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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雍乾时期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雍乾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原料生产与粮食生产地域分工逐渐明显。较
具典型的是，由于江浙蚕桑区所需粮食，很大一部分取给于湖广地区，以致
过去所谓的“江浙熟，天下足”谚语，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雍正四年《硃批谕旨》也是这种变换的佐证：“天下米粮，出产于东南各省
居多，平日借客商贩易流通”，“如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
②
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 。这是东南
各省情况。北方也有相似例子，如“临清为四方辐辏之区，地产麦谷，不敷
用，犹取资于商贩。从上河泛舟东下者，豫省为多。秫梁则自天津溯流而至。
①
其有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也” 。据估计，雍正十二年（1734年），
②
单是从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年达1000万石左右 。这样，就构成了雍乾时
期以粮食为主的长途贩运的繁盛景象。也正是粮食产量的增长及其流通范围
的扩大，推动了农工业进一步分工，为商业的繁盛创造了物质条件。
雍乾时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商业活动达到封建社会晚期的鼎盛期。一
些大中城市，在恢复旧有的基础上又不断形成新的商业区。乾隆年间，北京
③
前门一带，游人之多和交易之兴隆，几至“对面交言听不真”。苏州阊门外
南濠，明时还是个店铺稀少，货物寥寥的郊区，乾隆末已发展为“地值寸金”、
① 清李士桢： 《抚粤政略》卷六，《分别住行货税》。
② 《雍正硃批谕旨》，何天培奏折。
①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
② 金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
③ 李华：《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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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商贾辐辏”的商业区。同时，一些在前明时已具基础的市镇，雍乾时更发
展为工商业中心。如在华南，素以冶铸、陶瓷著名的佛山镇，乾隆年间，共
⑤
有大小街巷622条，人口数十万人，且人口构成多半为工商业者 。在华中，
汉口镇，以地处九省通衢，明中叶后商业逐渐发达，乾隆年间，户口发展到
20余万，盐、米、花布行户数千家，据估计，每年商品总贸易额约达一亿两
⑥
。
雍乾时期，一些或基于专业，或因原料产地，或作为货物集散地而存在
的次级市镇，经济活动也开始超出地区性限制。吴江盛泽镇，明嘉靖时，有
“居民百家”，“以绫绸为业”，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发展到“居民万
①
有余家”，乾隆年间，随着商人资本的发展，“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
太仓鹤王市为著名棉花产地，每年秋收时，“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
②
林塘经过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 。即使在边陲地区，如宁古塔，乾隆年间，
③
这样地处一隅的土产市场，也发展为“江南各省之人亦万里而来”的小都会 。
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雍乾时期的商业在不同的地区，在城市
与农村之间往往形成强烈的反差。如当时的化州，“城市聚货寥寥，贸易无
④
他奇，不过鱼米盐畜布麻诸物” 。又如林县，“林俗淳朴，市无奇赢，抱布
⑤
握粟，交易而退” 。而在繁华的商业城市，如苏州，“洋货、皮货、绸缎、
⑥
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 。另方
面，大城市的商人，已开始运用工商会馆这样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
雍乾年间，北京共有工商会馆、公所50所。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北 京
⑦
靛行会馆商人曾为“外牙索诈滋扰”，而团结起来，与牙行斗争。而在一些
落后地区，普通商民仍不得不忍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如江西有所谓“墟长”
者，“凡遇货物到墟，刻意勒索，或一两抽至三四分、五六分不等，名为牙
⑧
用，实同讹诈” 。
雍乾时期的对外贸易，与康熙时期相比，贸易额和关税收入均有增长。
在经营管理体制上，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为防范西方商人（也
是为防范国内汉人）的不法活动，关闭了其他海关和港口，只保留粤海关。
从此，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港口。由于业务量的集中，广州的商行随之被
划分为三大行业：外洋行，即洋货行，“专办外洋各国夷人载货来粤发卖输
课诸务”；本港行，“专管暹罗贡使及夷客贸易纳饷之事”；福潮行，“极
①
输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往来买卖诸税”。乾隆末，本港行因有拖欠暹罗商人
④ 清顾公■： 《消夏闲记摘钞》卷中。
⑤ 道光 《佛山忠义乡志》卷一。
⑥ 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 年第一期。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市镇。
② 乾隆《镇洋县志》卷二，市镇。
③ 冯一鹏：《塞外杂识》。
④ 光绪《化州志》卷二，风俗。
⑤ 乾隆《林县志》卷五，《风土·集场记》。
⑥ 顾公■： 《消夏闲记摘钞》卷上。
