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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成了全军上下、前后左右无处不在的人物。
起义部队打下江西瑞金后，随后分成四路继续南下，李立三负责指挥第三路。就在起义部队一部开进福建长汀时，发生了李立三第三次被开“追悼会”的故事。
这一天，周恩来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研究南进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闯了进来。周恩来抬头一看，见张国焘脸上表情很悲痛，惊问道：“特立，出什么事了？”
张国焘难过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哪个看见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刻对门外的一个警卫员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一会儿，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叫于柱儿。周恩来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报告了李立三“牺牲”的经过：
在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个重伤员快死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重伤员身边，一看还真是老相识，伤员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起义时是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当下难过地安慰了这位将死的工人战友，随后又把烈士的遗体掩埋好后，便与勤务兵小于继续追赶先头部队。他俩走到一个山湾时，李立三看见树丛里有些红果子，便说要采些野果带着充饥解渴，小于不让他去，李立三说：“你脚上都是泡，就在这里先歇歇吧。”
说完就走了。结果等了好一会，不见回来，远处还响起了枪声。小于慌慌地大声喊叫着去找，结果看见红红的鲜果撒满一地，地上还有一摊血迹。这时，其他一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峭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悬崖壁上的一棵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顶上看了半天，虽看不清那尸体的脸，但衣服却与李立三穿得一模一样。不用说，肯定是李处长了……
小于把情况说完，周恩来皱眉问道：“这么说，李处长是被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摇摇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游勇。”
贺龙讲完，谁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沉痛地说：“我们党又失去一位好同志啊。”他又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若有所思地说：“立三同志捡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那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和病故的其他同志。由于一时找不到李立三等人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
周恩来又一次为李立三主持追悼会（上次在巴黎），并以悲怆的语调为“英勇牺牲”的李立三致悼词。正当大家悲痛之时，不知谁惊喊了一声：“李处长回来了！”大家一看，果然是李立三走进了追悼会会场。他又黑又瘦，后面还带了10多个人。
周恩来一看，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的胳膊，高兴地说：“立三，以为你牺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嫌我脾气糙，马克思也说我去得太早，都不收，我就又回来啦。”
原来，李立三还真像贺龙分析的是遇到了土匪，只不过土匪头子没把李立三怎么样，反而一上去就被李立三打死了，那地上的血迹和那具尸体就是那个土匪头儿的。后来李立三被其他喽啰劫持，一路上慢慢摸清了土匪的底细，也都是穷苦人被逼上梁山的。于是李立三便充分发挥了一个宣传鼓动家的非凡本领，几番连哄带劝，游说鼓动，不仅自己性命无忧，还把这些小土匪动员来参加了起义军。他身后跟着的那10多个人正是这伙人。
之十、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指令 李立三离开军队前往香港
9月24日，起义部队占领汕头，这里是预定的临时首都，准备在这里大展鸿图。周恩来撤掉了原警察局长许光英的职，同时任命李立三为汕头警察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
这时张太雷受中共中央的委派由香港潜来汕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决定，开始着手建立中共南方局并与前委一起研究和计划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
10月4日，李立三与张国焘、贺昌、×××等4人，奉中央之命回上海，因而脱离起义部队。在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向导的带领下，换上由向导准备的便装，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出发。直到次日中午才抵达海滨市镇“甲子港”。在向导的安排下，10月5日晚10时登上了雇来的渔船，驶往香港。
据1927年10月9 日张国焘从香港写给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中称：“弟与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彭湃、 平山等均于7号来陆丰等处，陆续逃至香港，太雷、绮园诸兄， 先弟一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险；恩来、希夷诸兄，尚在军中。”
在李立三到香港以前，身为南方局书记的张太雷，于行军途中，1927年9月29日在汕头给党中央写信报告：“南方局昨天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入李立三及恽代英，以绮园做秘书，请批准。”因此，李立三到香港不久，10月15日左右即参加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并就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发言。随后，据此写成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发表在10月30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7期上，文章详细汇报了八一起义和南征的起因、发生和失败的全过程，总结了这次起义在政治、军事、土地革命政策、劳动保护政策、财政政策、镇压反动派、宣传工作、工农运动、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和阻止南昌起义、反对土地革命的丑恶行径。这是一篇有关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八七会议”后的李立三
八一南昌起义后第七天，党中央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汉口鄱阳街139号，是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俄国人顾问洛蜀莫娃的住地）召开了“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1人，邓小平是党中央的秘书，为主要工作人员。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却因在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未能参加。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议程3项：①共产国际代表报告，指出过去存在的错误，提出新的路线；②不是常委的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③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改组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首先由罗明那兹提出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7人的建议名单。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讨论中，蔡和森、李维汉提出毛泽东应参加政治局。经投票表决，按得票多少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由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瞿秋白强调不断举行工农武装暴动，为“左”倾错误种下了病根。
8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广东省委（张太雷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南方局由张国焘（任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7人组成，机关设在香港。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由于多数成员是南昌起义军南下领导人，故中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3人组成临时南方局。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开会，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
9月28日，张太雷在汕头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增加李立三为南方局委员。
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改组了南方局，由张太雷担任南方局书记，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会议通过了第14号通告。
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指出：关于溃散之同志……现尚在前敌（委员会）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的，须一律设法回沪。
10月23日，中央给广东的信称，张太雷已到，定于11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广东通知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中央还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归广东省委指挥。
遵照中央的通知，李立三于10月底由香港赶到上海。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写道：
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内发生派性斗争，蔡和森同志公开鼓动成立左派小组，我反对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又不完全同意由瞿秋白同志领导的政治局……由香港到上海后，中央决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因准备出国，所以此间没有参加中央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
共产国际把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此，它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模式，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历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按照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中国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不断革命论”。
11月8、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会议作报告，认为中国革命潮流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任务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通过了由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对全国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本来，那个时候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六万锐减至一万多人。而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不承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会议，还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全部成员以警告处分（张国焘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
因此，李立三与张国焘就住在中央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罗明那兹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而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的任务，就交给了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了。
11月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导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到破坏。
李维汉曾经写道：中央11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使“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