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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仅苏州一地，估计“吃鸦片者不少十数万人”。
道光时，吸食鸦片已不限于官府缙绅、纨袴子弟，而普及到“工商优隶，以
⑤
及妇女僧尼道士” 。当时，苏州、汉口等城市，“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
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
⑥
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嘉道时商市之疲软，自在情理之中。
④清代闭关政策的失败。闭关自守是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对外关系的指
导思想，其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基于内部的政治需要。采取这样政策的
可能性，则是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无求于外国。至于统
治阶级需要的奢侈品，更有“万国来宾，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奇不
①
有” 。然而，到18世纪末，这样的闭关政策已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地理大
发现后，西欧各国相继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进行殖民掠夺，并把对外贸易看
作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但是在中国，郑和下西洋被视为一项敝政，以
致成化时 （1465—1488），兵部尚书刘大夏销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且不
再建造宝船。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重本抑末”，以自然经济为最高理想，
把对外贸易看作是一种“恩赐”。朱棣就说过：“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
②
岂可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所
以，郑和下西洋，到处去撒“赏赐”，从经济上自然是敝政。
三个世纪后，清代统治者在看待对外贸易上，仍死死抱着恩赐观点，“天
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
③
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英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然而，蒙昧主义
终究抵档不住大炮的轰击。1757年，英国殖民势力在印度得逞后，便大举向
东扩展。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订立《防夷五事》，企图遏止外
国势力的侵入。这些防范措施，包括禁止外国商人在粤过冬，禁止中国商人
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等等。防范不可谓不严，但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
这些禁令如同一张废纸。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独占鸦片专
卖权后，由印度进入中国的鸦片逐年增加。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英国占
领槟榔屿后，广州东印度公司就在当地政府的眼皮下大肆招诱华工去槟榔屿
① 马士：《中华帝国关系史》卷一。
②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四。
③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一册。
④ 包世臣： 《安吴四种》卷二七。
⑤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黄爵滋奏。
⑥ 《林文忠公政书·湖文奏稿》卷五。
① 乾隆致英皇乔治三世诏书。
②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市舶。
③ 《熙朝纪政》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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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借乾隆八十寿庆之机，派遣六百余人
的庞大使节团来京，要求清政府准许英国在北京派驻官员和设立商馆，要求
开放宁波、天津、舟山等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在舟山附近岛屿居留和在
广州建英商住宅区，以及准与英国教士传教自由等。当然，清政府拒绝了这
些要求。
进入19世纪，英国舰船开始在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嘉庆五年（1806年），
英船“天祐号”驶入黄埔，肆意残杀黄埔居民。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
船“海王号’冰手在广州打死打伤广州居民数人。但鸦片贩子的贿赂，已“使
①
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完全腐化”。军官吃空缺，不理操练，临阵雇人充当，
广东营伍，士兵吸鸦片也屡见不鲜。官场腐败，武备废弛，清廷的虚弱已彻
底暴露在殖民主义者面前。闭关自守政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也就成为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 年版，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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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
（1）日本的土地制度
①德川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日本从应仁之乱（1467—1477年）到永
禄十一年（1568年）织田信长征服京都为止，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兵
燹和动乱。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遗业，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丰臣秀吉
死后，德川家康于庆长八年 （1603年）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 （今东京）
设立幕府，并开创了长达 265年（1603—1867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德
