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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曾经写道：中央11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广州暴动”问题上……中央扩大会议后几天，中央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决定了广东暴动的计划。
根据中央的决定，12月11日凌晨2时半，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终于发动了广州起义，一举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早上6时，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联合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但苏维埃只存在了两天。12日下午，珠江河南岸的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分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下午2时，张太雷在西瓜园指挥战斗中，遭敌人伏击，身中三枪，壮烈牺牲。为保存起义有生力量，13日，起义指挥部决定撤出广州市区。国民党反动派于13日下午重占广州。在此后的五六天时间内，有2000多人被捕，惨遭拷问；共有5700多名工农兵士遭到杀害。苏联领事馆5人全部被捕，副领事哈兹斯也被杀害。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布与苏联绝交，下令撤销苏联在国民党区域内的苏联领事馆及商务代办处，停止苏联国营企业，缉捕苏联共产党人，驱逐一切苏联人员出境。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终于失败。
15日，共产国际发表了《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这次广州起义，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
尽管起义已经失败，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4日又发出了第23号通告，指示广东省委：“在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势力结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
三、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
1927年12月15日，中央常委决定派李立三、阮啸仙即赴广东，让李立三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省委常委指导工作，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重建省委，恢复广东全省党的工作。
中央要求李立三贯彻执行中央11月扩大会议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暴动”，“洗刷机会主义遗毒”和“党的干部工人化”。这实质上是继续搞冒险主义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和以“干部工人化”为口号改造各级党组织。这是李立三去广东前，瞿秋白中央交给他的基本工作方针。
李立三接受中央委派后，携着妻子李崇善，化装成一位富商，于12月20日抵达香港。当天晚上就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临时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广东各项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李立三于21日写信报告中央：省委认为中央指示的“广州暴动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而不是最后一幕”非常正确。因此，除了暴动没有出路。省委反对任何失败观念。鉴于原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已牺牲，此时在港只有一名省委书记，因此，会议决定暂时增加3人，以张善铭代理省委书记（另二人不详），李立三则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常委指导省委工作，俟1928年1月1日召集省委全体会议时再行改组。这是李立三到香港后，以广东省委名义向中央写的第一个报告。
22日，广东省委就东江暴动总策略致信东委，指示他们即刻执行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割据的计划，向惠州发展转向海陆丰周围蔓延……并派大批海陆丰农民到各县去指导、帮助农民暴动。同时指示，海陆丰政权对小商人要采取和缓政策，等等。
广州起义失败后，敌人在广州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在此紧急关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干部和工人赤卫队员，纷纷逃到香港。他们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一直在广州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陷于反革命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亲眼看到了同志被杀的惨状。因此，他们对起义的指挥机关有很大的意见，纷纷找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有的甚至说他们被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当做傻瓜，受了愚弄。李立三到香港后，很快就陷于这些脱险同志的包围之中，反复听到同志们的倾诉，也了解了很多情况。所以，在李立三到达香港一星期后，即12月28日，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任务的报告”。
这个报告首先分十二个方面报告了“现在各方的情形”， 说在反革命疯狂反扑下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党的“指导机关大多数还是旧的知识分子，七个巡视员没有一个是工人同志……执行起来便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方法。”“全是一种旧的军事投机，命令农军去打，群众全未起来。”李立三在谈到现在的策略和今后的工作时根据中央11月会议精神强调“现在广东客观的情形，革命仍是高潮，所以决定继续暴动之策略。”但是在具体工作部署上，显然是吸取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他提出“第一步在西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报告在谈到广州暴动的问题时提出了4点批评：
1．暴动时不但未尽力发动群众并且阻止煽动群众的工作，因恐加紧军事当局的注意，破坏暴动的计划。因此，可以看出这次还是单以军队做中心，还不是真正群众的暴动。
2．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在暴动时一切当时的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当时指挥机关不肯发兵去东山，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
3．全未执行没收一切政府及反动派财产的政策，（我们）抓住广州政权，但总指挥机关几乎没有买菜钱。
4．退走时极为慌乱，全未通知各处（除教导团外），许多负责同志都不知道，工人更不用说，所以反革命军队到了，赤卫队未退出街市，因此被杀者达数千人之多。
李立三对广州暴动提出的这几点批评，反映了一部分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实际情况，表现了他敢说真话的特色。
