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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为公司自己，也为英国提供了巨大利润。在1757—
1815年间，英国从印度搜刮的财富约达10亿英镑。
⑦货币与银行制度。英国铸币历史甚早，1489年亨利七世时期铸造金
镑，即王币。1504年又铸先令，是一种银币，20先令合1金镑。1663年首
次发行的硬币称金畿尼，因为第一批畿尼是由皇家非洲公司从西非的几内亚
运来的。在伊萨克·牛顿爵士任造币厂总监时，于1717年把1畿尼定值为
21先令，代替了金镑的地位。这种金币与银币并行的制度，就是金银复本位
制。由于17世纪英国金银比价与大陆国家有差异，英国银价较低，银币被熔
化运出。1695年曾确定了金银的法定比价。到了18世纪下半期，大陆国家
的金价高于英国，英国金币又开始外流，金币与银币之间又失去平衡。议会
为了使银币成为辅币，1774年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25英镑以上的钱不得用
银币支付，而在这之前，规定的是任何人不得拒绝以银币还债。1816年5月
才通过最后决定，规定英国以金币英镑为本位币，它有无限法偿的资格，银
币先令为辅币，20先令合1英镑，仅有有限法偿资格，即以银币作为法币支
付时最多不能超过40先令。铜币便士为小额辅币，12便士合1先令。本位
币英镑于1817年起铸造，原有的畿尼继续通用。至此，英国金本位制基本建
立。
与货币制度密切相关的，是银行制度。英国在17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一
个政局多变的国家可能经历的财政困难。在1649—1652年的共和国时期和随
后的克伦威尔时期，预算案几乎总是出现赤字。1659年政府的开支，估计为
220万英镑，而岁入只有187万英镑。当时解决这些预算赤字的办法，是大
批拍卖土地，向伦敦的商界和金融界大量举债以及拒付债务。1659年，公债
已高达200万英镑。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后，赤字依然不断。当时解决的办
法是：1671年开始直接由国家征收关税；将1655年发行的约130万英镑的
“偿债券”一概冻结；1684年开始直接征收炉灶税。
在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由于同法国的战争，政府在财政上的需求更
大，在困境中，辉格党想到了将国家需要与创办一家股份银行相结合的办法。
这时有一个拥护光荣革命的大商人裴德森，正准备仿效阿姆斯特丹银行筹设
英格兰银行。1694年，国会在出席人数很少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法令，规
定用一项新税收偿付120万英镑公债的利息。公债由私人资本认购，认购者
可获得担任“英格兰银行总裁”职务，并赋与银行经营货币和票据、发行与
此等额纸币的特权，但若未经国会特别批准，银行不得在法令规定的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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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之外再向政府提供新贷款。这项公债以及与此同时创办的股份银行，都
取得了圆满结果。1694年，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裴德森出任首任行长。
银行由于所认购的120万款项全部贷给当时的威廉三世政府，所以冒有
极大的政治风险，一旦斯图亚特王朝卷土重来，银行就会破产。但当时辉格
党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11天内全部公债被一购而空，认购者（股东）全
都是执政的辉格党人。同时，股票很快以高出票面价值进入交易。1697年，
银行的资本增加了100万英镑，这笔金额同样如数提供给了政府。从而，英
格兰银行经营的扩大，就与国债的增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英国国债在18世纪达到空前的数额，1783年达到2。385亿英镑，每年
债息就超过800万英镑。如此巨大的国债，没有对这个国家和银行构成威胁，
既有技术性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但主要是经济原因。英国国债从未因任何
政治危机而中断过定期利息支付，它将国家债权人的利润转嫁到了纳税人头
上；英国在历次战争中都是胜利者，而且从未在自己本土上进行过战争；而
最主要的是英国的商业利润和整个资本积累一直处于旺盛时期。
英格兰银行虽然在很长时期中是私人银行，但它代理国库，接受再贴现，
领导货币市场，客观上发挥了中央银行的职能。
⑧保险公司与交易所。近代随着海运业的发展，在金融业中开始出现其
性质和营运方式近似银行的海上保险公司。1688年，英国的一些船商常在伦
敦劳埃德咖啡馆聚会，商讨海上保险事宜，于是成立了劳埃德商船协会。最
初商船协会是专为英国商人和船主服务的，由同业中人订立协定，通过各方
背书签名，以分散海运风险。至18世纪，伦敦的海上保险业系统蓬勃发展。
1793年，在海战中，劳埃德水险商的业务得到长足发展，终于成为国际水险
承办人。
几乎与此同时，伦敦纷纷成立了其他保险事业。火灾保险公司是在伦敦
1666年大火后兴起的，1706年成立的太阳火险公司是其中最大的公司。人寿
保险一开始是分散经营的，其中1762年成立的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声誉最著，
历史最长。
交易所是商品和证券交易的市场。以买卖现货与期货为业务的，称商品
交易所；以买卖股票、公司债券与公债等有价证券为业务的，称证券交易所。
交易所早在中世纪就已有了，但近代意义的交易所到 16世纪才出现，1531
年设立的安特卫普交易所是近代欧洲最早的交易所。英国当时在安特卫普已
有用石料建成的英国交易所，用来买卖商品。安特卫普还是各国政府常务使
臣签订货款协议的地方，英国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欣曾为王室经办过棘手的
借款任务。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每每通过自己的节俭来支持他，1566年格
雷欣在伦敦创建了皇家交易所。
17世纪时，随着公司金融的发展，产生了证券市场。过去，贸易公司出
售的“股票”，还只限于一次航海，“冒险”之后即行还本付息，如公司需
要筹措更多资本，宁愿要求原股东增资，而不希望外人认购股票。1623年后，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开始扩大发行具有固定票面价值的股票，而不号召原股