川幕府初期的三代将军，实行武力统治和专权政治，奠定了牢固的封建体制。
这种封建体制以幕府为中央统治机构，以臣服于幕府的各藩为统治基础，故
亦称幕藩制。
德川时代，日本人口大致稳定在2600万上下。全国农业耕种面积16世
纪末为150万町步（亦称町，1町步合0。99公顷），18世纪上叶增加到290
万町步。全部土地为封建领主所占有。德川时代的封建领地分为四种：幕府
领地、大名领地、天皇公卿领地和寺院神社领地。德川家族既是全国最高统
治者，又是最大的领主，幕府拥有的直辖领地约占全国耕地的26％。幕府统
辖全国约270个藩，各藩直接统治者称大名，大名共占有全国耕地的70％。
天皇及其臣属（公卿）在幕府体制下处于无权地位，不参预政治，但握有大
量土地。寺院神社作为封建统治的辅助工具，也占有不少土地。将军和大名
豢养有大批武士，称为家臣。武士没有领地，靠领取俸禄为生，但享有免税
和任意屠杀人民等特权。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在此基础上的将军——大名——
武士封建统治结构，使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的封建落后状态。
德川时代的封建领主都不建立庄园经济，而是将土地零碎地交给小农耕
种。占人口 80％的农民成为领主领地的世袭租佃者。当时每户平均耕种约2
町步的份地。日本的租赋称“年贡米”，即以丈量后的土地面积及土地肥瘠
为基准，以实物米计算的一种租赋形式。比如，17世纪末，农民的水田租是
四公六民，上等田每段（1/10町）确定的标准收获量为稻谷三石（l石合公
制1。804石），折合米 （糙米）1石5斗，按四公六民计算，需交租赋40％
即6斗。其余的60％即9斗，留充农民的生活费用及再生产成本。此外，相
辅而行的“毛见法”（检查每年实际收成情况）和“定免法”（根据几年中
平均租赋率而定的租赋额），是确定当年租赋额的一个依据。
农民除缴纳租赋外，还须承担种种附加税和为领主服杂役。税法在幕府
领地和各大名领地多少都有些不同。以幕府领地为例，除租赋外，尚有附加
税、杂税和赋役三种。附加税包括口米（供幕府地方机构的开销）、欠米（弥
补年贡米运送过程的损耗）、添加米 （补升量的不足）等，如果把这些都计
算在内，租率就要高得多。杂税是对山野河海的使用所课的税，如割草、砍
柴、捕鱼、狩猎、制盐等。赋役包括各种工事所摊的夫役等。
在三代将军统治时期（1603—1650年），对农民制定了严厉苛刻的政策。
除永远禁止百姓买卖田地外，为防止农民纳税能力低减，幕府于宽永二十年
（1643年）几次下令，对农民生活加以严厉限制。根据《庆安御触书》（1649
年）记载，政府对一年的农民活动作了种种规定，并要求农民刻苦节俭，如
多吃杂粮，不许随便吃米；不许买油、买茶和饮酒、饮茶；不许种植和消费
烟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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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从第四代到第七代将军的65年时间 （1651—1716年），是幕
府的所谓“礼教文化政治时代”，它标志着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勃起。
随着过去的地域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以及贡米的商品化，农村的自然经济受
到商品经济冲击。从18世纪初，第八代将军享保时期起，封建社会开始动摇，
农民的两极分化与日俱增。享保以后，租赋从四公六民提高为五公五民，农
民租赋负担极重。而且随着幕府财政困难的加剧，征收方法也十分残酷。享
保十七年 （1732年），农村发生大饥馑，大名领地的饥民人数达到197万，
幕府领地有67万。土地虽不属农民所有，但贫困农民为生活，还是把世袭份
地抵押、典当给商人和富裕农民。商人和富农靠贩卖农村生活和生产必需品
和放高利贷，积累起大量财富，在土地兼并中成了农村新兴地主阶级。地主
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贡米。上缴给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封
建领主。因此，农民的租赋被提高到占收成的60％，或甚至达到80％。享保
时起，农民反抗领主横征暴敛的起义，矛头往往指向地主及与之相勾结的村
吏。
②检地和农业。检地 （丈量土地）开始于丰臣秀吉时期，丰臣秀吉丈量
土地的目的，是要清查全国农业耕种面积和确定租赋。为此，丰臣秀吉丈量
的要点是：制定统一的面积单位，以曲尺（约合0。303公尺）6尺3寸见方
为一步，30步为一亩，10亩为一段，10段为一町；按土地的肥瘠程度，分
别定为上、中、下、下下四个等级，统一规定标准产量。同时为此目的，统
一了升、斗的容量标准。为了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把土地的实际耕种
者登记在检地簿上。丰臣秀吉的检地，完成了从庄园制向新型土地制度的转
变，成为日本近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一时期确定的单位和名称，一直沿用
到昭和时才停止。
德川幕府时代也多次实行检地 （重新丈量土地），检地的目的是企图造
成有地1町，产米10石的小农经济，并不是要保证每个农民都有份地。事实
上，农村中有地的自耕农和无地农民，从近代初期就已经存在，兼之，德川
时代限制分割土地（分割土地不得小于1町），农户除长子外，次子、三子
都不可能成为自耕农。检地时，自耕农在检地簿上登录姓名和田产，贫雇农
原则上不作登记。尽管如此，由于检地，多数农民得到了固定的耕种土地，
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了对土地的投入，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在礼教文化政治时代，幕府和大名不仅奖励农民勤恳务农，而且还奖励
开恳新田，发展副业。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初，农民已普遍采用脱粒
机、水车舂米。肥料中，鳁鱼渣、鳁鱼粉、青鱼渣以及各种油渣的用量增加。
农作物除五谷外，四木 （桑、茶、楮、漆）、三草（红花、靛、麻）也已普
遍裁培。这个时代新增加的作物，还有甘蔗、甘薯、马铃薯，甚至在三代将
军时期禁忌的烟草，也开始大量种植。农业开始由单一的谷物种植向商业性
多种经营发展。17世纪末，全国已逐渐出现专业产区。靛蓝集中于四国阿波，
烟草集中于近畿和四国，茶集中于宇治、山城，甘蔗集中于萨摩（鹿儿岛），
棉花集中于河内、和泉、摄津和播摩，等等。
在奖励垦荒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日本全国农业耕种面积，从 16世纪末
的 150万町步扩大到了18世纪上叶的 297万町步，粮食产量从1800万石增
长到2580万石。同时，农村两极分化也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比较
活跃的地区，如畿内和濑户内海沿岸，上层农民有能力购买和施用鱼肥、豆
粕、棉籽粕等高效肥料，提高土地收益，而下层农民无力竞争，只好缩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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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或丧失土地。到享保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