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广东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黄平作了广州暴动问题的报告。一些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由于对广州起义指挥机关的不满，会议一开始就对具体指挥起义的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罗登贤、沈青、王强亚等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认为暴动委员会的二把手黄平应对导致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最重大的责任。要他对张太雷的牺牲负责，对在撤退时没有计划、没有设法通知各负责同志，造成重大牺牲负责。有人甚至提出要枪毙黄平。
李立三作为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冷静地引导大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陷于这种偏激情绪之中，所以通过了《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首先肯定了“暴动的意义”“是代表全国工农群众革命的情绪，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一幕。”“此次暴动，表现工人阶级伟大的力量”，“居然在几点钟内，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占据一切军政财政机关”，“必然使全省全国的工农群众都增加了不少自信心和勇气，更加兴奋起来为推翻统治阶级政权而争斗。”“使工人阶级在农民群众的影响更加扩大，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更加巩固。”但是，这个决议在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时，用了大量的篇幅追究暴动最高指导机关的责任，指责“当时指导机关完全是军事投机的方法，如偏重军事，不注意发动群众，不注意党的组织等”。决议最后仿照中央11月扩大会议的做法，执行“政治纪律”，对起义领导人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叶挺、徐光英、雷荣朴等9人，分别给予开除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
会议还通过了《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提出了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农村领导农民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继续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会议最后选出了新的省委，由李立三任书记
常委：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罗登贤、王强亚、黄谦。
军委：张善铭（1月中旬，张善铭调任江北特委书记，军委由李立三代理）
中共广东省委将1月1日至5日全体会议讨论广州起义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详细报告了“此次会议中，广州暴动问题成了讨论中心，费时最久……到会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很严格的批评，一扫过去党内敷衍情面的状态，结果因当时指导机关负责同志犯了莫大错误，都予以严重的处分”等情况。其中有6名省委委员、中央委员的处分，请中央批准。另外，有“许多重大问题……由××（即沈宝同）同志面述。”
会议决定，派沈宝同携带文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会后，调整和健全了各地特（市）委组织，还先后成立了潮梅特委、江门市委和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特委，使各地的党组织得以恢复重建起来。
四、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与中央的意见分歧
差不多在同时，1月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总结了广州暴动问题，并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这份文件指出：“广州苏维埃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中国新兴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
1月4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暴动是全省总暴动的开始，广州失陷，全省总暴动的进行当益 。”要求李立三迅速开展全省的暴动。指出“在各县暴动的先后发动期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扩大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中央认为现时海陆丰宜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除掉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进行和布置深入海陆丰工农兵群众外，”还应“东向惠来、普宁，北向兴宁、五华，西向紫金、惠州，谋广宽的发展。”
1月5日，广州起义失败后退散出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迅速开赴集结到达海陆丰地区，县城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彭湃发表了演说。
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广东省委的信。根据时间推断，中央的信发出之时，肯定还没有收到或看到李立三领导的新广东省委于1月1日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中央的信指示说：“中央根据国际代表自广州参加暴动回来的报告，通过了一个议案大纲，现在这个大纲特发给各级党部讨论。惟有一声明：根据广州暴动事实，中央、广东省委以及各级党部均保留一个批评权，因为国际代表所根据的事实不是全部，因此，中央极望省委速将广州暴动的材料及省委扩大会议结论寄来中央，以便作决议的补充。”这封信针对李立三12月28日报告中关于农民起义包围广州的设想，强调中心城市和工人起义的重要性，说“广州市的恢复工作十二分重要，省委须以全力促其成，没有广州工人暴动的再起，广东全省暴动是汇合不起来的。”很明显，这表明当时党中央有些“担心”李立三要离开“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了。
1月上旬，广东省委就省委会议连着发了两个通告。第一号是向全省党员通告省委会议的经过，指出省委在领导这次暴动中，在策略上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军事投机，只看见军队、农军、土匪等武装力量，没有看见群众力量，并提出改造党：一是增加工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来，改变知识分子包办；二是实现党内民主，决定在1月15日前各县须彻底改组，从支部一直到县委。第二号通告是将省委全体会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和讨论经过印发全党，要求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了解其意义和教训，并在工农群众中宣传，要求讨论省委决议，无论同意或反对，均可写成文章在省委通讯上发表。
1月16日，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1月3日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对中央指出的暴动指导思想及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