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和领袖人物，李立三就是其中的一个；
血气方刚的他，在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蔡和森的意见不合，并未影响他脱颖而出，
成为留法学生的青年领袖……
一、跨海求学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其他47名赴法学生，登上了博多斯号轮船。轮船从上海起锚出海，李立三义无反顾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立三一行，在大海中颠簸了40多个日日夜夜，于1919年11月12日抵达法国巴黎。由于他们的语言没有过关，随即先进蒙达尼学校补习法语。
初到法国的李立三，感觉一切都很新鲜，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表露了他要“唤醒可怜的同胞”、“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的凌云壮志：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
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也到过黄浦江头，
也到过潇湘水滨，
也到过幽燕，
也到过洞庭。
今又吹我到西天来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气，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钟，
唤醒可怜的同胞，
惊起他们的酣梦。
鼓荡雄风，
振作精神，
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作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
此时的李立三，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创造自由的新世界”！因此，他一面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并到三侠孟一家纺织厂和钢铁厂做工，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其师傅（一名法国共产党党员）的帮助下，参加了由法国共产党组织的一次大罢工，第一次受到革命的阶级教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李立三学习很刻苦，仅几个月时间，就能阅读一般的法文报纸了。他特别喜欢读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
青年时代的李立三是个性格十分外露的人。他天性好动，因此每有体育活动总是少不了他。他性格直爽，襟怀开阔，雷厉风行。就连读书这样的事，他都显得与众不同。比如他要是得到一本好书，总喜欢一口气看到结尾。据友人对他的回忆说，一次，李立三从同学处借到一本《资本论》，简直如获至宝，书一到手，他就把自己“钉”在房子里，独自蹲在一旁，“啃”得津津有味，谁也别想叫动他。
李立三对旧世界有着强烈的憎恨，因之他思想活跃，善于讲话，非常喜欢谈论和争辩政治问题。据当年《时事新报》记载，1920年4月下旬，时逢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在法国同学以“群策群力争回山东主权”为主题，召开欢迎新到法国的同学大会，到会的有巴黎同学及各地来的代表百余人。欢迎大会由李圣章主持，报告开会理由，继由书记周览详述该会一年来之经过，随后请来宾演说。
首先由北京大学的许德珩登台，报告国内最近情形，谈及政府听命日本，压迫国民诸罪状，闻者无不痛愤切齿，大呼“誓除国贼”。
次由湖南勤工俭学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年约40岁）演说：吾国丁兹时局，危险已极，欲图自存，惟有实行国民外交，要求同情于欧美各国之真正了解正义人道者，合世界善类之力，以推倒武力侵略之强权国家，然后可以转危为安。
紧接着，血气方刚，年仅20岁的李隆郅（立三），也上台演讲。他除了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表达爱国热情外，还主张把爱国运动和当前的学习结合起来，提出共同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以“发表中国之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
李立三那“粗暴夸大的性情”，“毛茸茸的像一条小‘大虫’”，在旅法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同学们在房子里谈起灾难深重的祖国时，谁一提到反动军阀，他会立即挥动拳头：“推翻”！谁一谈起无耻政客，他会摆动胳膊：“打倒”！谁一讲到卖国贼和反动派，他会高声喊道：“杀掉！”这一方面反映出李立三为人坦率直爽、胸怀开阔急躁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旧世界强烈的憎恨，与反动统治阶级势不两立的态度。“推翻！”“打倒！”“杀掉！”这六个字，成为李立三的口头禅，被同学们称誉为“李隆郅的英雄气概”。
李立三早年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因此和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关系密切，而同蔡和森等人比较疏远。但时间很短，在他读了较多的法共报纸和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他坚决相信照十月革命的干法，把军阀政府砸它个稀巴烂，中国革命很快就成功了。
思想的飞跃带来行动的坚决。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李立三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实践道路。1940年，他在《自述》中回忆自己在法国期间的革命活动时写道：“1920年底，我和赵世炎、鲁易、刘伯坚、袁庆云等人一起组织了留法中国工人学生中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二、与蔡和森的首次意见不合
1920年，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秋后总数已达1600多人，另外还有在法华工10多万人。这时，战后的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这么多的留法学生和华工在法国寻找工作十分困难。面对此种形势，1920年12月31日，李立三、王良输、吴明、杨洵、赵世炎、罗汉等22位相好的朋友，经过几番讨论，联名给“法兰西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全体执事先生”写出了一封长信。
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声浪，哄传了一年多，实际的经过以及现状，到底怎样，向来没有系统的记载，就有，也只是些片断的新闻。”“时机逼迫我们到了现在，令我们不得不想披肝沥胆，坦然一吐。”“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对于现状太含糊，也不要因恐怖而生悲观。”他们列举了勤工俭学生的种种困难处境，“到法国同学已经千五、六百人了，除四百上下现在做工，其余在学校补习法文或是住巴黎等候工作。”他们还提出了解救的办法，建议：“①工业学校交涉开特别预备班；②工厂交涉特别学习部；③限制国内未来（法国）的同学。”