⑦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⑧ 《兴国县志》卷三七，《请革墟长详文》。
① 清梁迁楠： 《粤海关志》卷二五，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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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款事故而被废除，业务归外洋行兼管。广州的外洋行，俗称“十三行”，
商人资本雄厚，乾隆年间组成公行，成为洋行商人的行会。
雍乾时期的外贸商品结构，输入品主要是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大米，其次
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奢侈品，如自鸣钟、玻璃镜，以及由日本、东南亚贩
运的香料、海参、鱼翅等特产。输出品主要是生丝、丝织品、陶瓷、茶叶以
及铁锅等生活用品。其中茶叶的输出量增长最快，乾隆五年（1740年）向英
国出口茶叶1。4万余担，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后，每年平均出口4—5
②
万担，占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华出口货值的80—90％以上。随着商品输出的
增长，乾隆时期的关税收入也有很大增长。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五年的十年间
③
为4755312两；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的十年间为9271536两 。
雍乾时期 （1723—1795），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始终保持出超的有利地
位。这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中国则仍处于前工场手工业阶段（至少工场手工业尚未成为主要生产形态）。
这种出超地位，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下，也是难以长期保持的。
③嘉道时期商业的衰落和鸦片贸易。雍乾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商
人资本的膨胀。一部分商人由包买活动发展为兼营手工业工场生产。在这方
面，除传统的纺织业外，也见诸于新兴的烟、茶行业，如山东济宁，“其出
产以烟叶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
①。然而，大多数商人，仍抱着传统“重本”思想，即所谓“本可以兼末，事
末不可废本”，把大量资本积累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剥削，变为商人地
主。同时，封建捐纳制度也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商业利润，如在福建永定，“乾
隆四十年以后生齿日繁，产烟亦渐多……永（定）之财，多积于贸易，捐监
②
贡及职衔者人以千数” 。商业资本的封建性还表现在高利贷活动，乾隆时，
③ ④
北京城内外就有当铺六七百座 。乾嘉以后，单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 。
尽管清代律例规定，钱债“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即月利率不超过3
⑤
％，但嘉道时，“称货者，其息恒一岁而子如其母”。商人资本的畸形发展，
加重了封建剥削，最终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成长。
嘉道时期，农村的贫困化和手工业生产的萎缩，也直接影响着流通领域，
市场普遍不景气。而鸦片贸易的扩大，和随之白银大量外流，对商业更是雪
上加霜。
在雍乾时期，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上曾长期保持出超。乾隆中期，广州一
地流入的白银，估计平均每年在百万至四百万之间。尽管当时已有从印度走
私进入广州的鸦片，但数量不大。至嘉道时，由于吏治日益腐败，加之鸦片
毒瘾之难于戒绝，使英国商人得以勾结国内奸商，贿通朝廷命官，使鸦片源
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当时地方官僚几乎无人不抽鸦片，昂贵的消费进一步加
深了官场的腐化。嘉庆五年（1800年），英国商人由印度运至中国的鸦片已
② 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③ 《奥海关志》卷二四。
① 包世臣： 《安吴四种》，《中衢一勺附录三》。
② 《永安县志》卷一六，《风俗》。
③ 清王先谦： 《东华续录》乾隆卷二○。
④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⑤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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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457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道光十年（1830年），即激增至19956
箱。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竟达到40200箱之巨。总计鸦片战争（1840
①
年）前十几年间，进入中国的鸦片共有213899箱，价值1。88亿元 。
鸦片大量输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嘉庆后期，外流白银，“每年约计，
②
竟至百数十万之多” 。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
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万”
③。事实证明，鸦片作为堕落者无可替代的商品，正在驱逐其他商品的消费。
④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仅苏州一地，估计“吃鸦片者不少十数万人”。
道光时，吸食鸦片已不限于官府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