东增加股本。以后，英国一些急于筹资的公司，进一步发展了可在短期内偿
还的“债券”。由于债券利息一般在5％以下，比发行新股票（平均股息为8
％—10％）更为有利，于是五花八门的公司债券便开始充斥证券市场。1709
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发行的债券价值达300万英镑以上，而公司的
名义股票资本只有约325万英镑。这时期银行家也开始购买公司债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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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现金准备。但也有小的私人投资者，主要投资渠道既非股票，也不是
公司债券，而是由政府发行的证券和公债券。
伦敦证券交易所出现后，职业与非职业的投机家在从科恩希尔通往伦巴
第街的“交易所胡同”中表现出的那种狂热，丝毫不逊于人们在20世纪20
年代在华尔街所见的情况。然而，这一时期震撼整个欧洲金融市场的所谓“南
海泡沫”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政府促成的。
1711年，英国政要罗伯特·哈利创办了一家殖民地贸易公司“南海公
司”，公司愿意接受所有政府公债持有人以债券认购公司股票，政府则授予
公司在南美和中美洲的贸易垄断权。这样，公司成了政府债权人，而所有政
府公债持有者成了公司的股东。公司原以为获利很有把握，所以夸大其词地
诱使许多人投资认股。公司股票价格也随之迅速上涨。
南海公司股价的上涨，引起了股票行情普遍看涨。一时股票投机热席卷
伦敦，并蔓延到巴黎、阿姆斯特丹以及欧洲其他城市。在这场投机热潮中，
南海股票始终是热门货，1720年1月1日，南海股票指数为128点，而同年
7月1日已高达950点。然而1720年春天，巴黎的印度公司已发出了危险信
号，公司将股息定为2％，同年8月，英国政府也突然加紧了对股票投机活
动的控制，议会通过“泡沫法案”（乔治一世6年法令第18章）。“法案”
原是在南海公司的鼓动下，政府对未经特许的公司的禁止。但事实证明，这
些动向提醒了投资者，成了“南海泡沫”事件的引爆线。当股票价格刚一跌
落，投资者就象几个月前抢购股票的那样，迫不及待地争先抛售股票。9月1
日，南海公司的股价指数为775点，到了10月14日，下跌到170点。与此
同时，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也从9月1日的227点，下跌到10月14日的135
点，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从345点下跌到145点，非洲公司的股票从130点下
跌到40点。南海泡沫与同时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事件构成了近代金融史上的
所谓泡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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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
（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法国的封建领地，自12世纪后开始瓦解。在14、15世纪，农奴制已基
本废除（邻近德意志边境的东部地区，直到1789年革命前夕，估计尚有150
万“死手”制农奴，但依附形式已趋缓和）。16世纪时，由于价格上涨和宗
教战争，领主的权利日见衰弱，实际上已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大多数领
主所保有的土地面积已经缩小许多。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事实上已有权任
意使用土地。在这之前一直受领主严格控制的土地，从此可以买卖瓜分，这
就使得法国的小农所有制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到了17世纪，领主又图谋扩
张地产，以紧急需要为由，没收以前归农民占有的土地，另一方面，利用村
社居民的欠债，强行征用村社三分之一的地产 （“三分制”名称源于此）。
然而不管怎样，法国领主保有地的扩张，并未直接损及小农的地产，而且也
无法阻止土地关系朝着租佃制的发展。
17—18世纪，法国农村主要存在下述两种形式的租佃制：有期租佃和交
谷租佃。有期租佃，农具与牲畜均由耕种农田并向地主交纳现金或实物地租
的农民自己解决。交谷租佃也就是分益耕种制，地主提供部分牲畜与农具，
收取一部分作物作为租金，通常地主所得部分，占产量的1/4到1/2不等。
农田有期租种制，在耕田肥沃地区尤为常见，如在塞纳河中游，而分益制往
往与法国比较贫瘠的地区有关。
法国农民除交纳地租外，还须承受各种封建义务和苛重的国家赋税。封
建义务主要有徭役和教会的“什一税”。路易十五时期，已实行征调农民修
建道路、营房等无偿劳役，而且往往对同一个人不断征调，违者课以罚金。
教会什一税实际是第一等级僧侣加于广大农民的重轭。大革命前法国僧侣约
12万人，占全国人口0。5％，占有全国地产10％，地产年收入为8000万至1
亿里弗尔，而什一税收入达12000万里弗尔。国家赋税包括人头税、军役税
等直接税以及盐税、酒税、烟草税等间接税。18世纪直接税增加了约一倍，
间接税增加了两倍。除了制度环境，由于法国农业大量保留中世纪特征而造
成收益递减，也是农村贫困的原因之一。直到18世纪中叶，大多数地区依旧
沿用陈旧的三圃制。法国16世纪上半叶小麦的总收获率是6。8，18世纪上半
叶小麦总收获率是5。8，这期间收获率下降了17％（从收获率中扣除1单位
粮种后计算）。
在上述情况下，许多农民遇到歉收年景，就不得不举债，忍受高利贷盘
剥，直至以土地抵债。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在法国农业总人口2200万人中，
赤贫农民几乎占 10％。当时英国农学家阿瑟·扬在法国农村进行考察后认
为，无须什么大预言家即可看到法国革命已迫在眉睫。
（2）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法国专制王朝的财政危机，是革命的直接导火线，而 1789年前数年中的
歉收和饥馑，使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面临土地问题的考验。
法国路易十六期间 （1774—1792），国债增加了三倍，历年短绌之数都
靠借债维持。到1789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