在大批学生寻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中国驻法大使馆对学生的生活毫不过问。而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于1921年1月12日和16日两次发出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至二月底止，以后概不发给维持费。这一“宣布”从经济上断绝对勤工俭学生的接济，使学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广大勤工俭学生顿时面临着能否坚持以及如何坚持下去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中复分两派，一主张继续要求政府津贴，一主张要求华法教育会再担任找工……现两派日寄传单于各处，互相攻诘。”
在蒙达尼的中国学生大多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理由便是工作的困难。于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发起了求学运动，想通过组织学生示威运动来强迫中国官僚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蔡和森认为，当时勤工俭学生的实际困难，说明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勤工所得不能达到俭学的目的” 。他认为，勤工俭学也是没有必要的，做工只是替资本家增加几个金钱奴隶，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他们中有的还公开宣告了勤工俭学的“死刑”，并于1921年1月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讲了上述观点，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运动，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迫使北京政府每月给每个勤工俭学生发放400法郎津贴，使到法的学生能继续学习下去。
这时，在三侠孟工厂做工的李立三，却不同意蔡和森的意见。他认为应该争取继续勤工俭学，到工厂做工同样能学习。因为要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可以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可为将来革命培养干部。
根据这些看法，李立三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署名佐夫，寄给了《旅欧周报》，但他们不敢登。因为，当时大部分同学是拥护蔡和森的主张的。李立三便又写信催促报社，并且表示：如果不登，则请把稿子寄回来。几天以后，李立三的这篇文章终于发表在《旅欧周刊》第67号上了。
李立三公开发表的文章对蔡和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蒙达尼（的）同学宣告勤工俭学“死刑”的意见，“触目惊心”、“最可骇怪”。勤工俭学的目的应为“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以促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携手为主要目的的勤工俭学活动，应该坚持下去。李立三认为，找工困难只是暂时现象，只要“勤工俭学者自家猛省”，丢掉“精神上虚荣主义之蒙蔽”，克服“惰于劳动的恶习”，勤工俭学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而那种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达到读书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聊的”。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此时的李立三，已完全抛弃了过去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曾经相信过的工读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缺乏参加工厂劳动和工人相结合的机会，又受封建主义严重束缚，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条件。因此，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可以很方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华工相结合，促成工人的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准备中国革命的干部。
文章发表后，徐特立看到后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表示赞成李立三的主张。几天后李立三又收到赵世炎写来的信，也表示同意他的主张，并说要见他。当时，李立三和鲁其昌、黄齐生、徐特立等人住在三侠孟，赵世炎、罗汉等人住在三得建。没过几天赵世炎便如约来见李立三。见面后，他们谈得极为投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
李立三的主张还得到刘伯坚、刘伯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人的支持，纷纷站到坚持勤工俭学这方面来。这样，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就自然地分裂成以蔡和森与以李立三为首的对立两派。
这两派的主要代表如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两个主义和两条路线的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导致了组织上的分离，所以，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没有参加史称“二二八”事件的示威运动。
三、因故不参加 “二二八”运动
随着停发维持费日期的临近，学生们大起恐慌，纷纷往使馆请求设法维持。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连续发电给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并各省督军、省长，报告学生困难情形，请速汇款救济。二月下旬，北京政府复电称：“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
公使馆向学生宣布政府回电内容后，主张勤工的一派学生，当然没什么反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希求政府津贴有什么着落，他们关心和努力的，就是在极力向各机关交涉“觅工”，争取多得些“位置”。而反对做工的一派学生在得知政府回电消息后，知道维持费肯定是难望继续了，便认定若再不直接行动，不可能达到任何要求。于是，便有了“二二八”运动。
2月28日，“求学派”学生400多人集合于中国驻法使馆，要求每月给学费400法郎，以4年为期（因此，也有人称之为“44”运动），公使不允，学生不散。至午后，陈箓偕留学生监督高鲁，往大众聚集之公园当众演说。学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400法郎之请，将其围住。“双方争执，陈退回使馆，众尾之，突有法国警察向前解散，是盖国内政府与驻法公使之故智也。幸留法学生谨训，虽以生死当头之面包问题，犹能从容退让，随驱随散，未至流血……代表在使馆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挟之出，至警署告以：‘此（乃）贵国公使指令也，无我等事，君等可归寓矣！’学生方面主张‘勤工’者，当然愈坚其主张，广布其意见，冀得多数同情者，以坚‘勤工神圣’之壁垒。”
李维汉曾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
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