万匹” 。江宁、苏州、杭州三地官营丝织业，顺治时期往往由
于“兵饷告匮”，或“裁省”或“停止”生产。康熙时期，随着经济的恢复
织机达到2140张，超过了明代的生产规模。景德镇陶瓷业，战乱破坏尤其严
重，顺治时两次“奉造龙缸”均未能成功。康熙年间，在民窑陆续恢复的同
时，官窑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重新建立。当时官窑拥有作坊23个，
“窑五十八座，除缸窑三十余座烧鱼缸外，尚有青窑，系烧小器。有色窑，
①
造颜色” ，每年供应御瓷器达数万件。
在采矿业方面，康熙采取鼓励的方针，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
府批准当时云贵总督蔡毓荣关于许商民自行开采的疏请。同时在实行“十分
抽二”的常例基础上，对招商开矿有成绩的官员加以奖励，对商民的正当利
益加以保护，如“严禁势豪霸夺民峒”，严禁“别开官硐”，而且对开矿商
②
民，“上税三千至五千两者，酌量给以顶带”。在云南开矿业的带动下，两
广、四川、湖南等省的采矿业也开始蓬勃发展。康熙四十四年 （1705年），
云南全省开办铜矿共17处。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全国各种矿藏开采
发展到70处。
然而，清初工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常常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干涉和
压制。如在采矿业方面，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对江西商民萧宗章等申
请开采南源山铅锡矿的批示中就有这样的反映，“闻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
③
方，嗣后有请开采，俱著不准行” 。地主阶级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康熙不能
不作出某种妥协。又如在染织业方面，雇佣工人甚至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迫
⑥ 《清世祖实录》卷一六。
① 《清史稿》卷一二四，矿政。
② 《东华录》康熙卷二八。
③ 许仲元： 《三异笔谈》。
① 康熙 《西江志》卷二七。
② 清师范： 《滇系》卷八。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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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康熙初，里中（枫泾）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
来成群，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小栅，设
④
计愤杀，死者数百人” 。
地方封建势力还常常勾结封建官府，到处立碑，限制和剥夺工人的人身
自由，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规定，“于众包
头中，择一老成练达者，举充坊总，颁给团牌，管押各甲踹匠，五人连环互
保，取结册报，一人犯事，四人同罪”。
②雍乾时期手工业的发展。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在经过康熙半个多世
纪的恢复、整顿、巩固之后，具有了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
农业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较过去有较大提
高。在江南地区，农田耕作已普遍使用耕牛，铧犁部件结构已大有改进，车
水普遍使用畜力和风力；耕耘除草实行三耘制，轮作由过去的一年两熟发展
为一年三熟制，土地利用率提高了两倍。高产田丰年时，每亩可收米3石，
麦1石2斗。一般亩产米均可达2石5斗。其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
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愈益普遍，并很快形成了专业化经济作物区。如棉的种
植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尤其是浙江近海一带和上海、崇明、
奉贤等地，植棉多于种稻。蚕桑种植主要集中杭、嘉、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
甘庶种植主要集中在东莞、番禺、增城、潮州，以及台湾的台南、凤山、诸
罗三县。其他如茶叶、烟叶，随着市场的扩大，在一些著名产区赖以为生的
人愈来愈多。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为农产品加工提供了丰富的
原料和市场。雍乾时期摊丁入亩制度的施行，不仅免除了无地佃农的丁银负
担，而且随着班匠银摊入地亩，过去负担班匠银的工匠也彻底摆脱了封建义
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生产。
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手工业生产不仅拥有为少数统治阶级和富
人服务的奢侈品市场，而且拥有越来越大的民生日用品市场。这一时期，在
手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棉纺织业。当时的棉织业无论在工具、分工和生
产规模上较前期都有明显的变化。在一些著名生产地区，如松江，已普遍使
用加长的木弓和多锭的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弹花和纺纱效率。棉布的织造、
染色和平整，分工越来越细。棉布的品种加多并往往具有产地特色。如上海
三林塘、乌泥经生产的细棉布，能达到“紧细若绸”；无锡生产的棉布“坚
①
致耐久”；“卉织为布，出海宁硖石者，视他县为佳”；“紫布以殷行为最
②
佳……雍正间，销路浸广，皆以殷行布为标” 。在染色业上，根据染色分为
青坊、红坊、黑坊、绸布印花坊等。平整有专设的踹坊或踹房。棉布生产的
规模和组织也开始接近工场手工业生产形态，“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
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